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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和经过长期劳动后，觉得需要把自己所见到的事物记录下来，于是逐渐产生了早期雏形的写生画和象形文字。他们在劳动当中，考察形势，寻求事理，提高认识，推动生产不断发展。他们在生产实践当中，观察事物最为真切，有真正的爱，也有真正的恨，有天真烂漫的思想感情，所以对一些事物和自然界美丽风景的感情流露极为自然。为了抒发感情，就要写字、绘画，还要唱歌、舞蹈，编成许多故事传说，就成为文学和艺术了。历代中外文学家、艺术家所写出来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继承了劳动人民的创作，经过集中、提高而成功的。
汉字的新发展
我国古代人民将狩猎得来的野禽野兽的肉，摆在一个木架子上，预备食品，从汉代画像石上就可以看到整个猪的肉排列挂在木架子上的形象。这就逐渐形成了古代象形的字。木架下面专责一个人来记数，那就是字所以能够形成的根据了。和合起来，就是字，即今天历史的“史”字的象形字。史就是管理狩猎物品的小吏。
象形字后来就演变而为复杂的甲骨文字，和钟鼎盘盂铭刻的篆字。因为时代相隔久远，甲骨文和钟鼎文就已很难认识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纷纷兴起，称王称霸割据一方。各地方上的风俗和文化，也因为关隘隔阻而有所不同。所以，东方各诸侯国和西方各诸侯国的文字，虽然都是大篆，写法却不相同，尤其是后起的楚国的文字和西方秦国的文字，区别相当大。秦朝统一中国以后，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用秦国所习用的小篆，废止各国使用的大篆。文字既然统一，写法也较有规矩，使用起来就比大篆较为便利。由于篆字笔画繁复，一般人不容易认识，用来记录事物、书写文件，还是不甚便利，所以，笔画繁多的小篆字便改为笔画较省的隶书。隶书也叫八分书。到后汉，隶书又演变为草隶（草隶即章草，因为是汉章帝时所兴起的）。《晋书·卫恒传》说：“程邈为（秦）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因此传说隶字是程邈所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甚确当的。清段玉裁注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据《汉书·艺文志》：是时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者易，施之于徒隶也。”又卫恒说：“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这是说明隶书和草书（章草）都是当时人民所创作，官吏、狱徒因为写起来便利而习用下来的。把隶书归之于程邈，草书归于章帝时的杜度，就可说是数典忘祖了。文字之兴起，必须是为了书写便利，容易普及，而书法的优美尚在其次。书法不在笔画的繁简，凡是适用的总是优美的。晋钟繇《隶书势》说：“鸟势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烦文，崇此简易，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尤其是刻石镂金的手工业者，为了刻镂的便利，往往把繁体字改写为简体字。有些地主阶级的文人们说汉魏六朝的碑刻里多别字，清赵之谦曾著有《六朝别字记》。其实不是什么别字，就是当时的简体字，从汉代金石铭刻里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汉代尚方镜铭里有“朱鸟玄武顺阴羊（阳）”，“阳”省写为“羊”。石刻中刻的“大吉羊”（祥）省写为“羊”。铜华镜铭“湅治铜华清而明”，“”省写作“湅”。角王镜铭“昭此明镜成快意”，“照”省写作“昭”。又石刻和镜铭中，万寿之“壽（寿）”字，有省写作“受”字的。汉石刻中像这种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又汉代手工业者为了书写数目字便利，一般人记账是用筹算记数的号码的。在居延汉简中，发现有筹算的记数号码，一作，二作，三作，四作亖，五作，六作丄，七作，八作，九作。这种写法与宋元算草中的写法完全相同，但和近代的写法很相近。[1]可见在清末阿拉伯记数字尚未普遍使用以前，一般市民所用的所谓“苏州号码”，早已应用于汉代了。
我国古代文字创造含有六种意义，即所谓“六书”。据许慎《说文解字》叙：“六书”的程序：
第一是指事，就是把眼睛可以看见的事情，用符号记录下来。比如用代表地平线，在上加一画如，就是上字；下加一画如，就是下字。
第二是象形，就是把可以看见和接触到的实物画出来。如劳动人民在田野里工作，首先可以看见的就是太阳和月亮，因之就把太阳画成字，把月亮画成字；地上的水，就依水纹形象画成字，或字；水中有鱼，就画成字，也有画成字的；水中有船就画成一个字。象形文字，表达事物是最明确的，也是最原始的文字。
西汉甘泉山中殿刻石残字
古代绘画是从象形发展而来的。在周口店的山顶洞中，可以看到几千万年以前劳动人民所刻画的人物和舟船，以及动物的形象。就是最近在河南巩县发现的山洞中，还有刻画的动物如鱼类的图形。又如宋代书画家米芾被贬官，带着眷属从汴梁到陈留，住在矮小如舟的一间小屋子里。他给当时另一个书家蔡襄写信时，在书信当中就画了一艘小船，形容他所居住的湫隘，把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真挚感情用图画绘画出来。[2]
上古，人们从实践中摸索出用画线条的简易方式画出素描式的动物和图案画。到了周秦以至于汉初，绘画和雕刻的工力益臻完善，如流传下来的商周陶器，周秦时期的钟、鼎、盘、盂等青铜器，以及秦汉的瓦当等类器物上镌刻和彩绘的花纹，都能反映自然界的现象，如云纹、布纹、席纹、雷纹、饕餮纹、如意纹、三角纹、蚕纹等类的花纹，以及狩猎鱼鸟等各种劳动的画面。器物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布饰花纹的部位，也逐渐有了讲究。例如，盛酒的爵，既可以插花又可以盛酒的觚，和盛食品的献上，刻画的花纹，有的摆在中间，有的在上部，有的在下部；圆形大腹瓦缶等类罐子，为了引人注目，有的将花纹摆在中间，有的陪衬在左右侧面；瓦制的灶，有的把花纹或生物的图像画在上面的平面上，有的画在立体显著的地方，看去非常适宜和美观，即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3]
工艺美术
到了汉代，制作工艺美术品已有千百万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手工业工人，多数来源于刑徒，有些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在劳动生产之中，逐渐出现了如丁缓、李菊等大量的巧工和雕刻家。像武梁祠的题记所说：“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虵有章。”同时出现了如毛延寿、陈敞、刘白、赵岐、刘褒等著名画家。及到三国时期，吴兴人曹不兴，是当时一位出色的画家。孙权叫他画一张屏风，他偶然误滴了墨，就画成一只苍蝇。孙权以为是苍蝇落在屏风上了，拿手指去弹它，原来是画上去的 [4]，可算画得惟妙惟肖了。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是由周秦到汉代，绘画艺术技巧进展的过程中，从线条技术发展，由米字形交叉的长方格，而画成多种类型的图案画，象征自然界天地日月以及静物、动物各种类型的状态，又发展而为人物以及动植物写实的画像。无论画一个老虎或一群车马，或打猎的猎手与老虎搏斗的场面，或随从与车马疾行的骑士（伍百），或手中迎风飘荡的旗帜，无不是栩栩如生、神气活现，表现了民间艺人创作的精妙。
从流传下来的汉代石刻和砖刻画来看，画的人物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但也有些涉及奇形异兽、鬼神迷信的画面。
这些画主要的缺陷往往是在石刻上把画面画满，不留空白的余地，而画的人物故事拥挤在一起，层次颇为混乱。除了较小的画砖上空白处较多，形状较为分明外，至于大幅的石画上，刻画的内容往往繁复，没有作整体布局的考虑，所以层次就不能井然，画意也难以突出了。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技术的提高，就慢慢地纠正了这种缺陷。例如，辽阳市棒台子第二号墓壁画所刻画的宴饮图中，在室内悬挂有帷帐，在窗帘外面，有高悬一轮明月的外景。又如四川蓬山一带所发现的后汉三国时期的砖画的庭院图、庖厨图，庭院图中画出住室房屋之外，没有其他的亭阙，围着短墙，院内还种着几株杨柳。庖厨图内画着烹调宰割的形状，层次分明，陪衬极为相宜，看了不致枯燥无味。这是民间艺人别出心裁地把绘画艺术推进了一步。
壁画及石刻砖刻画像
这里我们可以附带谈到汉代的壁画。在汉代，上自朝堂殿阁、衙署厅室，到旗亭酒店，甚至民间的屋舍，大都有彩色画像。像汉代皇宫里，就有甲观画堂，画着古帝王像。蔡质《汉官典职》说：“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涂殿，紫青界之。”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汉书·景十三王传》说：广川王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之像，在屏风上则画有列女的画像，上面叙述班昭的《女诫》。
统治者为什么热情于画各种人物故事的画像？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着享受和娱乐，尤其是为了维持封建社会的秩序。三国时曹植曾说过：
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者，图画也。”[5]
所以诸葛亮由蜀进驻滇池以后，“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附录云：“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6]除了画天地日月、神龙和历代帝王将相的故事，还画当时的从龙功臣。这种图画从庙堂推广到各地方的官署。如汉光武帝建立东汉，即所谓“中兴”，就在灵台麒麟阁上画了中兴二十八将图像，又在郡府厅壁上同样地画了当地官吏的画像。应劭的《风俗通》说：“尹，正也。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具瞻，呈以劝惧。”这种风气从而又发展到边境。《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因是“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
当时知名的人士，也有人为他们画像的。如东汉文学家蔡邕，为人有风采，因之“兖州、陈留闻皆画像而颂焉”[7]。这是因为自从东汉的首都由长安迁到洛阳，南阳是刘秀发迹的地方，河南遂成为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地区。山东的任城、兖、沂和四川的成都、广汉，是生产富庶的地方，画像之风也特别发达。画像之风，东北推广到辽东，西北到河西走廊，西南到滇池，东南到扬州广陵。
尤其要说明的，汉代工业主要的是官营手工业，私人手工业作坊为数不多，因之其生产品不占重要位置。官营手工业制造纺织品的，宫廷中则有东西织室，地方上则有襄邑、临菑和四川广汉的服官；制盐、铸铁的则有各地的盐官和铁官；制造铜器和镜子的则有尚方令丞；烧窑制造陶器的则有都司空令丞等。官营手工业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着统治者的享受，并不是为着人民的应用。而且官营手工业主要是生产供应豪门贵族赏玩的奢侈品，它们往往是费百人之力仅制造出一幅彩画和刻镂精美的铜镜，同时在器物或石刻上画上帝王将相、神怪离奇的故事，提倡迷信神仙、长生不老，以维护封建秩序和道德，来麻醉自己，愚弄人民。所以我们在石刻、铜器、漆器上，可以看到各样绮丽的图画，而铭刻了如“大富贵”“大吉羊”“宜侯王”，以及“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万世昌，乐未央，辟五兵”等吉祥和迷信的语句。汉代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为统治者服务的有技巧的工人师傅，并有一批如毛延寿等以绘画为职业的画师。
民间雕塑
由于社会上所好尚，当时就有专门制造器物和买卖玩具的商店。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说：“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为）弹，外不足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又说：“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优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不仅是送葬用品，也是为活着的人玩耍而做的。这都是商人迎合地主豪门的嗜好而制造出来的玩具，乃至无益而有害的物品。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与劳动人民的手工业者是毫不相干的。劳动人民的手工业者不但创造了物质财富，制造出来了生产的工具，而且别具心裁地发扬了文学和艺术。就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汉代遗物和石刻上的画像来看，当时的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家，以豪迈的气魄，刻画出了各种各样的图像，景物当中还画出了阶级的不同和贫富悬殊的对比；不仅将劳动人民耕田、纺织、鼓铸、制盐、种芋、狩猎、打鱼等辛勤劳动的场面表现出来，还将贫民向地主仓库里交纳租粮，地主向农民索债以及权势豪门凶恶的面貌也暴露出来。这无异口诛笔伐！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是何等的伟大呀！
民间的歌谣谚语
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当中，要记录工作程序，总结收获经验，把工作进行得更为完善，不但要会写字和绘画，而且为了表达其真挚的胸怀，抒发其被统治者压迫得抑郁不平之气，以及心中愉快和烦闷的各种感情，就把所见所闻编成顺口的话句，说出来或唱出来，那就是歌谣和谚语，也就是口头创作了。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三，解释杂歌谣词说：“言者心之声也，歌者声之文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累累乎端如贯珠，此歌之善也。”这种歌谣和谚语，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歌谣就是指民歌。《尔雅》说：“徒歌谓之谣。”徒是空的意思。徒歌就是清唱，是不用乐器伴奏的唱歌，可以道出人民的习尚。因之《韩诗章句》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由这种无章曲的歌谣（徒歌）而加上了章曲，或另选了些词句，被之于管弦，“因歌而造声”，就成为乐府的诗歌了。至于“谚”字，刘勰《文心雕龙》说：“谚者直语也……廛路浅言，有质无华。”明杨慎说：“谚，俗论也。”俗论就是民间的俗语，因之就可以说是人民的口头创作。有韵的就是谣，无韵直说出来的，就是谚。还有农民心里对于统治阶级怀着不满的情绪，不敢公然讲出来，私下互相传说的，叫作咙（原作“陇”）。汉代《城上乌》的歌谣中有：“吏买马，马具车，请为诸君鼓陇（咙）胡。”“请为诸君鼓陇（咙）胡”，也可以说是“请为诸君鼓喉咙”[8]，这也是歌谣的一体。因为人民所作的谣谚，出语自然，讽刺深刻，纯粹是人民心中所愿意说的话，就如风声天籁，金石和鸣。那些没有深厚感情的地主文人是说不出来的。
谣谚语调自然，没有那样文雅，经过文人雕琢和加工，就发展而为诗歌了。明杨慎说：“贾人之铎，可以谐黄钟；田夫之谚，而契周公之诗。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韵，五性之文，发为文章。有不待思索勉强者，此非自然之诗乎！”清宋长白说：“汉魏乐府诗歌，强半近于歌谣，起伏断连，自有草蛇灰线之势。六朝声口韵秀有意为文，似之而实远，唐人组织秾丽，人巧胜，天工薄矣。”[9]道出了乐府诗歌起于歌谣的来源和甘苦，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民间流传的歌谣，因为时代久远，互相传抄，走了原样，有的经过文人的修饰，一首歌谣，就有两三种不同形式，有的甚至是地主阶级的文人篡改过的作品，必须加以分辨。鲁迅先生说：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记的就两样。一种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一种却是：
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是否已经删掉了一些，也是说不定的。[10]鲁迅先生指出的民间歌谣真挚处的所在，和分辨真伪的道路，是正确的。这首歌谣是当时人民讽刺汉代所谓“文景之治”时有名的汉文帝、淮南厉王兄弟二人尚不能相容的故事，撕破了封建统治者所谓友爱、仁慈的假面具。[11]这里再举一首沈德潜《古诗源》所载在汉代以前流传最早的一首歌谣。内容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在这首古歌谣里，说明了劳动人民是凿井耕田，发展生产，辛勤劳作，征服自然的主要力量，和他们反抗统治者压迫的思想。“帝”可以说是指上帝，也可以说是指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12]， 所以说“帝力于我何有哉”！民间的歌谣和谚语，意思是真诚的，内容是丰富的，都是结合着实际，从劳动生活当中耳听目验产生出来的。
我们姑且不分谣谚，而且把金石上铭刻的词句，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统治者明显地所加上去的都勾掉，综合起来，民歌和谣谚约可以分为占验晴雨、常说格言、描述大自然现象、讽刺和揭发统治者的压迫、抒发人民胸怀，以及彼此相和等几大类。
1.占验晴雨类
农民种植庄稼，要占验风雨，因此大略地识别了天文地理的现象，初步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经验及知识。明杨慎《升庵外集·古今谚》曾把古人有参考价值的谚语集在一起，而把古人诗词出于谚语的附在后面。我且不谈古人的诗词，而主要的是把谚语摘抄在下面：
月如弯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
乾星照湿土，来日依旧雨。
照泥星出依然黑，烂漫庭花不肯休。
日没胭脂红，无雨也有风。
霜凇打雪凇，贫儿备饭瓮。
秋甲子雨，禾头生耳。
雨洒上元灯，云掩中秋月。
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没，水生骨。
春寒四十五，贫儿市上舞；贫儿且莫夸，且过桐子花。
舶棹风云起，旱魃深欢喜。
蜻蜓鸣，衣裘成；蟋蟀鸣，懒妇惊。
天河东西，浆寒衣。
三月昏，参星夕，杏叶盛，桑叶白。
以下采自《四民月令》：
杏子开花，可耕白沙。
贷我东蔷，偿我白粱。
杨慎又把汉崔寔著《四民月令》中的农谚另列为一条，我把上面已经重复的不抄，而把有用的摘抄于下：
麻黄种麦，麦黄种麻。夏至后，不没狗。（言种麻贵在夏至前）
但雨多，没橐驼。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
子欲富，黄金覆。（谓秋后种麦曳柴壅麦根也）
智如禹汤，不如常耕。
云行东，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云行南，水涨潭。云行北，好晒麦。
未雨先雷，船去步归。
鸦浴风，鹊浴雨。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头生耳。冬甲子雨，风雪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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