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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和羡慕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男人身上，也不认为它们存在于女人身上的根源只在于对阴jing的羡慕，而是倾向于主张，它们在女人身上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阴jing嫉妒的影响。然而，有些精神分析专家则表现出一种贬低女孩初期的阴jing嫉妒在阳具欲期的重要性的倾向。他们主张，从女人这种态度中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二次结构。该结构是女性在后期发生心理冲突，并倒退到这种早期幼儿冲动的场合中产生的。不过，这是深蕴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在许多病理学的异常的本能态度中，会产生下述问题：这些本能行为的强度有多少应归于早期幼儿的固执作用，又有多少应归于后期经验和发展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该问题几乎一直是我们在关于神经症病因的论述中，提出的那种相互补充的问题。这两个因素以不同的重要性在病因中起作用，在这方面的作用小些，在另一方面的作用就会大些，以此达到平衡。幼儿期的因素在所有场合中都建立了模式，尽管通常是决定性的，但它并不总是决定着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一场合中，我要论证幼儿期因素的优势。
发现自己被阉割是女孩成长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出发有三条可能的发展路线：第一条导致性约束或神经症；第二条导致女性性格向“男性化情结”方向转变；第三条导致正常的女性气质。
第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如下：小女孩至此仍以男性方式生活，她能够通过使阴蒂兴奋获得快感，并把这种活动与她指向母亲的性愿望联系起来。现在，由于受到阴jing嫉妒的影响，她失去了男性生殖器性欲意义上的快乐。因为与男孩的那个远为优越的家伙相比，她的“自爱心”受到了损伤，结果，她放弃了通过手淫从阴蒂中获得的满足感，否定了她对母亲的爱。与此同时，她大部分的一般性性倾向并未受到经常性的压抑。无疑，她对母亲的疏远不是突然发生的，一开始她只是把阉割视为个人的不幸，后来才逐渐延伸到其他女人中，最后才延伸到她的母亲身上。她的爱是指向她的具有阳具欲望的母亲，由于发现母亲也被阉割了，她就不可能再把母亲作为对象，以致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仇恨动机占了上风。因此，这就意味着，对于女孩来说，就像对于男孩和后来可能对于男人来说一样，由于发现女性缺少阴jing，她们的价值就降低了。
神经症患者把其患病的重要原因归于手淫。他们要手淫为所有的烦恼负责，我们很难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错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他们是对的，因为手淫是他们幼儿期性欲发泄的动力，而他们的确饱受这种性欲的不良发展之苦。不过，神经症患者大多谴责的是青春期的手淫，大多忘记了早期幼儿的手淫，而这种手淫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应该怎样帮助儿童戒除手淫，这个问题使我陷入尴尬的境地。我能够从所涉及的女孩的发展中，提供儿童本人努力摆脱手淫的例子，但她并不总是能成功地摆脱手淫。如果对阴jing嫉妒激起了反对阴jing手淫的强烈冲动，而阴蒂手淫仍拒绝让步，于是就发生了一场争夺自由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女孩似乎自己接替了被其疏远的母亲的角色，并在反对从阴蒂获取满足的努力中，表现出自己对低劣的阴蒂的全部不满。许多年以后，她的手淫活动虽然很早就已被压抑了，但对手淫的兴趣仍然持续存在，应当把这种兴趣解释为一种抑制，是对仍令人担心的引诱的防御。这种兴趣表现为对那些遇到类似困难的人的同情，它在缔结婚姻的行动中起动机的作用，而且的确可以决定对丈夫或爱人的选择。取缔早期幼儿手淫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或寻常的事。
随着阴蒂手淫的放弃，女孩也放弃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现在被动性占了优势，而且在被动的本能冲动的帮助下，女孩基本上完成了向父亲的转移。上述发展的浪潮把女孩在阳具欲期的主动性涤扫殆尽，从而为形成女性气质清扫了基地。如果主动性在这一涤扫过程中没有因压抑而丧失太多，那么这种女性气质就可能是正常的。女孩转向父亲的愿望最初无疑就是对阴jing的愿望，这种愿望已遭到母亲的拒绝，现在她寄希望于父亲。然而，如果对阳具的愿望被对婴儿的愿望所取代，也就是说，按照古代的象征性的“等同式”，幼儿代替了阳具，那么一种女性气质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我们也注意到，早在平静的阳具欲期，女孩就希望有个宝宝，这当然就是她玩弄布娃娃的意义。不过，这个游戏实际上并非女性气质的表现，它是对母亲的认同，企图用主动性代替被动性。她扮演母亲的角色，而玩偶则成了她自己，现在她能为宝宝做一切她母亲曾为她做的事情。一直到对阳具的愿望产生了，布娃娃才变成了来自女孩父亲的一个宝贝，此后又变为最强烈的女性愿望这一目的。如果后来这种有个宝宝的愿望在现实中实现了，女孩就会觉得非常快乐；如果这个宝宝是一个具有女孩所渴望的阳具的小男孩，她就会非常快乐。在“来自父亲的宝宝”这一复合描述中，给予充分强调的是婴儿而不是父亲。那种对拥有阳具的古老的男性愿望，仍然以同样的方式依稀可见于业已形成的女性气质之中。但是，我们或许反而应当承认，这个对阳具的愿望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女性愿望。
随着对阳具————幼儿的愿望转移到她的父亲身上，女孩就已进入俄狄浦斯情结的状态。她对母亲的那种重新产生的仇恨，现在大大加强了，因为母亲变成了女孩的竞争者，她从女孩父亲那里得到了女孩所想得到的一切。按照我们的观点，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她前俄狄浦斯时期对母亲的依恋中已隐藏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为其后产生了种种长久持续的固着作用。对女孩而言，俄狄浦斯状态是她漫长而艰难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初步的解决，一种不会马上放弃的宁静状态，特别是离潜伏期开端不远时更是如此。
现在，我们注意到两性间的区别，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来说，这种区别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男孩而言，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阳具性欲阶段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情结中，男孩对其母亲产生欲望而且希望摆脱作为竞争者的父亲。然而，阉割情结的恐惧却迫使他放弃这种态度。在认识到失去阴jing的危险后，俄狄浦斯情结遭到抛弃、压抑，在最正常的情况下，遭到彻底的摧毁，而且严厉的超我作为继承者建立起来了。在女孩身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阉割情结是为俄狄浦斯情结做准备而不是毁坏它，她因受阴jing嫉妒的影响而放弃对母亲的依恋，并且进入俄狄浦斯状态，就仿佛进入了避难所一样。由于不存在阉割情结的恐惧，女孩便缺少了一种引导男孩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动机。她们在这一情结中停留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来才摧毁该情结，即使如此，也摧毁得不彻底。在这些情况下，超我的形成必定受到妨碍，它无法得到使它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性。而且，当我们向女权主义者指出这个因素对一般女性特征所具有的影响时，她们并不高兴。
我们曾提到把女人的男性气质情结的发展，当作发现女人阉割后的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在此我们的意思是，女孩似乎拒绝承认这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她甚至夸大以前的男性气质，坚持阴蒂活动，进行挑战性的反叛，她逃避到对具有阳具欲期的母亲或对父亲的认同中。支持这一结果的决定因素会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假定它是某种气质上的因素，是较高程度的主动性，诸如男性普遍特征那样的东西。然而，不管它可能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女孩避开了那股为转向女性气质开道的被动性浪潮。这样一种男性气质情结的极端发展，似乎会影响女孩对对象的选择，使之趋向于明显的同性恋。当然，精神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女性同性恋很少是，或者绝不是对幼儿期男性气质的直接延续。即使对这种女孩而言，她似乎也必然在某个时期把父亲作为爱恋对象，并进入俄狄浦斯状态。但是后来，由于对父亲不可避免的失望，她被迫退回到早期的男性气质情结中。这些失望情绪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命中注定要成为女性的女孩也会产生这些情绪，尽管这些情绪有不同的作用。气质因素的优势似乎无可争议，但女性同性恋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则充分反映在同性恋者的实践中。这些同性恋者经常而且明确地相互扮演母亲和幼儿，同时又扮演丈夫与妻子。
我在此所说的一切，可以描述为妇女的史前史，它是最近几年的产物。作为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详尽实例，它可能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这个例子的主体是妇女，所以在此冒昧地提到几位妇女的名字，她们对这一研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布伦斯维克博士描述了一个神经症案例，该疾病返回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一个固着点，而且根本没有到达过俄狄浦斯状态。该例采取忌妒狂想症的形式，证明对其治疗是有效的。格鲁特博士通过某些可信的观察，证实了女孩在阳具欲期中转向母亲的不可思议的活动。
三、爱的态度
我们可以把称作文明社会的理想要求之一作为一个线索。这个要求就是“爱邻犹爱己”。这一要求是举世皆知的，并且无疑比基督教还要悠久。基督教把它作为自己最骄傲的主张加以推崇。然而它当然并不十分为人们所熟悉，即使是在各个历史时代人类对它仍然是陌生的。让我们以一种天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就像是第一次听到它一样。于是我们将抑制不住地产生一种惊奇和困惑的情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但是首先，我们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它怎么可能实现呢？我的爱对我来说是某种宝贵的东西，我不应当不加考虑地将它抛出。这种爱使我承担某些义务，为了履行这些义务，我必须准备做出牺牲。如果我爱某一个人，他在某些方面就必须值得我去爱（我在这里不考虑他可能对我有什么用，也不考虑他作为性对象对我有什么可能的重要性，因为这两种关系对于爱我的邻居这一告诫所涉及的情况都无足轻重）。如果他在许多方面很像我，以至于我在爱他时能够爱我自己，那么他是值得我爱的；如果他是一个比我完美得多的人，能让我在爱他的同时可以爱我的理想，那么他也是值得我爱的。再者，如果他是我朋友的儿子，我也必须去爱他，如果他遇到什么灾难的话，我的朋友所感受到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我应当去分担这一痛苦。但是，如果他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并且如果他自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或任何对我的感情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可以吸引我，那么要我去爱他是很难的。的确，我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我的爱被自己的亲友珍视为一种我偏爱他们的表示。如果我把一个陌生人和他们同等对待，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我去爱他（用那种普遍的博爱去爱他），只是因为他像昆虫、蚯蚓或草蛇一样也是地球上的公民，那么通过我理性的判断，恐怕他也只能分享我的一小部分的爱，而绝不会得到我全部的爱。如果一个告诫的实施不能够被认为是理智的话，那么庄严地宣布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再进一步观察，发现了更多的困难。一般来说，这样一个陌生人不仅不值得我爱，我还必须老实地承认，他更多地引起的是我的敌意甚至憎恨。他似乎对我没有一丝爱的迹象，并且对我没有表示丝毫的关心和体谅。如果对他有益，他会毫不犹豫地伤害我，他也绝不会问自己他所取得的利益是否和他伤害我的程度相当，实际上他甚至不需要去获得什么利益，只要可以满足他的欲望，他就会毫无顾忌地嘲笑、侮辱、诽谤我并且向我显示他的优势。他越是感到安全，我就越是感到无依无靠，也就越是肯定他会这样对待我。如果他的行为完全不同，如果他向我表示一个陌生人的关心和克制，我也愿意在任何场合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而不顾任何箴言。的确，如果这条庄严的圣训这样说的话：“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那么我就不应当对此表示反对了。还有第二条圣训，它似乎使我越发不可理解，并且引起我内心更强烈的反感。这就是“爱你的敌人”。然而，如果我仔细考虑这一圣训，那么我觉得把它当作一个更严重的过分要求是错误的。说到底，它与第一条圣训是一回事。
我想现在能听到一个高贵的声音在告诫我：“恰恰是由于你的邻居不值得你爱，并且相反，他是你的敌人，因此你应当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他。”于是我明白了这条圣训不过是一个荒谬的信条，现在当我的邻居被告诫说爱我要像爱他自己一样时，他完全可能与我回答的一样，并且会因为同样的原因拒绝爱我。我希望他不会有和我同样的客观理由，但是他有和我一样的思想。尽管如此，人类的行为还是显示了差异性。伦理学忽视了决定这些差异性的因素，并把这些差异性分为“好的”和“坏的”两类。只要这些不可否认的差异性没有消除，对偏激的伦理要求的服从就会对文明的目标造成损害，因为它明确地鼓励人们去做坏事。人们不禁会想起当法国准备废除死刑时在议会发生的一件事。一个议会成员热情地支持废除死刑，他的演讲得到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大厅里有一个人说道：“首先会采取行动的是谋杀者。”
隐藏在这一切之后的，也是人们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真实的因素：人类不是温和的动物，温和的动物需要得到爱，当受到攻击时至多会自卫；而人类这一动物被认为在其本能的天赋中具有很强大的攻击性。因此，他们的邻居不仅仅是他们的潜在助手或性对象，而且容易唤起他们攻击的欲望，即毫无补偿地剥削邻居的劳动力，未经邻居的允许便与邻居发生性关系，霸占邻居的财产，羞辱邻居，使其痛苦，将其折磨至死。“人对人是狠”。面对这些事实，谁还有勇气对这个结论提出疑问呢？一般来说，这种残酷的攻击性等待着某种刺激或是为某种其他的意图服务，这种意图的目标也许用比较温和的手段就可以达到。在有利于这种攻击性的情况下，当平时禁止它的精神上的反对力量失去效用时，它也会自动地出现，暴露出人类是一种野兽。对于这种野兽来说，对它的同类的关心是一种异己的东西。
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可以觉察到这一攻击倾向的存在，而且正确地设想它也存在于其他人身上。这一倾向的存在是扰乱我们和邻居关系的一个因素，并且迫使文明耗费了如此之高的能量的代价。由于人类的这一原始的互相敌视的缘故，文明社会永远存在着崩溃的危险。共同的工作利益不会把人们联合在一起，本能的情感要比理智的利益强得多。文明必须尽其最大的努力来对人类的攻击本能加以限制，并且运用心理的反作用结构来控制它们的显现。从此就产生了目的在于促使人们进入自居作用和目标被控制的方法，就有了对性生活的限制，进而有了“爱邻犹爱己”的理想的圣训。这一圣训的合理性实际上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其他东西像它这样强烈地反对人类原始的攻击天性。尽管做了种种尝试，文明的这些努力目前还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文明希望通过使用暴力打击罪犯的权力来防止最赤裸裸的野蛮暴行，但是法律是不能够控制人们用比较谨慎而且狡猾的方法来表现攻击性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摆脱年轻时寄托在自己同伴身上的幻想性期望：我们应当懂得，由于他们的恶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多少艰难和痛苦。同时，指责文明试图从人类活动中消除冲突和竞争是不公平的。这些东西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抗并不必然成为敌对，它完全被误用了，并且给敌对创造了一个机会。
在那个文明的原始时期，享受文明利益的一小部分人和被剥夺了这些利益的一大部分人之间的差别达到了极点。至于今天仍存在的原始民族，权威的调查已表明他们的本能生活绝不会因为其自由而受到忌妒。它依附于一些不同类型的约束，但也许比附加于现代文明人身上的约束更为严格。
当我们理直气壮地挑剔文明的现状，指责它没有充分满足使我们幸福的生活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允许本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严重痛苦存在时，当我们带着严厉的批评试图发掘它的不完美的根源时，无疑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而不是在表明我们自己是文明的敌人。我们可能希望在我们的文明中逐渐实现这样的变化：它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的要求，并且将不再受到我们的指责。但是我们可能也熟悉这样一种思想，即文明的本性附有种种困难，它们是不会向任何改革的企图妥协的。除了我们准备去完成的限制本能的任务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种可以称为“群体的心理匮乏令”的危险事态。当一个社会的纽带主要是由其成员相互间的自居作用所组成，而领导者个人却没有在群体的形成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时，这一危险就最具有威胁性。目前美国的文明状况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研究人们所害怕的这种对于文明的损害。但是我将避免对美国文明进行评论，我不希望给人留下一个自己想利用美国的印象。
为什么亲属动物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文明斗争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可能有一些动物，比如蜜蜂、蚂蚁和白蚁，它们斗争了几千年，然后进入了动物的国家制度，实行了功能的分配和对个体的限制，我们今天对此仍羡慕不已。而我们的现状的标志在于，根据自己的感受知道，在任何一个上述动物的王国里或者成为任何一种分配到个体的角色，我们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至于其他动物，很可能在它们的环境影响和它们内部的相互竞争的本能之间已达到了暂时的平衡，因而发展就中止了。在原始人中，原欲的新的发作也许突然引起了破坏本能方面的新的活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尚未解答的问题。
四、爱与催眠
在某一类情况下，爱不过是性本能以直接的性满足为目的的对象贯注，当达到了这一目的时，这一贯注就消失了。这就是所谓一般的性感受。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力比多的境况很少如此简单。指望重新恢复刚刚消失了的需要，无疑是直接对性对象持续贯注的最初动力，也是在不动情的间歇期间“爱上”性对象的最初动力。
在这方面，必须补充另一个因素，它源自人的性生活所走过的特别显著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通常到儿童5岁时结束。他在父母中的某一个人身上发现了他爱的第一个对象，而他所要求满足的所有性本能都被维系在这一对象上。只是后来开始的压抑迫使他放弃这些婴儿性目的的大部分，并在他与其父母的关系中引起了深刻的改变。儿童仍然与他父母相联系，但是通过必须被描述为“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来联系的。他从今以后对所爱的那些对象的感情，就具有了“情感性的”特征。众所周知，这些早期的“性感”倾向或多或少仍然强烈地保持在潜意识中，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源头的倾向继续存在着。正如在青春期，出现了新的非常强烈的直接指向性目的的冲动。在不利的情况下，它们以性感倾向的形式与持续存在的“情感的”倾向保持分离。于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它的两个方面都被某些文学流派如此得意地典型化。一个男人会对他深深崇拜的女人表现出痴情的迷恋，但这个女人不使他兴奋，那么他只会与他并不“爱”并且很少思念，甚至看不起的女人交往。然而更常见的是，青年人成功地在非性感的、神圣的爱和性感的、世俗的爱之间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他与其性对象的关系具有了未抑制的本能和目的受抑制的本能相互作用的特征。任何人所爱的深度————与他纯粹性感的欲望相比较，可以通过由目的受抑制的情感本能所包含的多少来加以测定。
就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总是为性估价过高的现象而感到吃惊，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被爱的对象享有某种程度上的免受挑剔，其所有特征比没有被爱的人或者比他本人还没有被爱的时候，都评价得高些。如果性感的冲动或多或少有效地被压抑或被阻止，那么产生的感觉就是，将按其精神上的优点从性感上爱上这个对象，然而恰恰相反，这些优点实际上仅仅是靠其性感上的魅力而被赋予这个对象的。
在这方面造成判断失误的倾向是理想化的倾向。但是现在更容易发现我们的方向。我们看到，对待对象与对待自我的方式是一样的。当我们处于爱的状态时，相当的自恋力比多溢到了对象上，甚至在许多爱的选择形式中，对象起着代替我们自己的某种未实现的理想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爱它，是因为为了自我所努力追求的完善性。我们以这种迂回的方式作为取得满足自恋的手段。
如果这种性估价过高和爱进一步加强，那么对这幅图景的解释就变得更加准确无误。那种直接指向性满足的冲动倾向，现在可能完全处于次要地位，正如年轻人的炽热情感经常发生的那样：自我变得愈益谦卑，对象则变得愈益高贵，直到它最后占据自我的整个自爱，这样，其自我牺牲就作为自然的后果而出现。可以这样说，这个对象耗尽了这个自我。谦让、限制自恋和自我伤害这些特点，出现在爱的每一个场合，在极端的场合中，它们只是被强化。作为抵消性感要求的结果，它们仍然处于至高无上的权威中。
这特别容易发生在不愉快的和不能得到满足的爱中。因为不管怎样，每一次性的满足总是涉及性估价过高的降低。同时伴随自我对对象的“奉献”————与对抽象观念的崇高奉献不再有别，归诸自我理想的这种功能完全不再起作用了。由这种动因所激发的批判也沉默了。该对象所做的和要求的一切都是无可指责的。良心也不适用于为该对象而做的任何事情。在这盲目的爱中，冷酷无情达到了犯罪的程度。整个状况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该对象被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上。
现在确定认同作用和诸如可以被描述为“着迷”或“屈服”的爱的极端发展之间的差别就容易了。在认同作用情况下，自我用对象的特性丰富自己，它把对象“内向投射”于自己，正如费伦茨在1909年所表达的那样。而在爱的极端发展情况下，自我是贫乏的，它使自己屈从于对象，它用对象取代自己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更细密的考虑即刻清楚表明：这种解释制造出并不真实存在的对比错觉。简单地说，不存在贫乏或丰富的问题。甚至把爱的极端情况描述为自我把对象内向投射于自身这样一种状态，也是可能的。另一区分也许更好地适于发现事情的本质。在认同作用情况下，对象丧失或被放弃了，然后它在自我内部再次被建立起来，仿效失去了的对象，自我本身又发生了部分的改变。在另一种情况下，对象被保留，通过并以自我为代价出现了对对象的过度贯注。但这里再次出现了困难。认同作用以放弃对象贯注为前提吗？当对象被保留时就不能存在认同作用吗？在我们着手讨论这些微妙的问题之前，已经渐渐明白：还有另一种选择把握事情的真正本质，即对象被置于自我还是被置于理想的位置上。
从爱到催眠显然仅有一步之遥。这二者一致的方面是明显的。主体对催眠师就像对被爱的对象一样，都有同样谦卑的驯顺，同样的盲从，同样缺乏评判。主体自身的创造性同样出现呆滞：没有人会怀疑，催眠师步入了自我理想的地位。仅仅是在催眠中，一切甚至更清晰并更强烈，以至于用催眠解释爱比用其他方式更为中肯。催眠师是唯一的对象，除他之外主体没有注意到任何人。自我以似梦的方式体验到催眠师要求或断言的无论什么东西，这一事实使我们回想到，在自我理想的特定功能中忽略了论述它检验事物实在性的功能。毫不奇怪，如果自我的实在性是由通常行使检验事物实在性职能的心理动因所保证的话，自我就会把一个知觉当作是实在的。完全缺乏其性目的不受抑制的冲动，进一步有助于这种极端纯粹的现象。催眠关系是对所爱的某人无限的奉献，而且排除了性的满足。而实际情况是，这种满足只是暂时被抑制了，仍然在未来某一时刻作为可能的目的而处于次要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催眠关系，如果这一表述被许可的话，是具有两个成员的群体形式。把催眠与一种群体形式相比较并不是一个好对象，因为它与一种群体形式是等同的，这样说确实是真的。从该群体的复杂构造当中，它为我们分离出一种因素————个人对领袖的行为。催眠通过它的数量限制与群体形式区分开来，正像它通过缺乏直接的性倾向而与爱本身区分开来一样。在这方面，它处于群体形式和爱这两者的中间位置。
正是那些目的被抑制的性冲动，才在人们之间取得如此持久的联系，这一点是有趣的。这从如下事实中容易得到理解。它们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而其目的未被抑制的性冲动，则通过能量的释放————每当性目的被达到时————而受到格外的降低。当性感的爱被满足时，其命运是消失。对这种爱来说，要能持续存在，它必须从一开始就与纯粹情感的成分，即与其目的受抑制的情感成分相混合，或者它本身必须经历这样的转变。
要不是催眠本身显示出理性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的某些特征，那么它就会为我们直接解决群体的力比多成分之谜了。迄今为止，我们把催眠解释为排除了直接性倾向的一种爱的状态。在催眠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未得到解释的和神秘的东西。它包含着麻痹的额外因素，这种因素源自某个强者和某个弱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提供像动物中出现的惊恐性催眠的转变。它得以产生的方式及其与睡眠的关系尚不清楚。某人信服催眠令人困惑的方面，而其他人又完全抵抗催眠，这使人注意到仍然有未知的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在催眠中得到了实现，也许只是使得催眠显示的纯粹力比多倾向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其他方面出现完全暗示性的顺从，被催眠者的道德良心也可能显示出抵抗。但这可以归咎于如下事实：在通常实施的催眠中，可能仍然保留着某种认识，即所发生的东西仅仅是一种游戏，是对生活更为重要的另一情境非真实的再现。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完全能够为群体，至少是我们迄今所考虑到的那种群体的力比多构成提出一个公式。也就是这样的群体：一个未能通过太过“组织化”而次生地获得个人特征的群体。这种原始群体是一些这样的个人：他们把完全相同的对象置于他们自我理想的位置上，结果在他们的自我中使他们自己彼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