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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能欣赏三十岁的曹雪芹那种“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的风度的。而是应该指乾隆十四五年左右，敦诚年已十五六岁，他的哥哥年二十至二十一岁，曹雪芹则三十四五岁的时候。这时，不但二十多岁的敦敏，就是十五六岁的敦诚，也能够欣赏曹雪芹那种疏狂傲岸的态度了。
这段话说得很中肯。但我可进一步补充：非三十四五岁的曹雪芹，也不可能有那种疏狂傲岸的态度。因为个性的成型和发展，需要有时间的过程。曹雪芹绝不是矫揉造作的人，他的时代也不是王猛的时代。魏晋之际，乱头养望，扪虱高谈，是一种“术”，而康雍乾三朝，全盛时期的旗人，正在讲究饮馔服饰，那么，以纨绔出身的曹雪芹，变成如此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得要多少年呢？如照周汝昌之说，乾隆十三四年时，曹雪芹才二十五六岁，是不是已能形成此种性格，姑且不谈；但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如出之以疏狂傲岸的吊儿郎当的姿态，颇难令人容忍，则是一定的。敦诚诗中“容君傲”的“容”字，正以其年龄大得太多，才能被“容”。
曹雪芹在八旗宗学干什么呢？他不是宗室，而且早过入学的年龄，所以绝不是敦诚、敦敏的同窗，吴恩裕说有“两个可能”：“不是做小职员，就是做助教。”我认为小职员的成分居多，因为敦诚、敦敏题赠曹雪芹的诗，都是出于怜才之一念，视之为友的口吻。以“虎门当时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两句看，可知曹雪芹住在宗学里面；那么，《红楼梦》必有一部分写成于“虎门”，敦诚、敦敏是不是他的最早的读者？他们有没有提供过任何意见？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七、何时开始写《红楼梦》
关于曹雪芹的年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创作过程去研究。
周汝昌综合甲戌、庚辰两脂本的朱批，考定《红楼梦》在曹雪芹生前，即已经过五次批阅，每次评阅相去约两三年之久，“抄阅再评”在甲戌（乾隆十九年），那么首评上推两年，在乾隆十七年“前四十回当已撰成”，这推论是合理的。
按甲戌本第一回前有七律一首，最后两句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假定“首评”时即有此诗，则开手初写时，当乾隆七年；即以甲戌而论，最晚亦在乾隆九年，照周汝昌“四十”之说，乾隆九年，曹雪芹才二十一岁，这就有两点疑问，不能不加以研究。
第一，其时曹家当已败落，“二十一岁”的曹雪芹，谋生之不遑，哪里会想到去写小说？按中国文学创作的情况来说，不外乎两类：环境优裕，或至少不愁生计，耽于吟咏，刻意求工，在少年时期，即有相当成就，此类可以纳兰容若为代表。此其一。赋性不合时宜，到处碰壁，中年穷愁潦倒之际，或未能忘情于名利，或者胸中有股突兀不平之气，借稗官说部以为发泄，此类可以吴敬梓为代表。此其二。以“二十一岁”时的曹雪芹来说，两类皆不合。
第二，写小说，特别是写实主义的小说，生活经验是先决条件。以《红楼梦》的接触面之广、人物之多、刻画人情世态之深刻，无论如何不是曹雪芹在“二十一岁”时所能办得到。
或谓：曹雪芹是天才，不可一概而论。不错，我绝对承认曹雪芹是天才，但是生活经验是没有东西可以代替的，二十一岁的天才，可能推翻“相对论”，可能胜过贝多芬，但不可能写出一部世态百相、形容入妙的大小说。
或谓：曹雪芹写了十年，大可以一面吸收，一面发挥。这话似是而非，因为曹雪芹不是在写“聊斋型”的笔记小说，写一条算一条。这样一部预定要写百回以上的大小说，如果不是就完整主题、全盘结构、人物造型、场景安排等等，大致了然于胸时，岂可贸然下笔？
说到最后，顶顶明显的还是创作冲动的问题，若非阅尽繁华，饱历辛酸，追忆往事，痛悔莫及，千万遍思量，产生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就不可能维持十年之久。
因此，如说曹雪芹在二十一岁就开始写《红楼梦》，照我所了解的小说作者在创作时所必需的条件而论，我绝对不信。以我的推论，曹雪芹在乾隆九年时，正当三十岁，就是此时开始写《红楼梦》，也已非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相当的天才的人不办了。
八、无稽的新帝宠信说
周汝昌的错误在太执着，执着于“四十年华”那句诗；太主观，主观认定乾隆改元后，曹家出现“中兴”的局面，才有“全书中最热闹最高兴的一年”。我在写《我看红楼》一文时，对此说将信将疑，深入研究，才知大谬不然，除前面的论证以外，还有两点，须得一辩。
第一，他说曹家“当中有允禩、允禟关系一段，始抄家败事”。所举证据是雍正六年七月（按：此时已是抄家以后）隋赫德一折：在江宁织造衙门左侧万寿庵，查出镀金狮子一对，系康熙五十五年塞思黑（满语“猪”，雍正为允禟所改的名字）到江宁铸就，因铸得不好，交曹寄顿庙中。按康熙诸子争位事，为清朝一大疑案，曹家既迟至五年年底抄家，又“蒙恩谕少留房屋”；而此折一上，后情又不可考，只知曹依然健在，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曹家是此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呢？最妙的是周汝昌引隋折以后又说：“此事后情详细则不可考，疑有拯曹氏未致一败涂地者。”此更令人费解了。
第二，雍正十三年秋，乾隆即位，追封曹振彦为资政大夫，曹起官内务府员外郎，周汝昌据以为获“新帝之宠”的证据（当然，照周的看法，主要的是“元妃”的关系）。其实诰命追封，事极平常，曹起官，亦不过起复旧员通案中的一个，如何可说是“获新帝之宠”？如真获宠信，该再回江宁当织造才是。乾隆是一个最爱用私情的人，而且宠信甚专，福康安弟兄（乾隆内侄）一门煊赫；和珅用事数十年；刘石庵父子宰相；纪晓岚充了军又召回。如果曹是椒房贵戚，绝不至于只当一个小小的员外郎。至于说“是后曹氏似遭巨变，家顿落”，则以前提（所谓“中兴”）既遭否定，假设（所谓“巨变”）自难成立，无须枉费求证的功夫了。
总结我以上一、二两段的论证，有利于周汝昌“四十”之说的，充其量只有“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一句诗；其余从他的家世、遭祸情况、个人经历、与敦诚敦敏弟兄的交游，以及创作过程等等来说，无一不是显示曹雪芹死时，得年在四十五岁以上。
但是，说四十五岁以上，到底还只是一个说得通的假定，究竟有多少岁呢？
因此，我还得进行最重要的第三段的证明。当我研究已有结论，动笔写本文以前，为了想尽可能多了解曹雪芹的身世，曾托人抄了吴恩裕谈“虎门”的一节文章，已见前述。在他的考据中，叙敦诚于乾隆九年入宗学之后，有一段括号以内的文字：“（关于曹雪芹的年龄，是按曹颙的遗腹子计算的，若以雍正二年的说法计算，则是年应为二十一岁。关于此点，还可以讨论。）”我不知吴恩裕何所据而云然？也不知另外还有什么讨论的文字？但我有确确实实的证据和理由可断定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就必定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一而二，二而一，乃是在一个答案中解决了两个问题。
九、马氏怀孕上达天听
为行文方便起见，容我先将曹寅死后的情况，作一简述。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曹寅至扬州书局，料理《佩文韵府》的刻工。七月初感受风寒，转而成疟，托他的妻舅苏州织造李煦乞求“主子圣药”，康熙即颁“金鸡拏”，驿马星夜赶递，“限九日到扬州”，朱批李折“你奏得好”，并详示金鸡拏的服法，最后嘱咐：“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万嘱万嘱万嘱！”
药到扬州，曹寅已经去世。李煦上一折，说曹寅亏欠公款，无赀可赔，身虽死而目未瞑，现以视盐任满，乞求代管一年，以完其欠。按自康熙四十三年起，曹寅与李煦奉特旨：十年轮视淮盐（即一年一轮担任“巡视两淮盐务监察御史”，是有名的“阔差使”），下一年该曹寅轮值，所以李煦有“代管”之请。康熙批云：“曹寅于尔同事一体，此所奏甚是。唯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康熙五十二年初，曹寅的独子曹颙奉“特命”继承父职，管理江宁织造，时年十九岁左右。八月，复差李煦巡盐。“代管”的一年，余银五十八万余两，除清完亏欠外，尚多三万六千余两。十二月，曹颙将此余银“恭送主子，添备养马之需，或备赏人之用”，康熙朱批：“当日曹寅在日，唯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银，尔当留心，况织造费用不少，家中私债，想是还有，朕只要六千两养马。”
到康熙五十三年，十年轮管盐务任满，李煦贪心不足，以亏欠甚巨为理由，复请继任。这一次康熙没有答应他，点了“实能效力盐务”的两淮盐运使李陈常为巡盐御史，并嘱李陈常为李煦偿补亏欠。其时曹颙在织造任内，又有了新的亏空。同年冬，曹颙、李煦、曹一同进京，曹颙病故。
曹寅的妻子李氏，在三年以内，夫死子亡，而且还亏欠着公款，真已濒临了家破人亡的命运，但想不到绝处逢生，康熙替她处分了家务，特命曹出继为曹寅之子，并承袭江宁织造之职，同时又命李陈常代为清补曹颙任内的亏欠。李氏得到消息以后，感激得亲自“赴京恭谢天恩”，这是逾越体制的行为，所以“行至滁州地方”，为李煦“飞骑”拦了回去。
曹即是《红楼梦》中的贾政，那应该没有问题。他大概是曹宣的幼子，排行第四，曹寅有“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的诗句，长次不知名，“三侄”名颀，善画，四侄可能就是曹。
曹宣官侍卫，家居京师，但曹从小就住在他伯父伯母那里，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折“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可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康熙即因曹与李氏情如母子，才让他承嗣袭职，以期他能孝顺老母，敬重寡嫂（曹颙之妻马氏）；否则，照中国宗法上的习惯，不应以二房的幼男为长房的继嗣。
但是，在这时还不能断定，说曹寅就没有他自己的亲骨血了。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曹接江宁织造任，次日上谢恩折，中间有一段说：
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这几句话太值得注意了。因为依照中国的伦理观念，这个怀在马氏肚子里的孩子，乃是曹寅唯一的嫡亲的孙儿或孙女，其为李氏所重视，不言可知，那么后情如何，该有个着落；同时康熙对曹家的家务既然关怀备至，而且马氏怀孕之事，已经“上达天听”，是则无论生男生女，或者夭殇，曹亦必定有折奏报，而竟无有，岂不可怪？
如果当年在故宫所找到的全部康熙朝的密折，能让我们细细检查一遍，问题或易于解决，无奈此时此地办不到，因此，我只有作大胆的假设。此假设不外乎四种：生女夭殇；生女长养成人；生男夭殇；生男长养成人。如是前三种，可以不必细考，如是第四种，即曹颙的遗腹子长养成人，则以其在曹氏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必当为曹雪芹所提到，那么在《红楼梦》中是哪一个呢？贾琏不像，贾珍更不像，难道就是宝玉？
当我一想到这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人物，真所谓恍然大悟，就那一瞬间，各种证据，不求自至，恰如永忠吊曹雪芹的诗“都来眼底复心头”，向之不可解者，如宝玉出生何以写得如此离奇，贾母何以如此钟爱宝玉，贾政与宝玉之间何以看来总像缺乏父子之爱等等，似乎都易于索解了。
现在我从《红楼梦》中找四条证据献给读者。
十、证据一：生日正在初夏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写的是四月里的光景，周汝昌说曹雪芹生于“初夏”，即本此。何以知是四月？因当天白天“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当天晚上，宝玉说“天热”，但“脱了大衣裳”，身上还穿着“紧身袄儿”，如是五月，则应写照眼的榴花，又不当“大衣裳”之内还穿“紧身袄儿”。故知是四月。
何以知是中旬？因宝玉生日第二天，贾敬服“丹砂”而亡，尤氏计算因国丧在“孝慎县”守陵的贾珍，“至早也得半月的功夫”，方能赶回，“目今天气炎热，实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入殓”。贾珍星夜奔丧“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则到家之日，必在月初，否则应写“择于‘出月’初日”，由月初上推半个月，故知是中旬。
按曹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折，谓马氏怀孕“已及七月”，则四月中旬生产，合怀孕八个半月，乃是极普通的现象。又康熙五十年，曹寅得家报得孙(时曹颙在京当差)，张云章《朴村诗集》有《闻曹荔轩(曹寅别号)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一诗可证，但参看“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的话，可知五十年所生者，必已夭殇；而曹雪芹行二，又无可疑。
十一、证据二：恰好十三岁
周汝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排比第十八回后半至五十四回，均叙宝玉十三岁一年间事，林语堂先生亦指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事在一年之中，苏雪林先生则以宝玉的年龄，始终跳不出“十三岁的大关”而深滋困扰，于此可知，确定曹雪芹十三岁那一年，到底在何时何地？成为解决其年龄问题的主要关键。
按康熙五十四年（1715）生，依中国虚龄计算，落地一岁，则至雍正五年正好十三岁。这一年底曹家抄家，翌年北上，故曹雪芹十三岁那一年，在其个人是生活的分水岭、命运的转折点，实具有不可磨灭的惨痛纪念。
周汝昌说胡先生推断曹雪芹生于康熙末年的理由，其二是：“因为曹雪芹如果生得晚，就赶不上曹家的繁华，所以要把‘四十年华’放长五年，特意叫他赶到康熙末年，经一经所谓当年的繁华。后者的论断，实在可笑得很。”现在由于自然而为产生的结果，证明曹雪芹确是赶上了“当年的繁华”；反而是周汝昌为了要使得曹雪芹回到北京以后，仍有一番繁华可“赶”，特意安排一个毫无根据的“乾隆改元，曹家中兴”之说，变得“可笑得很”了。
十二、证据三：贾政似周公旦
《红楼梦》中人名，常是另有含义，如甄士隐为“真事隐”、贾雨村为“假语村（言）”、单聘仁为“善骗人”、秦可卿为“情可轻”等等，不一而足。
甄之为真，贾之为假，乃是确切不移的谐音，因此贾政就是“假政”，贾政字曰“存周”，合起来看，明明用的是周朝初年的典故。
按：“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此乃周初一个最严重的局面，不得已乃有周公之摄政。”（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此即所谓“存周”；“假政”之为“摄政”，也就不言可知。周公与武王之子成王为叔侄，这不是明明告诉读者，曹与雪芹也是叔侄？
依曹氏的家世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政之为人来看，曹雪芹安排“贾政字存周”的用意，当在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江宁织造一职，在曹玺、曹寅、曹颙三世，都是父死子继，如果曹顒不是早亡，等曹雪芹长大成人而圣眷依然不衰，则雪芹亦必可承袭此职。其间出现兄终弟及的局面，乃是不得已的变格，与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出而摄政的史实相类，所以贾政这个名字，具有极好的象征意义。
第二，就曹寅之妻李氏来说，三年之内，夫死子亡，后嗣莫卜而官课待补，正面临着一个所谓“最严重的局面”。曹家子弟虽多，但康熙所眷顾者只是曹寅，若无为李氏视如己出的曹，使康熙深信其必能孝母敬嫂，即不会有令其承嗣袭职的最佳安排。所以曹的“假政”，虽是傥来的富贵，但从另一角度看，亦正有“存曹”之功，否则，就连以后十三年的繁华，亦不可得了。
第三，曹视曹寅夫妇，恩逾父母，在感恩图报的心情之下，必有一番打算，“假政”以后终有“归政”的一天，如果希望曹雪芹在他死后，具有继承其织造一职的能力，那么从小督责极严，也就无怪其然。
总之，从“贾政字存周”这个名字中，不但百分之百确定了曹与雪芹的关系是叔侄而非父子，并且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曹的处境与态度，是个很重要的证据。
十三、证据四：第三十三回大有文章
此一证据等于“证据三”的引申，即是我们从《红楼梦》的本身去求解释，也就是排除史学上的障碍以后，用文学的观点来看《红楼梦》，才知道许多形容入妙、极其委婉深刻的好文章，被我们忽略得太久了。特别是第三十三回宝玉“大受笞挞”，贾母与贾政发生冲突那一大段，照雪芹是李氏唯一的嫡亲孙儿，曹为李氏的嗣子、雪芹的叔父这一层实际关系来看，内蕴的精义全出，试为分段析释如下：
（原文）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言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就干净了。”
（解）祖母疼孙儿，事极平常，但护短从无如此说法；祖孙结成联合阵线，视第二代为外敌，更悖乎情理。以血统而论，曹雪芹如为曹所出，则父子是真，祖孙是假，亲父管教亲子，以中国旧时的传统，旁人只可解劝，无权干涉，现在竟劳只有过继关系的祖母来替“假”孙子拼命，完全不合乎“疏不间亲”的道理。只有祖孙是真的，父子是假，并且李氏只有唯一的一个嫡亲孙子，才会在过度疼爱之下，急不择言地说出“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八个字；否则，知书达礼的曹老太太，说话就太没有分寸了。
“干净”二字，大有深意，我认为李氏（贾母）对曹（贾政）有着很深的误解，她不认为他管教雪芹（宝玉）的动机出于善意，误认为那是一种排斥孤儿寡妇的手段，这场冲突之所以闹得如此严重，即因有意气之争在内。请参阅后解。
（原文）贾政上前躬身赔笑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脚，喘息一回，厉声道：“你原来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作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了一句，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的？”
（解）“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意味亲子已死继子不能孝亲承志，这对贾政是极严厉的指责，所以“这话不像”；“不像者”，贾政看贾母的来意，不像是单纯地为了心疼宝玉，所以忙着跪下解释其教训宝玉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嫡亲父子，则严父教训，自然出于望子成龙之意，旁人不会怀疑，本人更无须解释。
“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的？”李氏（贾母）这两句话，就表面看并无疑义；细一研究，却又不然。此处“你父亲”三字，自然是指曹寅，但曹寅在日，曹是以侄儿的身份为伯父所抚养，承嗣袭职都是曹寅身后之事；此日说“你父亲”固然不错，当初则是伯父教训侄儿，这与父亲教训儿子，血统不同，亲疏有别，难以类比。只有曹与曹雪芹是叔侄关系时，贾母的话才说得通，其意若谓：你伯父当初教训你这个侄儿，如何慈爱；你今天教训你的侄儿，竟用“下死手的板子”打他，是何道理呢？
（原文）贾政又赔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娘儿们，不如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命人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
（解）贾母的话，照前一段看，是要留下宝玉（不该管你打不打）和王夫人回“南京”去，但下一段话又要带走宝玉，可知“你的儿子”云云是作者故弄玄虚、欲真还假的笔法。此“我娘儿们”四字包括贾母自己和王夫人母子，与贾政（曹）相对的亲疏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王夫人或系雪芹之母马氏。南京建都，始于东晋，王敦、王导兄弟大用，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马氏假托为王夫人，疑本此而来。
一则曰“厌烦我娘儿们”，再则曰“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真是俗语所谓“话里有骨头”，贾母把贾政打宝玉，看得别有用心，岂不显然？
（原文）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的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
（解）贾母对王夫人说的那段话，乃是借题发挥，人人皆知，但是究竟意所何指？过去我从未想到应该深究，现在才知道写得确切不移，妙到颠毫。原来贾母的意思是：你小时候，我把你当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疼你，到长大成人当了织造，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如果当初我不疼你，就不会有承嗣袭职这回事，那么，今天要生气也就无从生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贾母认为最痛心的是，排斥她的不是别人，竟是自己一手抚养提携才造成今天的地位的曹。此即所谓“少生一口气”。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冲突的过程，贾母先则曰“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乃指责贾政不孝；再则曰“回南京”，等于变相地宣布断绝母子关系；而这一番借题发挥，又无异痛责贾政忘恩负义。这话要传出去，贾政岂不成了“名教罪人”？所以“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的确，不孝尊亲，言官可以参劾，此在仕途中无立足之地；母子关系被否认，则在家族中无立足之地；忘恩负义，为任何人所不齿，并在社会中亦无立足之地了。
按：贾政对母亲说话，不当自己称名。此层颇为人所诟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为强调个人人格的最后立场，对本非所从出的过继之母，自己称名，我以为亦不算太离谱。
（原文）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不许你打？”
（解）俗语说“打狗看主人面”，既知宝玉是贾母的“命根子”，则打宝玉，就是打击贾母，或者说是向贾母示威。李氏（贾母）始终误认曹（贾政）要否定她的地位，所以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
“干净”字样，片刻之间凡三见，此处更谓“心里干净”，越发露骨了。
十四、假事真情
本文的考据工作，就我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来说，只能做到这里为止。如果我的结论能为读者所接受，那么我们在重读《红楼梦》时，将会发现许多新的意义，并更易于了解它的主题。不过，同时，我也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问题，最明显的是：
◆如果贾政与宝玉是叔侄，曹雪芹为何把他们写成父子的关系？
◆如果“大观园”无其名，“元妃”无其人，为何虚构？
其实这些问题，胡适之先生早就给了我们解答：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既然“将真事隐去”，就必须有一部分虚假的情节来代替，这一部分“虚假”的情节，乃是用来发抒“真实”的情感。如果《红楼梦》的时间假、地点假、人名假、情节假，连情感也是假的，那就不成其为一部好小说，更不值得费那么多功夫来做考证研究的工作了。
当然，我这样简单的回答，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但如细作论述，将轶出本文的题旨以外。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以及曹雪芹为何“将真事隐去”的原因等等，容以后有机会时，另作研究报告以就教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