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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笏之谜与李母之死
赵冈先生：
由“联经”转来一月廿九、二月一日大函两件（附于本篇文末），均已拜读。足下的谦冲诚挚，令人感佩。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在足下已成专业，而我的工作不容许我致力于此，因为我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做考据会上瘾成癖，况是像《红楼梦》这样的题目，如入宝山，目迷五色，流连即成陷溺，很难自拔。仿佛记得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汤潜庵先生说过，平时一味袖手谈心性，亦是“玩物丧志”。如果我做《红楼梦》的考据，可以满足我的兴趣，但必然荒废我的本业，似亦等于玩物丧志？
前为足下作补充，写《我看〈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就手头现成资料，掇拾成文，写完丢开，并不费事。但这次读完您的第二封信，却使我大感踌躇，辱承下问，不可无以报命；而垂询各点，皆属于红学高层次的研究范围，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方能奉覆。幸好春节有两天半的假期，丙辰除夕守岁，穷竟夜之力，重读大作《红楼梦研究新编》以及其他有关的著作如《红楼梦叙录》之类，重新考虑我以前在这方面的心得，觉得有些概括性的看法，可为刍荛之献。
重读《红楼梦研究新编》，对贤伉俪在红学方面搜讨之勤，研审之精，实在佩服。不过，容我坦率以道，有好些看法令人不敢苟同，尤其是“畸笏叟是谁的问题”，我们有很大的歧见。畸笏绝不会是“曹荃之幼子”，更不会是李煦的长子李鼎！
畸笏之谜
我想任何一个读过脂本的人，都会觉得畸笏应该是：
第一，是曹雪芹的长辈；
第二，对曹雪芹有极大的影响力；
第三，与曹雪芹始终共富贵、同患难；
第四，此人曾赶上曹家的全盛时代，不但见过曹寅，而且自己当过家。
准此而论，“曹荃之幼子”为雪芹之叔，李鼎为雪芹的表叔，固合乎上述的第一个条件，但其他条件皆不合。尤其是李鼎，表叔比较客气，何得在十三回用“因命芹溪删去”这种妄自尊大的语气？而况李鼎之为纨绔，亦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甚至我亦怀疑他有没有批《红楼梦》的资格？
唯一合乎上述四条件的，只有一个曹。您假定“曹生于1694年”，我以为不妨提早一年，假定他生于1693年(康熙卅二年癸酉)，至1762年（乾隆廿七年壬午）为古稀之年，自署别号始加一“叟”字。这当然是个假设，但应是合理的假设，如果能够成立，可作为畸笏是曹，非李鼎的旁证。
此外旁证还很多。如您所引“甲戌本第三回，写黛玉被领着去见贾赦，贾赦让人告诉她：‘老爷说了，连日身子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其上有眉批：‘余久不作此语矣，见此语未免一醒。’”这意思是说，他当年亦曾像贾赦那样，常用这些话作为懒怠接见亲戚的借口；今非昔比，端不起这样的架子了，故谓“久不作此语”。而在李鼎，则根本不可能“作此语”，因为不管他年纪大小，只要有李煦在，他始终是“大少爷”而非“老爷”。曹则在袭职织造成为一家之主后，当然为下人尊为“老爷”。
畸笏即曹，是我多少年来一贯的看法，重读大作中所排比的批语之后，益觉自信不虚。于此，我想先对大作第三章第一节的“书中人物”，稍作讨论，您说：“书中的宝玉似乎不完全是曹雪芹自己的写照，而是雪芹与脂砚兄弟两人的共同写照。”
果如尊论，则书中由宝玉所反映出来的曹寅在世时的故事，如“西堂产九台灵芝”等等，便无着落。因为不论雪芹或是如您所考证的脂砚即曹天佑，都没有见过曹寅，则所有曹寅在日，西堂延宾、飞觞醉月的豪情快举，都不应有曹雪芹、曹天佑的影子。
宝玉与曹
看起来，宝玉大致应该是曹颙的写照。只有曹颙在宝玉那样的年龄，曹家才有荣国府的那种繁华。借省亲以写南巡，隐王妃而为元春，关目暗暗相合。同时，畸笏的批语，亦便十、九可解，试举数条如下。
一、第三回写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有批：“少年色嫩不坚牢，以及非夭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您以为此批出于脂砚之手，我以为应是畸笏所批。曹与曹颙年龄相仿；当时曹家长辈或星相之士对曹颙“直言谈相”时，曹亦曾亲闻。其后果然，曹颙以弱冠之年，病殁京师，为曹家带来了类如周初武王克殷，天下未宁而崩的严重局面，濒临着整个家族解体的大危机。是如此创巨痛深的记忆，曹阅书至此，安得不“放声一哭”？而这副眼泪，当然亦是抚今追昔，感激涕零————感激康熙特意安排他继嗣袭职，扭转了曹家几乎无可避免的崩溃的命运，其事类似周初周公的摄政，此为取名“贾（伪）政”的由来。（拙作《文史觅趣》，十年前由台北惊声文物供应公司印行，中收一文，专论此节，不知曾蒙察及否？）
二、甲戌本第二回，“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句旁，夹批：“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即是为余一喝。”此明明是曹自悔，当康熙破格以李煦“八视淮盐”，为曹寅生前上百万银子的亏空补完之后，曹如能痛自警惕，把浮而不实的空架子收起来，量入为出，不再亏空，又何致有以后的革职抄家？按：曹与李煦的情形不同，雍正对李煦无好感，而对曹则犹有矜怜之心，在密折的批示中，谆谆教诲，勉以循分供职，凡事只要听怡亲王允祥的话，不必乱找门路。谁知曹少不更事，积习如故，雍正为了整饬吏治，才不能不作断然处置。是则“身后有余忘缩手”，对曹来说，自是当头棒喝。您说李鼎“看到《石头记》这句书文，感到是当头一喝”，窃恐不然，因为他家始终是他父亲当家，即令他想“缩手”，亦由不得他做主也。至于下句，所谓“眼前无路想回头”，意思是此刻方知当初之误，如果这时再做织造，必不致再蹈前失，可惜已无机会了。如谓纨绔追念往日挥手千金，恨不及早回头，免致今日冻馁，固然可通，但不如曹的情况来得更贴切。而况此一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道是“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据俞平伯校本），明明是写曹当家时候的光景。
三、此接上引之例而来，第十三回，凤姐思量宁国府五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诿；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甲戌本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痛，血泪盈腮。”此更是非曹不能有此语气。因为此“五病”，一言蔽之，是齐家无方，并非主人征歌选色，挥霍无度，以致败落；与李鼎的情形完全不同。曹继嗣袭职，情况既如周公之摄政，便应有周公那种“一饭三吐哺”的招贤求治之心；而他只是整天由清客陪着，饮酒赋诗，干些雅人深致的玩意，以致“五病”齐发，终于破家。若说京中胡乱打点，场面难以收束，或者上有高堂，不完全能由他做主；而所言五病，纯为管理下人，而竟不闻不问，岂非要负破家的完全责任？自取之咎甚重，所以自责如是之深！
契合独深的共同看法
不过您对宁国府的看法，我颇有契合独深之快。您说：“宁国府的很多事迹，是影射苏州李煦一家，只要我们不硬性假设《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一部家谱，曹家与贾家的人物，永远保持一对一的关系，则我们的推想是可以说得通的。”这话就写过一千万字小说的我来说，可谓搔着痒处。诚如所言，“秦可卿这个人物”，“确是雪芹想要‘极力一写’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其人其事，必有所本。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有此契合，受到您精神上的支持，我敢于放纵想象，作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向您请教：
我以为如宁国府影射李煦一家，则新台之丑的男主角，应是李煦，女主角应是李鼎之妻。其事则又可能发生在康熙五十九年夏天，“李煦奏折”三七四，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初二日：“窃奴才家人曹三赍折南回，于四月十八日到苏州去；四月初一日魏珠传万岁旨意，着奴才儿子李鼎送丹桂二十盆至热河，六月中要到。钦此。钦遵。奴才即督同李鼎挑选桂花，现在雇觅船只装载，即日从水路北行，李鼎遵旨押送热河。理合奏闻，伏乞圣鉴。”由苏州至热河，在夏天要走一个月，所以推断李鼎在端节过后即已动身，至十月廿二日方回苏州。
您根据“靖本”推测第十三回被删的情节：“秦可卿一定是在宁府某处遗落了她佩戴的簪子。此物后来被贾珍拾到。他认识此物是秦氏的，于是亲自送还给可卿。此时秦氏正在天香楼上更衣，贾珍一头闯入，丑事因而发生。”我还可以为您补充：时当盛暑，想是可卿新浴初罢。“更衣”二字，在从前的用法很多，含义微妙；说不定这一段中还包括“窥浴”在内。足下以为如何？
如说丑事发生在李鼎不在苏州之时，则李鼎上京不止一次，何以见得必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夏天？这要跟“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合起来看。据“李煦奏折”三八八，“生母病逝，遵遗命代具谢恩折”知李母文氏于十一月初五日“忽患内伤外感之症”，延至十一月十五日去世，享寿九十有三。按：李煦之妻韩氏殁于康熙五十三年，“冢妇”又在夏天“淫丧天香楼”；如今老母又逝，则主持中馈，三代皆缺，此所以不能不邀请素以精明强干著称于戚党中的“凤姐”去经纪这件“婚丧大事”。曹雪芹善于绾合人与事，诚如您所说“书中人物的亲属关系，与实际曹家上世的亲属，大都吻合。但是书中人的事迹与真实人物的事迹又不符。雪芹往往是把某一代的事迹，排在另一代人身上”。所以第十三回写“宁国府前，只见府门洞开，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乱哄哄人来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的豪门丧事，应该是李煦九十三岁老母之丧的实录。
试参李母死因
耐人寻味的是，李母的病因；所谓“外感”，照中医的解释，无非风寒侵袭；“内伤”与“外感”并称，必属于遭遇了至为拂逆之事，感情上受了重大刺激。而此“内伤”又是“忽患”，可知拂逆之事，突如其来，相信必由李鼎于十月廿二日回苏州后所引起。
李鼎之妻的死因，李老太太在起初是不知道的。因为照中国人至今依然的传统，凡遇到这样的悲剧，一定尽力瞒住上了年纪的尊亲，怕年迈高堂情感上承受不住。及至李鼎回苏以后，问起娇妻的生前死后，少不得会有人泄漏；因而父子之间曾有严重的冲突，可能不得不惊动九十三岁的老祖母；甚至李鼎向祖母去哭诉，亦在意中。此即为“忽患内伤外感”的由来，“外感”二字或许还只是陪衬之笔。
红学领域中的处女地
如上所作的假设，倘能证实，即是在红学的领域中发现了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我衷心希望您来做小心求证的工作。这里就我想到的线索，提出来供您参考：
一、苏州织造署，就明朝皇亲嘉定伯周奎的住宅改建，应该有记述其园林之胜的文献，可印证曹雪芹笔下的宁国府，如会芳园、逗蜂轩、天香楼诸名目。
二、康熙稽查臣下，采取相互监视、个别查询的办法。倘或李煦有此丑闻，必有人密奏；或康熙风闻其事，密饬某人打听。当时如两江总督长鼐、江苏巡抚吴治礼、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人缴回的朱批折中，或有记述。
三、李母去世，时人必有吊唁诗文，或者有蛛丝马迹，可以进一步推知其死因。李煦与当时名士的交往，虽不如曹寅之密，但亦颇有数人，若能细作检查，当有所得。要想了解苏州织造衙门有何亭台楼阁，检查其时的诗文集亦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文酒之会，必有题咏之什，可资考据。
四、细查李鼎的履历。按：十三回“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亲来上祭”，此“掌宫内相”指“领侍卫内大臣”。为了“丧礼上风光些”，贾珍要为贾蓉捐个前程，戴权吩咐小厮：“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填上。明儿我来兑银子送去。”又贾蓉的衔名是“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可知贾蓉所捐者乃“三等侍卫”。《清史稿·职官志四》：“侍卫……三等，正五品，二百七十人，旗各九十人。”与戴权所说的“三百员龙禁尉”，数目相近。侍卫由上三旗内选派，贾蓉是够资格的。捐纳之事归户部掌管；但侍卫是否可由捐纳而得，颇成疑问。即或可捐，亦必是虚衔；而“御前侍卫”由侍卫内特简，更非同小可。十三回内所写贾蓉的衔名，想是故意混淆，不欲确指清朝的官制。但如李鼎确实曾在康熙五十九年当过三等侍卫，则是以贾蓉影射李鼎的确证。
科场与书坊
至于您第二封信中提到的问题，似乎想证明《红楼梦》有南北两个流传中心，北方为八十回的《石头记》，南方为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而后四十回可能为曹李两家在南方后人所撰写刊行。如果您真是想证实这个假设，可能会徒劳无功。
在大作中，您提出程丙本的说法及分析，确是有功红学的不刊之论。事实上程本三次刊行的过程，照您的考据，已很明白。可惜，您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与出版界的密切关系，了解稍欠深入。否则您就会说程丙本刊于壬子年，不会说“刊于壬子年或以后”。因为高鹗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乡试中举；次年己酉正科会试落第；再次年庚戌会试又落第；辛亥、壬子两年帮程伟元搞《红楼梦》，下一年癸丑会试，当然要下场。会试在春三月，如果不是在壬子年冬天结束《红楼梦》校改的工作，即无法去准备举业。
我曾请教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目录学家昌彼得先生，说有无专谈清初书坊的书？他说没有。不过，我觉得《儒林外史》中的记载，颇可窥见当时书坊的情形。书中屡屡谈到“闱墨”，即将近科乡会试中式的八股文，加以精选批注，以供士子揣摩之用。是故每逢大比之年，书坊必定大做一笔生意。准此以言，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至嘉庆元年丙辰，这首尾十一年真可说是书坊罕见的黄金时代，因为十一年中，共有六次乡试，六次会试；三次正科，三次恩科，兹列表如下：
五十一年丙午乡试。
五十二年丁未会试。
五十三年戊申预行正科乡试。（按：五十五年庚戌、乾隆八旬万寿，例开恩科。但辰、戌、丑、未本为会试之年，所以庚戌正科会试提前一年举行，则乡试便当提前两年。）
五十四年己酉预行正科会试。
五十四年己酉恩科乡试。
五十五年庚戌恩科会试。
五十七年壬子正科乡试。
五十八年癸丑正科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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