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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女子占多数的地方，倘若她们想要结婚，那么她们就得花费较多的力气和心思。在男子占多数的地方，他们往往采用更利索的方法，如使用手枪。这很自然，因为大多数男子最经常地处于文明的边缘。如果有一场瘟疫只让男子逃脱而使他们在英国成为多数，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也许又得恢复往日殷勤而又豪侠的风度。
为成功地培育孩子而做出的努力和花费的精力，大概没人会否认。
那些信奉舍弃和被误称为“精神至上”的生命观的国家，其婴儿死亡率就很高。不依靠世俗的职业，就不可能获得这些东西：药物、卫生、无菌操作、适当的食物等，它们需要有对付物质环境的力量与智慧。凡把物质视作幻象的人，对灰尘也有同样的看法，而结果却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只要一个人的欲望不曾泯灭，那么他将以某种权力作为正常和合法的目标。而这种被期待的权力内容依一个人的主导热情而定：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行为的权力；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情感的权力；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思想的权力；有的人希望改变物质环境；有的人想通过掌握知识来获得权力的感觉。每一件大众工作都包含了对某种权力的欲望，除非它仅仅以营私舞弊来发财为目的。
一个因目睹了人类的悲惨而纯粹为他人感到悲痛的人，会渴望能减轻人类的痛苦。对权力完全冷漠的人，只能是那些对同胞毫无感情的人。因此对权力的某种形式的欲望，作为某些人的部分配备可给予承认，原因在于这些人能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而且只要不曾遭到破坏，权力欲的每一种形式都包含了相关的努力形式。
这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或许是老调重弹了。然而西方国家的不少人士在与所谓的“东方智慧”眉来眼去，暗地里偷情，这当口东方却在抛弃它。对上述那些人来说，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成问题，倘若果真是这样，那么老调是值得重弹的了。
不过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舍弃也具有它的作用，而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努力。虽说聪明的人不愿意在可以战胜的厄运面前偃旗息鼓，但他也不愿意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上徒费时间和情感，而且即使这些灾难本身是可以克服的，但要克服它们会消耗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妨碍他追求更为重大的目标，那么他也宁愿屈服。许多人为了一点不遂心的小事便会烦躁不安或者大发雷霆，这样便虚掷了许多有用的精力。即便在追求真正重要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应该让感情陷得太深，以致可能出现的失败的想法将长久地威胁心灵的宁静。基督教训导人们顺从上帝的意志，使那些不接受这一说教的人，在其活动中也应贯穿某种信仰。
在实际工作中，效率与我们倾注于这件工作的感情并不相称。说实在的，感情有时倒是效率的绊脚石。适宜的态度是：尽心尽力，而将结局留给命运。舍弃有两种：一种源于绝望；一种源于不可征服的希望。前者是不好的，后者是好的。一个遭受了彻底失败而对重大成就失去了希望的人，可能学会绝望的舍弃，如果他真的学会了，他便会抛弃所有的重要活动。他可能相信宗教词句或苦思冥想才是人类真正目标这一邪说，以掩饰他的绝望。然而不管他使用何种伪装来隐匿他内心的失败，归根结底他是无用的和不幸福的。
而将舍弃建立在不可征服的希望之上的人，则做得完全不一样。不可征服的希望一定是非常庞大而非个人的。不管我个人的活动是什么，我可能败于死亡或某些疾患；我可能被对手击败；我可能发觉自己走上了一条愚蠢的、不可能成功的道路。在成百上千种情形下，纯属个人希望的破灭将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如果个人的目标只是人类的伟大希望的一部分时，那么个人希望的破灭就不会是彻底的失败。
一个期待有伟大发现的科学家可能会失败，或因头部被击而不得不放弃工作，但如果他由衷地渴望科学的进步，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贡献，那么他便不会像一个纯粹为了自己的研究那样的研究者一样感到绝望。那些为极迫切的改革而奔波的人，可能会发觉他的一切奋斗都被战争挤到了一边，并且可能被迫认识到他为之工作的事业不可能在他生前有所成就。然而他不必为此而绝望，只要他关切着人类的前途，而不仅仅惦记着自己能否参与。
上面所说的舍弃都是最难的。另外还有一些舍弃，做起来比较容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次要的目标受到了阻碍，而人生的大目标依旧展示了成功的前景。例如，一个从事重要工作的人，倘若因婚姻不美满而心神不定，那么他就是不能在该舍弃处舍弃。倘若他的工作真是让他神魂颠倒，那么他就应该将这类偶遇的麻烦当作潮湿的空气一样，谁要是对这等麻烦小题大做，那真是愚不可及。
焦虑、烦躁、恼怒，都派不上用场。那些强烈地感到这些情绪的人，或许会说他们无法克服这类情绪，而我也不知道，除了我们在前文说及的那一根本的舍弃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克服它们的。集中精力于实现伟大的、非个人的希望，不仅能使一个人承受个人工作的失败，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且也使他在耽误了火车或将雨伞掉在污泥中时做到不焦不躁。如果他生性暴躁，那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疗法。
一个摆脱烦恼奴役的人，将发觉生活远比他一直生气的时候愉快。熟人们的怪癖，原先委实让他感到厌恶，现在只觉得有趣。当某人第347次讲述火地岛上那位主教的轶事时，他以留神次数的记录来自娱，而不想以自己对故事一无所获去转移对方的话题。在他赶早班火车的匆忙间，鞋带断了，他适可而止地咕哝了一下，之后他想到在遥远的宇宙史中这件微末之事毕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重要性。他求婚时为一个令人厌烦的邻居的来访所打断，这时他会想到所有的人都可能遇上这一不幸。
依靠奇特的比喻和怪异的类比，人们可以无限地从小小的不幸中找到安慰。就我想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幅图画，一旦有什么东西像是要来糟蹋这幅画时，主人便会恼怒起来。最佳疗法是不要只有一幅，而要有整个画廊，遇到什么情形便挑选什么图画。倘若画面中有一些是可笑的，那再妙不过了。
将自己看成是悲剧中高尚的英雄是不明智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应该永远把自己当作喜剧中的小丑，那更令人作呕生厌。审时度势地选择适宜的角色需要一点机智乖巧。当然，如果你能忘却自身而不扮演任何角色，那实在令人钦佩和羡慕。不过，倘若扮演角色已成了第二天性，那么你应想到你是在演出全部的节目，所以要避免单调。
许多积极而又活跃的人认为一丁点儿舍弃、一丝幽默，便会损耗他们工作的精力，摧毁他们获得成功的决心。照我看来，他们想错了。凡值得做的工作，就是那些不以工作的重要性或一蹴而就来蒙骗自己的人也可以胜任。而那些只有靠了自欺才能工作的人，最好在开始前先学习如何接受真理，过后再继续其事业，因为靠骗人的鬼话来支撑的需要，或早或迟会使他们的工作变得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与其做有害之事，不如什么也不干。
世上有益的工作，一半是用来对付有害的工作的。花少许时间用于学会鉴别事实，这不是浪费时间，这可让日后所做的工作便不大可能是有害的。而那些需要自我的一贯膨胀来刺激其精力的人，他们做的工作就不一样了。
某种舍弃包含了当事人直面自己真相的意愿，这种舍弃，虽然最初令人痛苦，但最终给予你一种保护，使你免遭自欺者常有的失望和幻灭。没有什么比你天天都竭力去相信某些事情，而它们却天天变得更不可信那样，更令人疲倦，久而久之更是令人恼怒。舍弃这种努力，是获得牢固而又持久幸福的必要条件。
五、人的不幸
动物只要不患病，吃得饱，便是幸福快乐的了。人呢，本来也应该这样，但在现代世界上却并非如此，至少有许多人是不幸福的。如果你不幸福，或许你就会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例外。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么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又有几个是幸福的？
在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回顾之后，你可以让自己学习观察人的情绪的艺术，使自己更善于感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们的各种情绪。
八、九世纪时，英国诗人、版画家布莱克说：
我见过的一张张脸上，
显出斑斑懦弱，点点哀怨。
尽管不幸的形式各种各样，但是你不难发现处处都会遇到它。现在我们假定你在最典型、最摩登的大都市纽约城里，上班时间你站在一条繁忙的大街上，或是周末站在通衢大道上，或是晚上去出席一场舞会，你把自我从心灵里完全排除，让周围陌生人的个性一一进入你的眼底。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烦恼。在赶着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虑不安、精神过度集中、消化不良、那种除了生存斗争对一切缺乏兴趣的态度、游戏娱乐兴致殆尽，以及对人类同伴的冷漠无情。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在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素质。当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为促进人的幸福而在社会制度方面需要进行的改革，我以前已有著述。在本书中我不打算就战争、经济剥削、棍棒恐吓教育的废除等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的文明时代极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寻找一种没有战争的制度。但是，人类是如此的不幸，以至于互相残杀比起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反倒显得不那么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制度也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机器生产是为了增进那些最为需要的人们的利益，防止永久性的贫困是必要的，那么连富人们都是痛苦不幸的，使所有的人变富又有什么意义呢？棍棒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那些人自己就是这类热情的奴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施予其他形式的教育的。
以上这些思考使我们想到这一与个人有关的问题：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此时此地，怎样来获得个人幸福呢？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类人身上，他们没有经受过来自外部的巨大痛苦。我假定他有足够的收入解决温饱和住宿问题，身体健康问题，能够从事各项普通的活动。我不考虑这样一类巨大的灾难，如儿辈尽亡或当众受辱等。这类事件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它们的确也很重要，但是同我下面要说的事情比较起来，它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我是想提出一种对文明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遭受的日常不幸进行医治的处方，这种不幸由于没有明显的外部原因，看起来几乎无法加以回避，因而使人更不堪忍受。
我认为，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世界的错误看法、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结果导致了对那些可能获得的事物的天然热情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正是人和动物的一切幸福、快乐最终所依赖的。这些事物的获得本在个人能力范围之内，我因而提出这样一些转变方法，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道，便能通过这些转变得到幸福。
对我所要提倡的哲学的介绍，或许最好从我的简要自传开始。
我生来并不幸福。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圣歌是：“对尘世觉得厌倦，我肩头重负罪孽。”我5岁时，曾这么想过，要是我活到17岁，那我到现在才忍受了我全部生命的1/4，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漫长厌倦、无聊的生涯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到了青春期，我痛恨生活，一直在自尽的边缘徘徊，而我之所以最终没有自尽，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
现在，相反地，我热爱生活。几乎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一年年地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发现了什么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而且逐渐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成功地摒弃了某些原先向往的目标，因为，实际上我不可能得到它们。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专注。
像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有过这么一种习惯，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我在自己眼中是一个可怜的怪人。后来，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及自己的不足之处不加关心，我把自己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去，如世界大事、种学科知识、我所喜爱的人等。
的确，对外界事物的种种兴趣，也有可能带来各自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投入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可能再也难以获得；朋友可能会离我而去。但是，这些痛苦不会像那些由于对自我的厌恶而产生的痛苦那样————毁灭生活的本质方面。而每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一兴趣依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厌倦和无聊意识的产生。对自我的兴趣则相反，它不会激起进取性的活动。这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进行心理分析，或者是去当个僧侣。但是，僧侣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他忘却了自己，找回灵魂以后，才会得到幸福。他由宗教而得到的幸福，其实从清道夫这一行业中也可以得到，只要他一直坚守在这一岗位上。对那些自我专注过于严重，用其他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
自我专注有多种形式。其中最普通的有罪人、自恋者和夸大狂三种形式。
在我说到“罪人”时，我并不是指犯了罪的人。根据对这一词语的不同解释，既可认为人人都犯罪，也可说谁都没有犯罪。我指的是这样一种人，其精神专注在犯罪意识中。他始终在责难着自己，如果他信教的话，就会把这解释为上帝的旨意。他对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有一定的想法和要求，而这与他所了解的实际的自我总是相矛盾的。如果他在有意识思维里早就抛弃了他在母亲膝下时学得的那些道德准则，那么犯罪意识或许埋藏于他的潜意识深处，只有在喝醉酒时或睡眠中才浮现出来。但是，这足以使一切事物失去其吸引力了。实际上，他依然接受了在婴儿期学得的所有禁律。
骂人是邪恶的，饮酒是邪恶的，做生意精明是邪恶的，尤其，性是邪恶的。当然，他并没有禁止自己去享受这些快乐。但是，这一切在他的思想中都受到了毒化，他感到自己由此而堕落了。他全身心去追求的一种快乐是受到母亲的亲切抚爱，他在儿童时代的这一经历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这种快乐如今再也享受不到了，他便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既然他总是要犯罪的，干脆深陷到罪恶中去吧。
在他谈恋爱时，他在寻求着母性的温柔，但是又不能接受这种温柔，因为母亲形象的存在，使他对任何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不可能产生尊重。于是在失望中，他变得冷酷了。然而，后悔自己的冷酷，又重新开始了一轮想象中的犯罪和真诚的悔恨意识交替的过程。
这就是许多表面上死硬的放荡者的心理。使他们走上歧途的，是对难以企及的目标（母亲或母亲替代者）的忠诚献身，以及童年时代受到的可笑的伦理准则的灌输教诲。对这些母性“贞洁”的牺牲者来说，走向幸福的第一步是摆脱早期信仰和情爱观的统治。
自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习惯的犯罪意识的反面：它包括对自我的羡慕和希望被人羡慕的习惯。当然，某种程度的自恋是正常的，也不必为之哀叹，只是在发展过头时，才成了一种邪恶。
有许多女人，尤其是富裕阶层的女人，她们身上爱的能力已经完全干涸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么一种强烈的愿望，即所有的男人都应该爱自己。当这种女人确信某一个男人爱她时，她便觉得他对自己不再有用了。男人方面也有这种情况，不过数量要少一些。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危险的私通》中的主角凡尔芒，由于诱奸被杀死。这是法国18世纪作家比埃尔·肖戴乐·德拉克洛写的书信体小说中的主人公。
当虚荣达到这种程度时，就不可能对其他任何人产生真正的兴趣，因此也不可能从爱情中得到真正的满足，而在其他方面的兴趣则会更快地低落下去。例如，一个自恋者为人们对大画家们的崇敬所激励，可能会去当一个美术专业学生。但是，对他来说，绘画不过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绘画技巧从未使他真正产生兴趣，除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以外，他看不到任何别的主题。其结果是失败与失望，而不是期望中的获得人们的奉承与赞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小说家身上，在他们的小说总是把自己作为理想的英雄。任何劳动的真正的成功，有赖于对这一劳动的对象真正的兴趣。那些成功的政治家们的最终悲剧就在于，他们以前对社区活动和主张措施等的兴趣，逐渐为自恋情绪所替代。
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称赞的，人们不会这样去对待他。因此，如果一个人对这个世界唯一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应该对他表示敬慕，那么他是不大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即使他达到目标，他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从来都不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对自己加以人为限制的自恋者，恰如一个为犯罪意识所压抑的人一样。原始人可能会为自己是个优秀猎手而自豪，但是他也喜爱狩猎活动本身。
虚荣心在过了某一极点后，就会因为其本身而毁掉参加任何活动的乐趣，因而必然导致倦怠和厌烦。其根源便是自信心的缺乏，疗法则在于培养自尊。但是，这只有通过在所感兴趣的活动中的成功中才能达到。
夸大狂与自恋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希望自己有权势威严而不是可爱媚人，企求为人所畏惧而不是为其所爱。许多疯子和历史上的多数伟人均属这一类型。
权力欲同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有在它极度膨胀，或是与不真实的现实感连在一起时，才变得令人可叹。这时候，它就会使一个人不幸福，或是显得愚笨，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自以为头上戴着皇冠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幸福的，但这种幸福是任何精神健全的人都不会去嫉妒的。公元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心理上与疯子属同一类型。他生前征服了当时欧洲人已知世界的绝大部分，死时才33岁，只是他具有实现疯子的梦想的才能。但是，他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这一梦想随着他战绩的扩大而无限膨胀。当他知道自己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时，他便自命为上帝。
他是个幸福的人吗？他的嗜酒如命、他的狂躁脾气、他对女人的冷漠无情、他的封神称帝，都表明他并不幸福。
为了扶植人性中的某一部分而以牺牲其他部分为代价，或是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为了个人自我的伟大高贵而创造出来的，那是不可能得到最终的满足的。
一般来说，夸大狂，无论是精神错乱的还是较为健全的，多为过分的羞辱受屈所致。拿破仑在求学时代曾为自卑感所折磨。他的同学大都是贵族子弟，而他出身贫穷，靠奖学金才得以维持学业。在他后来允许那些流亡者归来时，他看见自己以前的同学向他屈膝低首，于是感到得意和满足，真是福乐至极！这又导致他想去征服沙皇以得到同样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却把他送上了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
既然没有人是全能的，一个完全为权力欲所制约的人迟早会碰到那些难以逾越的障碍。要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认识，只有在意识层次强行注入某种形式的精神错乱。当一个人的权力足够大时，他还可以把向他指出这一点的人监禁起来或处以死刑。因此，政治意识和心理分析意识中的压抑是相关联的。当心理分析上的压抑以任何形式出现时，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在适当范围内掌有一定的权力可能会增进幸福，但是如果把它作为生活的唯一目的，那么，它就会给外部世界或人的内心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很显然，不幸福的心理因素多种多样，但是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幸福的人，由于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某些正常的满足，于是就把这种满足看得比其他方面的满足更为重要，一生只朝着这一方面孜孜追求，他仅仅对成功给予更多的、不恰当的重视，而不是对那些与此相关的活动给予重视。
今天，另外一种现象发展得很普遍————一个人可能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于是他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求消遣娱乐、默默无闻。他便成了“快活”的爱好者。这就是说，他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使生活容易忍受。例如，酗酒就是一种暂时的自杀，它所带来的快乐只是消极的，不过是不幸的短暂中止而已。
自恋者和夸大狂相信幸福是能够得到的，尽管他们可能采取错误的手段去攫取它。但是寻求精神麻醉的人，无论以哪种方式，他都已失去了希望，只求默默无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他的第一点就是————幸福是值得去争取的。不幸的人，同失眠的人一样，总是对此表示自豪。或许这种自豪同丢了尾巴的狐狸的态度一样。如果是这样，治疗的方法是向他们指出怎样去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来。
我想，很少有人在看到了通向幸福的道路后，再去存心选择不幸之路的。我不否认这类人的存在，但是肯定为数不多，不会形成气候。因此我假定，诸位读者是愿意幸福而不愿不幸福的。我是否能帮助读者实现这一愿望，不能肯定，但至少我的努力是不会有害处的。
六、英雄的不幸
同历史上许多时代一样，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贤士，他们看穿了以前时代的轰轰烈烈的场面，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活下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幸福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不幸福引以为荣，他们将这归之于宇宙本质，认为这是开明人士唯一可取的理性态度。他们对自己不幸的自豪、夸耀，使得较少世故的人对其真诚表示怀疑，他们以为对痛苦持欣赏态度的人实际上并不痛苦。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些。无疑，这些受难者在他们的优越感和洞察力方面得到了某些补偿，但是这不足以弥补纯朴快活的丧失。
我个人认为，人不快乐是没有什么理性、优越感可言的。贤士只要情势允许，是会感到快乐的，当他发现对宇宙的思考过了某一极限而变得痛苦时，他就会转而考虑其他的问题。这就是我在本节中试图证明的。我想奉劝诸位读者，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理智绝不会禁止人们去获得幸福。不仅如此，我还相信，那些颇为真诚地把自己的悲哀归于宇宙的观点的人是本末倒置了。
事实是，他们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出于某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原因，而这种不幸福便导致他们去思考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那些令人不甚愉快的方面。
对当代美国人来说，我准备讨论的观点，是20世纪中期美国作家、编辑、教师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先生在他写的《现代性情》一书中提出来的；对我们的祖父一辈而言，则是拜伦的观点；对所有时代的人来说，则是《传道书》作者提出的观点。
克鲁奇先生说：“我们的事业是必将失败的事业，在宇宙世界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因为成为人而感到遗憾。我们宁愿作为人死去，而不愿像动物那样活着。”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这样写道：
当早日思想的光芒在情感的隐隐腐朽中渐渐衰落，这世界给予的快乐没有一个能像它带走的一般快活。
《传道书》的作者这样说道：
我羡慕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比活着的人幸福多了。
但是，那未出生，未曾看见过这世上所发生的不公正的事的人，比上述两种人都幸运。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在回顾了生活的乐趣、快活后，都得出了忧伤、抑郁的结论。克鲁奇先生生活在纽约城最高层的知识分子圈里；拜伦畅游过赫勒斯滂，古称达达尼尔海峡，有过许多风流韵事；而《传道书》的作者追求的快乐更是多种多样，他饮酒作乐，欣赏音乐；他建造水池，拥有男仆女佣，甚至仆人都在他家里传宗接代。即使在以上种种情况下，他的智慧依然没有丧失。然而他把这一切，甚至智慧，都看作一片空虚。
我决心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识和狂妄，但是，我发现这也是风。
智慧越多，烦恼越深；学问越博，忧虑越重。
连他的智慧似乎都使他恼怒，他想摆脱它，却未能成功。
我自言自语：“来吧！试一试享乐！来享享福！”
可是，这也是空虚。
但智慧仍与他同在。
我心想：“愚蠢人的遭遇也是我的遭遇，我尽管聪明又有什么益处呢？”我的答案是：“没有，一切都是空虚！”
因此，人生对我没有意义；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是使我烦恼。
一切都是空虚，都是风。
对文人来说幸运的是，人们不再读很久以前写下的那些东西了，因为要是他们读了，便会得出结论：不管有人曾发过什么议论，新的书籍的撰述必是空虚。如果我们能表明，《传道书》的教义并不仅仅为贤士所独有，我们就不必为以后出现的表达同样情绪的词句而自扰了。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时，我们必须分清楚情绪与理智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差别。是没有必要同情绪展开争辩的，它会随着某一幸运的事件，或是我们身体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不可能通过争辩而转变。
我自己曾经历过这样的情绪，即感到一切都是空虚，我对这种情绪的摆脱并不是通过任何哲学的手段，而是由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需要促成的。
如果你的孩子病了，你会觉得不高兴，但是你不会感到一切都是空虚，你会觉得孩子的身体复原是件当然要去关心的事，根本不必去考虑人生是否有最终价值这种问题。一个富人可能会，而且常常觉得一切都是空虚的，不过要是他正巧丢了钱，他便会担心下一顿饭就不再空虚了。这种情感是由于自然需要的过分容易满足而产生的。
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对一定量的生存斗争较为适应，而在占有巨大的财富、不需付出任何努力便可满足他的一切奇思妙想时，单是生活中这一努力的缺乏就使他失去了幸福的一个基本因素。一个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他便会这样认为：欲望的实现并没有带来幸福。如果他具有哲学思辨的气质，他便会得出结论：既然具有了自己所要的一切的人并不幸福，那么人生必是可怜不幸的。他忘记了缺乏我们所需要的某些东西，正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关于情绪，我们就谈这些。不过，在《传道书》中，也有理性的探讨————
江河流入大海，
海却不满不溢。
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
前人、往事无人追念。
太阳底下，
由劳碌得来的一切对我也都没有意义。
因我不能把一切留给后人。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些见解用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来表述的话，那就很可能是这样的：人永远在辛勤劳作，物质永远在运动之中，然而没有什么会永远驻留不去，尽管后来的新事物同逝去的旧事物没有什么差异。
一个人死去，他的后嗣收获他的劳动果实；河流奔向大海，但是河水却不允许待在海洋里。如此周而复始，在无尽期、无目的的循环中，人类和世间万物生生死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进步发展，没有永远的成就。如果河流有智慧，就会待在原地止步。撰写《传道书》的所罗门————其实此书并非所罗门所写，这样做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种下果树，让他的儿子来坐享其成了。
但是，如果在另一种情绪下，这一切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天底下没有新事物出现？那怎么解释摩天大厦、航天飞机和政治家们的广播演说？所罗门何曾知道这一切？如果他可以通过无线电收听到希巴皇后从她的领地回去时对臣民们的讲话，那对处在毫无价值的树木池塘间的他不啻是一个安慰？要是他有一个新闻剪报机构向他报告报纸是如何报道他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后宫的舒适安逸、那些同他争论的圣哲们的困窘狼狈相，他还会说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吗？
当然这些事物可能不会完全治愈他的悲观情绪，但是他至少会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克鲁奇先生对我们的时代的抱怨之一便是：天底下的新事物太多了。如果没有新事物是同样令人讨厌的话，那很难说两者都成了使人绝望的真正原因。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江河奔向大海，但是大海却不满不溢，江河来到它们发源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又回来了。以此作为悲观论的根据，于是，便假定这种旅行是不愉快的了。人们夏天来到疗养胜地，然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这并不证明夏天到疗养胜地是无益处的。如果河水有感情的话，它们或许就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欣赏这有冒险性的循环旅行。
至于说到把财物遗给后嗣的痛苦，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继承人的角度看，这显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灾难。认为一切事物都带有悲观的原因也不尽然。如果继之而起的是更坏的事物，那倒还是一个原因，但是如果随之而来的是更美好的事物，那就应该是乐观的理由了。
那么，正如所罗门所认为的，继承的事物同原来的一模一样时，我们又该怎么认识它呢？这不是使整个过程失去意义了吗？当然不是，除非循环的各个阶段本身就是令人痛苦的。
只注视着未来，认为今天的全部意义在于其将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没有局部的价值，也就无所谓整体的价值。生活不应被视为这样一种情景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不幸后，最终以圆满结局作为补偿。我活着，有我的生活，儿子继承了我，他有他的生活，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这一切又有什么悲剧可言？相反，要是我长生不死，那么生活的欢乐最终必定会失去吸引力。代代相继，生活将永葆青春活力。
我在生命之火前烘烤着双手。
火焰低落熄灭，于是我准备离去。
这种态度同对死亡的义愤态度一样是很符合理性的。因此，情绪如要由理智决定的话，那么快乐和绝望都是有相当理由的。
《传道书》是悲剧性的，克鲁奇先生的《现代性情》则带哀怨色彩。
克鲁奇先生之所以悲伤，根本上是因为中世纪以及稍后一些时代所肯定的事物准则都崩溃了。他说道：“当今这一不幸的时代为冥冥世界鬼魂困扰作祟，尚未认识熟悉自己的世界，其面临的困境，犹如一个青少年遇到的困境一样，他们要是脱离了少年时代经历的神话世界，就不知道如何引导自己走向何方。”
这一情况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适用的，这些人接受过文化教育，但是对现代世界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整个青年时代受到的教育是把信仰建立于情感之上，因而不能摆脱婴儿期的寻求安全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世界难以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同大多数文人一样，为这种思想所困惑，即科学未实现它的诺言。
当然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诺言是什么，不过他似乎这么认为：六十年前如达尔文、赫胥黎一辈人所期望于科学的，却至今未实现。
我认为这完全是偏见，是这些不希望自己的专长被人认为无价值的作家、牧师们生造出来的。现在的世界上确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的收入减少时，总会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而美国人的收入总的说来由于战争而增加了，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定感，知识阶级遭受很大苦难。这样一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的影响，比较其理论对世界本质的影响来，要远远大得多。很少有几个时代比13世纪更令人绝望了，尽管克鲁奇先生如此惋惜的信仰在那时几乎为所有的人所坚信，除了皇帝们和少数几个意大利大贵族外。
因此13世纪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罗杰?培根说：“我们这一时代比起任何一个时代，更多的罪恶统治着世界，而罪恶与智慧是绝不相容的。我们来看看这世界的种种境况，认真考虑一下吧：我们到处发现腐败堕落，首先是在上的人君……淫荡纵欲使整个宫廷名誉扫地，饕餮暴食位居其首……如果这仅仅为在上者所犯，那在下者又如何？看看那些高级教士吧：他们在怎样追求金钱，对灵魂的拯救则不屑一顾……我们来想想宗教的戒规：我所说的一切，绝无反顾。看看他们堕落得又有多深，一个个都从自己的位子上跌落下来。（修道士的）新戒规从其最初的尊严里已大大受到腐蚀。整个牧师阶层追求的是荣耀、淫荡和贪婪：无论牧师在哪里聚首，比方说在巴黎和牛津，他们之间的争斗、吵闹和其他罪恶等丑闻便会传遍世俗社会……只要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谁都不在乎自己干下的一切，不顾其手段如何阴险狡诈。”
在谈到远古时代的异教圣贤时，培根写道：“他们的生活比起我们来，无论是在讲究文明礼仪方面还是对世俗社会的轻视上，不知要胜过多少。他们欢欣明畅，富庶荣耀。这一切我们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塞内加，古罗马政治家、律师、作家图里，公元前2世纪初伊斯兰哲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1世纪末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乌斯和其他人的著述中都可读到。正因如此，他们得到了智慧的秘密，找到了所有的知识。”
培根说出了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士的看法，他们当中无一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喜欢的。我丝毫不认为这种悲观论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原因。原因就在于战争、贫困和暴行。
克鲁奇先生最为感伤的章节之一是谈爱的问题。事情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爱情评价很高，而我们具有现代复杂意识的人则已看穿了它。
“对怀疑心理更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爱情起着某些他们已经丧失了的、唯上帝才具有的功能。面对爱情，许多人，甚至那些最为顽固的人，一时间也变得神秘莫测了。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唤醒了他们头脑中的虔诚意识，这种意识不为其他一切所有，而且他们感到，甚至在他们生命本质的深处，应奉献上不容置疑的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要求做出一切牺牲；另一方面，它又同上帝一样，通过赋予生活以一种还未得到解析的意义来奖赏信仰者。我们已经更习惯于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但是，我们还不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而只有当我们习惯于此时，我们才会理解无神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差异竟是如此之大。
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思想了。当然，我不能不承认，在他的爱情观里有些迂腐气味。
感谢上帝，他的卑微的芸芸众生。
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世界，
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
这即是说，对待整个世界的唯一态度便是奋斗。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残酷的，布朗宁会这么回答。我们则会说，因为这世界不会按你对自己的评价来接受你。一对夫妇可能会结成一个如布朗宁夫妻那样的互相爱慕的家庭，有一个人在你身旁，无论你的劳动值得称赞与否，她总是给予夸奖，这总是令人高兴的。在布朗宁张口痛责暮茨杰拉德竟没有胆量对布朗宁夫人所做的长诗《奥罗拉?利》表示称赞时，无疑认为自己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不认为双方的批评官能的完全丧失是值得称赞的。这与恐惧心理，以及希望在面对批评时寻找庇护的欲望是紧密相关的。许多老单身汉学会从自家人那里获得同样的满足。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绝大多数的性活动是邪恶的，于是不得不把那些夸张形容词贴在他们所认可的那种爱上。那时候的性饥渴比现在厉害得多，这就像苦行僧一直做的那样，无疑更使人们去夸大性活动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混乱的时期，许多人抛弃旧的道德准则，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准则。这就给他们带来了各种苦恼，由于在无意识中，他们一般仍然信奉旧的准则，所以当麻烦、苦恼冒出来时，便产生了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的心理。我想发生以上情况的人是不会太多的，但是他们属于我们时代最无禁忌的那群人。我想，我们要是把今天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富有的年轻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比起60年前来，今天的青年在爱情上享有更多的幸福，对爱情价值也有更为真诚的信仰。
使某些人走上愤世嫉俗这一道路的原因是，旧的理想对潜意识的压抑统治，以及理性的伦理道德的缺乏，而今天的人正是据此来调节他们的行为的。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对过去的哀悼、怀念，而在于采取更为勇敢的态度接受现代的世界观，有决心从各个阴暗角落里铲除早为人所摈弃的迷信思想。
要简略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爱情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在于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
啊爱情！他们太错怪你了，
说什么你的甜蜜便是痛苦。
当你结出丰硕的果实，
还有什么比它更为甜蜜？
这几句诗的佚名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寻找什么答案，或是在寻求解开宇宙的钥匙，他不过是在自我欣赏。首先，爱情不仅是快乐的源泉，而且爱情的丧失是痛苦的源泉。其次，爱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促成了一切最大的快乐，诸如对音乐、高山、日出以及皓月当空的大海的欣赏。一个从未和自己所爱的女子一起欣赏过美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再者，爱能够打破自我的坚壳，因为它是一种生物上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的情绪参与。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过各种形式的独处哲学，有的极为崇高，有的则较为卑下。禁欲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只需通过自己的意志，换言之，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便可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还有人把权力当作生活的目标；另有一些人把个人享乐看作生活的目的。所有这些独处哲学都认为，每个人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体社会的努力。
我认为，这些观点不仅在道德理论上，而且在人的本能的积极表现方面，都是错误的。人是有赖于合作而得以生存的，而且大自然赋予了人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精神由此才能产生。爱情是导致人的合作精神的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任何经历过种种爱情体验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哲学的，即认为不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便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在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要更强烈些，但是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
我不认为最高形式的爱是很普遍的，但是我确信，在爱的最高形式中所体现的价值一定还未被人知晓，而其自身的价值还未被怀疑论触及，尽管那些怀疑论者并无此能力，但他们却把这种无能归于怀疑主义。
真正的爱是永恒的火，
在心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怠，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感觉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关于悲剧的看法。他认为，挪威戏剧家、诗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要逊色得多，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写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对人类热情重要性的意识和对人生的广阔丰富的想象力————这一切是易卜生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这期间的几个世纪里，神祇、人类和自然都不知怎么就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条引导我们去寻求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生的平庸被某种程序运转加到了我们身上，正是这同一程序运转导致了艺术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的想象力得以证实。”
毫无疑问，描写王公贵族及其哀愁的旧式悲剧和我们的时代是不相适应的，在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描写无名之辈的悲哀时，其效果是不一样的。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再把某些人看作地球上的伟人，只有他们拥有悲剧激情，而所有其他人则不得不辛苦劳动，以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
莎士比亚在《朱利阿斯?恺撒》第二章中写道：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王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在莎士比亚时代，这种观点即便不完全为人所信，至少也表达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深为莎士比亚本人所接受的看法。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辛纳的死是喜剧的，而罗马的将军、皇帝恺撒，刺死独裁者恺撒密谋集团领袖布鲁图和另一个刺死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的。
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民主观念，这种民主观念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更深入我们的信念之中。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主要是与社会，而不是与人密切相关的。
我试以20世纪初德国戏剧家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同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一样好，但是我坚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邃的，又是实际的。它关注的是英雄行为，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心灵。”像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很少见，因为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抛弃，而又不能用平庸的事物去替代。要写悲剧，人必须有悲剧的情感。要具有悲剧的情感，一个人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热情去体验。
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几次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荒凉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荒凉世界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面对新的刺激来感知旧的情绪。这种刺激是存在的，但并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没有重要的接触联系，而人的感情要有这样一种严肃性和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形成的话，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对所有那些有才能的年轻人，以及那些迷惘惶惑、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我的劝告是：“放弃写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别去写什么。走到大千世界中去吧，去做一个海盗，当婆罗洲的国王，到苏维埃俄国去做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让基本的身体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不是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诊断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方法。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些人就会发现，尽管他怎样遏制自己，却再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在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