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府主义的势力就会威胁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
讲话结束后，我和我的家属在白宫的日光浴室里坐了一小时。他们讨论了我的讲话，力图估计将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开始回答那些在我讲话后打来的电话。
10时30分刚过，我获悉首席法官沃伦·伯格到了白宫门口，给我带来一封信。我指示值勤的特工人员立即请他上来。
“我本不想打搅你，总统先生，”伯格说，“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我认为你今晚的讲话含有一种关系到历史发展和命运的深刻意义。”
我说，批评者们已经开始谴责我的讲话和决定了。然而他说，他断定人民会给予支持的。他又说：“我认为凡是真正留神听了你的讲话的人都会意识到，作出这项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他还指出，任何认真思考过的人都会意识到，我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显然不会做任何可能有损于共和党在11月大选中获胜的事情，除非我认为这样做对国家的安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首席法官先生，说句最知心的话，”我用我同他讲话时一贯使用的他的正式职称对他说，“我是现实主义者，我充分知道，如果这次作战行动失败了，或者如果发生其他什么事情，使公众对我的支持下降到我认为不可能重新当选总统的程度，那么，我希望你做好准备，争取在1972年获得提名。”
我最后在凌晨3点钟左右回到卧室时，看见朱莉写给我的一封短信。
亲爱的爸爸：
今晚我为你感到十分自豪。你对越南局势的解释无懈可击————我相信美国人民是会理解你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我尤其要告诉你，你最后向南越、北越、苏联以及美国人民传达的信息是多么有力、多么真诚。我认为，你的讲话所表达的最坚定的主要想法是：我们不能听任1700万人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也不能因无条件地撤出越南而危害争取未来世界和平的机会。
我知道你是正确的，再说一遍，我是多么自豪。
爱你的
朱莉
对我的讲话的反应完全是在预料之中。参议员马斯基说：“这个讲话证实了我本来不愿意作出的判断：总统决定用武力而不是用谈判的方法来结束战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说：“这不仅是势必扩大战争和增加美国伤亡人数的灾难性的升级，而且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越南化的失败。”
《新共和》杂志头版社论的第一句话是：“理查德·尼克松将永垂史册，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不会很快就做到这一点。”接着它说我的讲话是“矫揉造作的”“带有欺骗性的”“一场骗局”，是“质量不高的”和“危险的”。《纽约时报》说我“脱离了”国家的实际。
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迥然不同的观点：“把战火烧进柬埔寨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共产党人。几年来，北越已经破坏了这个国家的中立地位，虽然全世界其余的部分几乎一声也没哼过……谴责美国‘侵犯’中立的柬埔寨，就像谴责英国1944年‘侵犯’形式上中立的荷兰一样不合理。”
虽然睡眠很少，我在讲话后的第二天却起得很早。我到五角大楼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高级顾问们关于柬埔寨作战的第一手情况汇报。当我穿过几条过道走到情况汇报室时，我被欢呼的、争着同我握手的人群围住了。他们高呼：“上帝保佑你!”“做得对!”“几年前我们就该这样干!”
情况汇报室里的气氛一般说来是积极的，即使多少有点克制。巨幅战区地图几乎占了一面墙，不同颜色的图钉表示各部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在汇报人员介绍这次作战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时，我不由得越来越专心地研究起地图来。我注意到除鹦鹉嘴和鱼钩以外还有四个标着被共产党部队占领的地区。
我突然问道：“在南越军和我们自己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有没有能力对其他所有那些地区发动进攻?我们能不能拔除所有的庇护所?”
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是强调说明，任何这样的行动将在新闻界和国会得到十分消极的反应。
“关于政治上的反应，不妨由我来判断。”我说，“其实，为了这次作战行动，我们已经经受了政治压力。如果我们能够一举摧毁其余的庇护所，从而大大减少对我军的威胁，那么现在就是动手的时候了。”
每一个与会者似乎都在等待别人先开口。我惯常喜欢仔细考虑一番，不过这次一反常态，当场作出决定。我说：“我要拔除所有那些庇护所。你们要制订必要的计划，然后立即付诸实施。要把它们铲除干净，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它们来反对我们。永远不让。”
在我听取情况汇报以后离开五角大楼时，工作人员再次拥进过道。等我走到门廊时，我被友好欢呼的人群团团围了起来。一位妇女在代表她那正在越南服役的丈夫向我表示感谢时显得特别激动。我想到这些有亲人在越南作战的男男女女时，不禁又想起那些学生利用他们缓役和在我们社会上享有的特权地位，竟在校园里扔炸弹、纵火和横行肆虐。
在谈到我国在越南的士兵时，我说：“我见过他们。他们真了不起。你们看见这些不务正业的浪荡子正在炸学校。听着，今天上大学的学生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上了最好的大学，但是他们正在大学里烧书，为了当前的问题到处闹事……但是，我们在越南却有一些忠于职责的孩子。我见过他们。他们显得形象高大，并为此感到自豪。”
那天下午，当反对进军柬埔寨的风暴继续高涨时，我决定把经受了高度精神紧张的一家人带离白宫，至少享受几个小时的休息。天气暖和晴朗，因此，我提议乘“美洲杉”号顺波托马克河而下，直抵芒特弗农。
按照传统，所有途经芒特弗农的海军舰只都要向安葬在那里的乔治·华盛顿致敬。当我们驶近时，我叫大家登上甲板，面对河岸。帕特站在我的身旁，然后依次是戴维、朱莉和贝比·雷博佐。在我们驶过首任总统的陵墓时，“美洲杉”号的扩音器播送了《星条旗》的乐曲。我们肃立致敬，直到最后的音符消逝为止。
等到“美洲杉”号返回华盛顿时，那天上午我在五角大楼关于“不务正业的浪荡子”的谈话所引起的愤怒反应几乎压倒了人们对柬埔寨讲话本身的反应。
整个1970年春季，全国经历了大学里一次又一次剧烈的骚乱浪潮。如同在1969年年初发生的动乱一样，这次问题大部分是针对学校本身的，涉及纪律规章、学校管理以及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等。
1970年发生的多起大学骚乱同以往发生的骚乱不同之处在于爆炸事件和暴力行动有所增加。激进团体公开煽动向它们所不满的学校扔炸弹。
在1969——1970年这一学年，发生了1800次示威、7500次逮捕、462人受伤（其2/3是警察）、247起纵火案、8人死亡的事件。
1970年4月是暴力行为闹得特别凶的一个月。邻近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家银行，再次被纵火焚烧。在堪萨斯大学发生了一起纵火案，烧毁了价值200万美元的楼房。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要求接纳更多黑人学生和取消校内后备军官训练队的示威人群同警察激战达六小时，有600人被逮捕，20人受伤。州长詹姆斯·罗兹最后不得不召来1200名国民警卫队员，实行宵禁以平息大学校园里的骚乱。
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而焚烧银行以及作为对军国主义的抗议而焚烧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都是犯罪的和野蛮的行为。然而我觉得，最骇人听闻的是我认为对大学全体师生所应有的学术生活本身进行破坏的那些事件。3月间，一个纵火犯给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造成了32万美元的损失。4月底，作为支持在纽黑文被控犯有杀人罪的黑豹党人的示威行动的一部分，有人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地下室放火焚烧了价值2500美元的图书。
一桩最可耻的事件发生在斯坦福大学。4月24日，一个反对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团体放火焚烧了该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前来美国讲学的印度人类学家M.N.斯里尼凡斯教授的办公室也被完全烧毁，他个人的笔记、文件以及手稿均被付诸一炬。
当帕特·莫伊尼汉向我报告这个悲剧以后，我给斯里尼凡斯教授写了如下的信件：
如同其他无数的美国人一样，我听到消息以后简直难以相信，你在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书房被扔进了燃烧弹，你毕生的工作成果大部分化为灰烬。
纵然你获悉绝大多数美国人民和美国学术界坚决反对干这种勾当的个人或若干人所采取的手段，你也不会感到多大的安慰。说他们是疯子，这还不能原谅他们。说他们简直十恶不赦（更有可能就是如此），也不能把他们轻易放过。
我希望你在研究工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关于社会人类学的伟大洞察力，也许会在此时此刻帮助你理解这一悲剧。无论如何，请相信，你是一位受尊敬和受欢迎的客人。这个国家如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赞赏和珍视你的工作。
我相信，凡是在五角大楼听过我的谈话或听过谈话录音的人无疑都知道，我提到那些焚书和炸毁学校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时，分明指的是在伯克利和耶鲁的纵火犯、在斯坦福扔燃烧弹和干其他类似勾当的家伙。第二天上午，《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正确地反映了我的意思：“尼克松谴责在校园里焚书和扔炸弹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然而，《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却表达了一种略有不同的意思：“尼克松给一些大学激进派扣上‘不务正业的浪荡子’的帽子。”转到另一版上继续报道这一消息的标题是：“尼克松谴责大学校园里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几天之内，人们普遍获得的印象是我把所有提出抗议的学生都叫作“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宣传工具对“不务正业的浪荡子”这一提法的报道和解释，给许多大学里已经无法控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情绪火上加油。全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对我进行弹劾，包括大部分常春藤协会诸大学在内的11所东部大学的编辑在他们的校刊上登载了一篇联合社论，号召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罢课。
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大学，当学生洗劫了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并同警察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时，有50人受伤。在俄亥俄州的肯特，两个青年在几百名示威者的围观下，向肯特州立大学校园里的陆军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扔进点燃的照明弹，把该楼焚为平地。州长罗兹调来了国民警卫队。他说，肯特州立大学99%的学生希望学校继续上课，但其余的人“比褐衫党徒还坏”。
5月4日星期一，我请霍尔德曼到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来研究旅行计划。他看起来焦虑不安。他说：“刚才来了电报，说在肯特州立大学发生了一场示威，国民警卫队开了枪，有些学生中了弹。”
我大吃一惊，问道：“他们死了吗?”
“恐怕死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场激烈的对抗，看来大约在中午时分开始形成。最后，一大群学生向警卫队员扔石块和混凝土块，迫使他们退到一座小山顶上。到了山顶，士兵们转过身来，其中有人开了枪。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看到被枪杀的四个年轻人的照片，其中两个是旁观者，另外两个人曾抗议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一项决定。现在四个人都死了。有人号召全国学生举行示威和罢课。这场悲剧是否会触发几十起其他的悲剧呢?我无法从脑海里排除那几张照片上的模样。我不由得想到那些突然获悉他们的孩子由于在校园中示威而被枪杀的家庭。我给每一位家长写了亲笔信，即使我知道所说的那番话是无济于事的。
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属于我执政期间最不幸的日子之列。一个被打死的女学生的父亲告诉记者说：“我的孩子不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当读到这一报道时，我心情万分沉重。
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也使基辛格大为泄气。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由于柬埔寨问题而辞职了。他认为最忠实的朋友————过去哈佛大学的一些同事————给他写来措辞激烈的信件，要求他辞职，以信守他公开声称的道德观。
一天，基辛格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件。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闷闷不乐地坐下来，凝视着窗外。最后他说：“仅就对外政策而言，我依然认为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我担心我也许没有就国内的险恶情况向你提供合适的建议。”
我告诉他，我充分意识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风险。我曾亲自作出了决定，为此我应当负完全责任。最后我说：“亨利，要记住罗得的妻子的下场[2]。永远不要回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重温我们无法挽回的往事上面。”
使我震惊和失望的是，有人显然别有用心地向新闻界透露了比尔·罗杰斯和梅尔·莱尔德曾反对我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定。作战仍处于关键阶段，我打电话给罗杰斯，告诉他我认为一旦总统作出了某种决定，内阁就应当予以支持。
内政部部长沃尔特·希克尔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式表达他的信念，认为我应当倾听学生们的意见，并同内阁多加磋商。他给我写了一封阐明这些看法的信件，但在此信送到白宫以前，抄件已经被美联社发表了。他后来解释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其他几位内阁和政府成员也采取了并不完全支持我的公开立场。
在这满城风雨当中，两位还活着的真正了解我苦衷的美国人中的一位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对我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收到一封寄自约翰逊城的短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希望你有机会看到这份东西。顺致最良好的祝愿。林登·约翰逊。”随函附来约翰逊以前的一位助理约翰·P.罗奇最近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总统作出决定”。这篇文章开头说：“共和党政权同林登·约翰逊政府之间的区别在于尼克松先生宣布了一种‘开放的行政管理办法’，其后果是政府15级以上的普通工作人员人人都认为可以不受拘束地评论总统的行动是否明智。”在列举几个否认参与我那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定的内阁成员后，罗奇在文章的结束部分指出：“人民把尼克松选举出来，让他作出抉择，他这样做了。谁都可以根据他所作的抉择的是非曲直对之抨击，那就是，说他是错误的。或者谁都可以支持他的行动（我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根据宪法规定，谁都没有权利由于他未同富布赖特参议员、芬奇部长、帕特·莫伊尼汉或五角大楼的国际安全事务处磋商而指责他的决定。”
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引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学生抗议浪潮。每天的新闻报道使人感到那种骚乱仿佛有点像造反。数以百计的大学校园经历了一阵突然爆发的狂暴、动乱和纵火。在肯特州立大学伤亡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450所高等院校由于学生或教职员的抗议罢课或罢教而关闭。不到一个月，在16个州的21所大学校园，国民警卫队出动了24次。
全国抗议日匆忙地决定于5月9日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力确保这件事情不致演变成暴力事件，并且表示我们对它并非无动于衷。埃利希曼主张我们尽量表示愿意同他们取得联系。基辛格却对示威的人们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态度。他们引起的暴力行动以及他们对实质问题的无知，使基辛格甚感惊愕。他强烈地认为，在柬埔寨战役胜利结束以前，我不应当显得过于柔和。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不是靠上街示威来制定的。
我决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以减轻局势的紧张程度。风险是巨大的，我的工作人员对于在此时此刻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否明智，意见分歧很大。大部分的记者和评论员必然要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一次唇枪舌剑的记者招待会很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然而，我还是决定进行，并宣布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8日星期五晚上观众最多的时候。
星期五晚上10时，我走进东厅，立即感到在炽热的电视照明灯下，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柬埔寨军事行动和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的。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对抗议的激烈程度感到震惊，抗议是否会在任何方面影响我的政策。我回答说，我对抗议的激烈程度并没有感到惊讶。我知道那些抗议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决定会扩大战争，加深我们的卷入，并增加我们的伤亡。“然而，我作出决定的理由同他们提出抗议的理由是一致的。”我说，“我感到关切，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多么深厚的情感。不过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将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将缩短这场战争，它将减少美国人的伤亡，它将使我们得以进行我们的撤军计划。我所宣布的在来年撤退的15万美军将按时回国。据我看来，它将有助于在越南实现公正的和平这一事业。”
一位记者问，我认为学生们在即将于华盛顿举行的示威游行中要说些什么。我希望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富有同情，又不显得软弱无力。我说：“他们会竭力表明他们需要和平。他们会竭力表明他们希望停止杀戮。他们会竭力表明他们希望停止征兵。他们会竭力主张我们应当撤出越南。我完全同意他们想要达到的每一个目的。然而，我相信我所作出的决定，特别是关于突入那些完全由敌人盘踞的柬埔寨庇护所的这最后一项十分艰巨的决定————我相信这项决定将有助于达到那个目的，因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的主张是符合他们的要求的。”
在记者招待会以后，我立即回复了打来的几十起电话，并给其他一些人打了电话。过去一两个星期发生的事件一幕幕闪现在我的脑际，我感到焦虑不安。
我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到林肯起居室去。我放上一张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坐下来静听音乐。马诺洛听到我已经起床，进来问我是否要喝茶或咖啡。我朝窗外望去，看见一小群又一小群的年轻人开始在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集合。我说，我认为林肯纪念堂的夜景是华盛顿最美丽的景色，可是马诺洛说，他从来没有去看过。我一时兴致勃发，说道：“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这是我的即兴活动，我故意不带工作人员或通知记者随行。因此，当报纸报道说，我没有能够同我遇到的年轻人交流思想，只谈了一些诸如体育竞赛和冲浪运动等无关紧要的话题，由此可以看出，我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无动于衷时，我感到特别懊丧。这种错误的印象一部分显然来自学生本身。其中一个学生告诉记者说：“他并不真正关心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另一个说，我显得疲倦、迟钝，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
几天以后，约翰·埃利希曼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我由于同那些跋涉了几百英里前来抗议我的战争政策的学生谈论体育竞赛而造成的问题。我当时既疲劳又紧张，因而声色俱厉地对他说，如果一个总统的工作人员都相信人们所散布的关于他的不实之词，那就确实是很成问题了。
那天夜里，我向打字员口授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叙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把这份备忘录送给霍尔德曼，连同送去一份分析我对这一事件的懊丧情绪的备忘录：
兹附上备忘录一份，说明在林肯纪念堂附近所发生的事情的实际过程。
在你看过以后，我想你会同我一样对报刊上关于我的活动的报道感到非常灰心丧气。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约翰·埃利希曼会从新闻报道中得到一种印象，仿佛我当时疲倦不堪，而我所谈到的又是冲浪运动和一些无聊的事情……
根据我对形势的估计，这次是这群学生————也许大部分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下中产阶级————大都像我上大学时那样贫困，长途跋涉来到了华盛顿————这次他们同一位美国总统谈话，是前所未有的。今后他们将看到我多次讨论这些为人们所愤怒地激烈争执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以后将在华盛顿纪念碑旁边听到，并且目前就在他们的课堂里听到。我能为他们出一大把力的，也许是设法把他们稍稍从他们漫无目的地徘徊于其间的可悲的思想荒原中解脱出来。
我给你写这份备忘录，并非想批评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我认为我的工作班子从忠诚、勤奋等方面来说是历届总统的工作班子中表现得最好的。
唯一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工作班子中似乎还缺少这样一种人，他真正理解或懂得我力图按照一位总统对人民的正确关系来阐明的问题。不是新闻；也不是骗人的玩意儿，像急匆匆地赶往那所黑人预科大学，后面跟着一群电影摄影记者那样。整个这件事似乎是了不起的新闻资料，我知道可以大肆宣扬一番————也许实际上确实是这样。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的确感到纳闷，不知道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否就是我们希望留给后人的遗产。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也许应当尽可能毫不费力地和迅速地进行假公济私的活动，然后滚下台去，把政府的各项职责留给那些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那些侈谈理想主义但根本不考虑对个人的体谅而实行残酷统治的社会主义者即极权主义者。这里所说的对个人的体谅，就是我在同学生们谈话时强调说明的对人格的尊重。
我向打字员口授了这份记述我去林肯纪念堂情况的长篇日记式备忘录，因为我想把一件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事记录下来，也因为我要清除新闻报道所造成的我会从事那种无聊谈话的印象。
马诺洛和我大约在4时40分走下汽车，沿着通向林肯塑像的台阶走去……
这时，几小批学生开始在纪念堂的圆形大厅里集合。我朝其中的一群人走过去……同他们握手。他们并不是不友好的。事实上，他们似乎多少有点吓住了，当然也感到十分惊讶。
当我开始对那一群学生说话时，他们大约有八个人。我一一问了他们的家乡，发现一半以上是从纽约州北部来的。那时在场的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为了让谈话继续下去，我问了他们的年龄、学习的专业等一般性问题……
有两三个学生主动地说，他们因为整夜驱车赶到这里，没能听到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的发言。我对他们错过了机会表示遗憾，因为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力图说明我在越南的目标同他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停止杀戮，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我们当时采取的行动去占领柬埔寨，而是从越南撤出来。
他们没有反应，于是我接着说，我了解他们多数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希望他们不要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有意见分歧而妨碍他们在另一些可能同我们意见一致的问题上听取我们的见解。我还特别希望他们憎恨战争的心情（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致发展成痛恨我们的整个制度、我们的国家以及国家所代表的一切。
我说，我知道你们之中可能多数人认为我不是个玩意儿，然而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充分理解你们的感情。我回想起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并且准备结婚，那时适逢张伯伦访问慕尼黑回国，发表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的著名声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多么兴奋。那时我几乎一无所有，因此，参军的前景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我觉得，只要美国能够避免参加任何军事冲突，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我还告诉他们我出身于一个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在那个时代比任何人都更有可能成为和平主义者。于是我自然就认为张伯伦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而当我读到了丘吉尔对张伯伦的全面批判时，我就认为丘吉尔是个疯子。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我那时错了。我现在认为张伯伦是个好人，但丘吉尔更有见识。我们现在的境况比原来希望的还要好，因为丘吉尔不但有才智而且有胆略来执行他认为是正确的政策，虽然那时他由于坚持“反对和平”的立场而在英国和全世界非常不得人心。
接着，我试图把话题转到可以引起他们谈话的方面去。我说，既然他们有些人是第一次到华盛顿来，我希望他们趁年轻的时候不要错过旅行的机会。一个学生说，他恐怕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我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认为拿不出钱去旅行，但是我的妻子和我借钱游览了墨西哥，后来又借钱到中美洲去了一趟。问题是，你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去旅行。如果要等到手头宽裕才去旅行，你就会发现自己年龄太大，享受不到其中的乐趣了。只有年轻的时候才能享受旅行的乐趣……
这时，一位姑娘参加进来。我当时正谈到加利福尼亚，因此，我问在场的人有没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她大胆地说，她是洛斯阿尔托斯人。我说，那是我所喜爱的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城市之一，我希望它依然像我记忆中那样美丽。她没有作声。
为了引她说话，我告诉其余的人，如果他们去加利福尼亚，他们就会看到我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所能迈进的巨大步伐。我相信，他们都是关心这个问题的。我说，就在我加利福尼亚住处的南面，有世界上最大的冲浪运动海滩，不过，由于这片海滩划归海军陆战队所有，公众不能使用。我说我已经采取措施，要开放其中的一部分海滩，以减轻北面异常拥挤的海滩的负担，同时使人民有机会欣赏那里的大自然美景。我谈到，我们推进有关整个“生活质量”的环境计划的目标之一是掌握并更好地利用政府的财产，不能因为这种财产历来属于军用或其他用途的范围而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
在我谈到这个问题时，在场的大部分人似乎都点头表示同意。
然后，我谈到我多么希望他们不仅有机会了解美国，而且有机会了解整个世界。我说，许多人会劝你们前往欧洲访问。我说，欧洲很不错，但它实际上是美国的较老的形式。它是值得观光的，然而我认为也许亚洲是他们最喜欢游历的地方。
我告诉他们，我十分希望在我执政期间，或者可以肯定说在他们这一生当中，中国伟大的大陆将对外开放，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居住在那里的7亿人民————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民族之一。当我谈到这一点时，他们大部分人似乎都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我把话题转到苏联。一个学生问我，莫斯科是什么模样?我说是“灰色的”。如果你们在苏联，访问莫斯科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历史名城和政治中心。然而，如果你们真想了解苏联，了解它那使人发生兴趣的变化和历史，你们就必须到列宁格勒去。我说，列宁格勒确实是苏联的一个比较引人入胜的游览地。那里的人民由于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不太严厉，性格较为开朗。
我还说，论城市的美丽，他们会发现布拉格和华沙在建筑物的美观上远远胜过莫斯科。我谈到这一点，因为我当时正直接同一个自称是建筑系的学生交谈。事实上，在场有两个学生自己说是学建筑的，我认为他们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然而，我谈到关于苏联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应当访问例如西伯利亚中部还处于自然状态的新建城市新西伯利亚，以及其居民为亚洲人而非俄罗斯人的苏联亚洲部分的撒马尔罕。
有一个学生问我是否有可能获得前往这些城市的签证。我说我相信是可能的，如果他们有人想到苏联去旅行，来我的办公室联系，我一定帮忙。这似乎引起了他们一阵轻轻的笑声。
然后，我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并强调指出，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人民，而不是城市、空气、水和其他物质上的东西。我举例说，在我访问过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海地大概是最贫穷的……然而，就我回想起来的1955年的情况来说，海地人民虽然贫穷，却有一种尊严和一种十分动人的风度。我一直想再去访问，这并不是因为海地有美丽的城市可供游览，或有名菜佳肴等可供享受，而是由于海地的人民有上述品德。
接着，我用我在亚洲和印度看到的人民作为例证来阐述同样的观点，然后又把话题转到美国，再次向他们强调指出，决不应当同我国人民疏远，决不应当无视我国伟大的变化。
我表示对这样的情况感到忧虑，即黑人和白人虽然在各大学里一起上学，他们彼此的接触却并不比他们不在一起上学时来得多……这番话似乎产生了效果，虽然他们谁也没有很多话要说，也没有人明确地作出反应。
这时，我周围的人开始大大增加了。我估计他们已经从最初的8至10人增加到30人左右，其中有几个看来岁数大一些和更像领导人的学生开始参加谈话。
有一个学生响亮地说：“我希望你理解到我们是愿意为我们的信仰而牺牲的。”
我说，我当然理解。你们可知道我们这一辈人有许多像你们这般年龄时也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并且至今仍然如此?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努力建设一个并不需要你们为了信仰去牺牲而是能够为了信仰而生存的世界。
我插进去扼要地谈到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的一个问题，即虽然我们同苏联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我们却必须设法限制核武器。我个人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取得进展。他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兴趣。这也许是由于我们的话题转得太快，也许是由于他们对我在那里出现感到过分惊奇。
这时另一个学生朗声说：“我们对布拉格是什么模样不感兴趣。我们关心我们在美国建立什么样的生活。”
我说，我谈论布拉格和其他地方的全部意义在于谈论那里的人民，而不是谈论那个城市。在未来的25年当中，世界将变得比现在小得多。我们将生活在世界各地，因此极为重要的是，无论各地的人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你们都要了解、理解和正确评价他们，特别是要理解你们本国的人民。
我说，我知道当前人们对环境极其重视————必须有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清洁的街道————并且你们和我同样知道，我们有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对上述一些问题的处理比过去任何这类计划都包括更多的内容。然而我想让你们去考虑一个问题，光是使空气、水和街道清洁并不能解决与我们大家有关的最深切的问题。上述是物质问题。它们必须得到解决。它们极为重要……不过你们必须记住，完全干净的东西也可以是完全枯燥乏味的和没有气概的。
我们大家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哪些精神因素是真正关系重大的。在这里，我又回到我原来的话题，那就是要考虑人们，而不是考虑各个地方和各种东西。我坦率而诚恳地说，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可是，我知道今天的年轻人如同我在40年前一样，正在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这样谈，是要让他们确实认识到，结束战争以及清扫街道、使空气和水清洁并不会解决我们大家都感到的、成为有史以来生活中最大奥秘的精神上的饥饿问题……
谈到这里，天已破晓，晨曦初露光芒，他们开始攀登华盛顿纪念碑，我说我也该走了，便同挨我最近的几个人握了手，走下了台阶。
从底特律来的一个大胡子在我开始步入汽车时拍了一张照片。我问他是否想让自己也上镜头。他走到我身边。我说，不妨请总统的医生来拍这张照，于是特卡奇拍下了照片。大胡子看来很高兴————事实上，这是我在那里逗留的整个过程中所看到的最开朗的笑容。我在离开时对他说……我知道他是经过长途跋涉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我也知道他和他的同伴对我们的政策感到十分失望和气愤，并且加以反对。我说，我只希望你的反对情绪不致变成对国家的盲目仇恨，而是要记住，尽管我们的国家有许多缺点，它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说，你如果对此有任何怀疑，可以到护照办理处去看看，你不会看到很多人排队申请出国。在国外，你却会看到不少人排队申请入境。
他面露笑容，愉快地听完我的话。我们握手告别，然后我登车离去。
我知道，四五月的那些日子对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艰辛的。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特别是基辛格在柬埔寨危机中首当其冲。我想用某种行动来表示我是多么感激他们的毅力和支持。5月15日，当我们在比斯坎岛度周末时，我问贝比，他的女友简·勒克可否给我缝点东西。
在飞返华盛顿途中，我请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基辛格到我的座舱里来。他们到齐后，我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说：“事实上，你们应该为在过去几个星期执行任务时所负的创伤获得像紫心勋章[3]这样的奖赏。”
他们都笑了，并且说，他们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不，”我继续说，“你们所做的工作超过了自己的职责，因此我设计了一种新的奖赏————蓝心勋章————授予坚定不移的人。”
我赠送他们每人一颗用蓝布做成的小小的心。“这将是我们的秘密，”我说，“但我想要你们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们所做的工作。”
当柬埔寨军事作战成绩越来越显著的时候，舆论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后的几个星期内似乎有了好转。
5月20日，纽约房屋修建工会理事会发起了一次支持总统的向市政厅进军的游行。建筑工人同各种反战示威群众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市长约翰·林赛下令市政厅下半旗作为关于肯特州立大学悲惨事件“反省日”的一部分之后，已经在几处地方发生了。建筑工人决定支持我们的战争目的，参加他们这次游行的有10万多人。
我邀请建筑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到白宫来。在拍摄了一张他们摆在内阁议事桌上的防护帽的照片以后，我向他们扼要地介绍了柬埔寨作战行动的背景。当我同他们握手时，一位工会领导人说：“总统先生，如果当初有人有胆量早点攻进柬埔寨，他们也许已经把那颗杀死我儿子的子弹缴获过来了。”
5月中旬，《新闻周刊》发表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结果。它表明65%赞成我执行总统职权的办法，其中30%自称“十分满意”。50%同意我派兵进入柬埔寨的决定，39%不同意，11%没有表态。对于“你认为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的死亡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58%认为“示威的学生”咎由自取，只有11%责备国民警卫队。
5月30日，即柬埔寨作战行动开始后一个月，我就一个月来的进展情况向全国作了电视报告。我同艾布拉姆斯将军交换意见后，能够向全国宣布这是越南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作战行动。在过去一个月里，仅在柬埔寨缴获的敌方武器、装备、军火和粮食几乎就同我们1969年在整个越南战场上所缴获的相当。
6月30日，我们准确无误地按照原订计划并且一字不差地按照我的诺言，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出柬埔寨。这次作战行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我们所缴获的武器件数足够装备74个足额的北越步兵营；缴获的大米足够供应估计共产党人在南越的全部步兵营食用四个月；缴获的14.3万发火箭、迫击炮和无后坐力步枪弹药，相当于14个月作战的消耗量；缴获了199552发高射炮弹、5482颗地雷、62022颗手榴弹和8.3万磅炸药；此外，还缴获了435辆各种车辆，摧毁了11688座地堡和其他军事建筑。
最为重要的是，柬埔寨作战行动摧毁了共产党人在南越对我们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能力。我们的伤亡从战斗前六个月内每星期93人下降到战斗后六个月内每星期51人；南越军的战绩表明越南化计划正在发生作用。我在4月20日宣布的撤军15万名的计划可以按时间表进行。最后，对朗诺的压力减少了，他现在大概能够生存下去了。这将意味着苏联和中国的重武器运往柬埔寨的主要进口口岸即西哈努克港将继续关闭。
在事先宣布的从柬埔寨撤军的那一天，参议院通过了库珀-丘奇修正案，这是战时针对一位总统实行的第一次限制性投票，实质上是要求我在7月1日以前将全部美军撤离柬埔寨。为撤军规定时间的象征性手法是一本正经的，正同这一行动本身是毫无意义一样，因为全部美国人都已经撤离柬埔寨。
从柬埔寨作战行动以来，基辛格同北越人举行的首次秘密会谈于9月7日举行。他发现会谈时没有出现他所预料的宣传和谩骂，而是充满着历次会谈所没有见过的最友好的气氛。他在为我总结会谈情况时写道：“他们不但改变了腔调，而且表示愿意在实质性问题上采取行动。他们实际上放弃了他们所提出的6个月‘无条件’撤退计划的要求，没有再提到那十点，并且表示愿意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建议。他们迫切希望保持这条外交渠道。当我坚决主张这条渠道必须取得重大进展时，他们一再提议再次举行会谈。”
我对他的乐观情绪多少有点怀疑，因为在友好气氛以及和解的新因素的掩盖下，北越人依然坚持要我们废黜阮文绍总统，然后才能达成解决办法。在基辛格备忘录中有关阮文绍的那段文字下边，我写道：“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案，否则双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破裂。”————纵然基辛格具有高明的谈判手腕，我也很难看出他能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找到一项折中的办法。
预定在9月27日继续进行会谈。在基辛格说明他准备采取解决办法的备忘录上，我写道：“我只想建议，要设法尽早着手解决核心问题。他们是当真的呢，还只是改头换面重弹老调呢?”
9月27日的会谈使任何取得突破的希望化为泡影。北越人无休止地争辩和重复他们的意见。他们表明，他们的策略是把阮文绍单独挑出来，说他是实现和平的绊脚石。基辛格中止了会谈，没有定下另一轮会谈的时间。
既然秘密会议似乎不可能取得可靠的进展，我决定公开提出一项重要的新和平计划。
由于在柬埔寨作战成功，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首次考虑同意在南越就地停火，而不必要求北越人同意撤退他们的军队了。只要在南越的共产党军队不能再依靠柬埔寨的庇护所来取得给养、军火和援兵，我认为南越军经过一年多的越南化而得到极大改善和加强以后，很快就能够保卫自己和他们的国家。
除了在印度支那全境实行就地停火以外，我的新计划的其他要点是：举行一次全印度支那和平会议，随后谈判制定一个撤出全部美军的时间表、规划一项反映“南越现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和平解决方案，以及立即释放双方的全部战俘。
10月7日，我在电视上提出了这项计划。五天以后我宣布，在圣诞节前将撤出4万名军队。这两项行动朝着消除解决问题的障碍迈出了一大步，从而有效地堵住了国内反战运动者的嘴巴，并把开始认真谈判的责任断然地放在北越人的肩上。然而，河内继续保持沉默，巴黎的秘密渠道依然关闭着。
休斯顿计划
到1970年，用暴力表达不同意见的演化过程酿成了一个丑恶的派生物：怂恿暗杀和爆炸的城市地下政治恐怖主义者。
这些团体中最突出的是黑豹党和气象员派。博比·西尔和休伊·牛顿1966年在经济机会办公室工作时成立了黑豹党。牛顿说，黑豹党的“联络部部长”埃尔德里奇·克利弗主张鼓动群众接受“革命的诱导来绑架美国大使，劫持美国飞机，炸毁美国输油管和建筑物，并枪击任何使用枪支和其他武器为帝国主义反人民的血腥勾当服务的家伙”。
黑豹党在全国各市区均设有基地。由于他们的组织规模不大，纪律严明，要事先获得关于他们的计划或预定袭击地点的情报是极其困难的。在1969年和1970年，有两名黑豹党员因暗杀了一个可疑的告密者而在法庭上表示服罪。
在1969年，警方说他们查获了一批黑豹党暗藏的武器，其中有冲锋枪1支、步枪13支、自制手榴弹1枚以及燃烧弹30枚。7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枪战中有5名警察负伤；11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枪战中又有2名警察被打死，6名负伤，1名黑豹党员被打死。12月，洛杉矶的警察同黑豹党人进行了一次历时4小时的枪战。仅在1969年，就有348名黑豹党员因各种严重罪行被捕，其中包括暗杀、武装抢劫、强奸和盗窃。“干掉警察!”是黑豹党的口号。
气象员派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个恐怖主义支派。在1969年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气象员派决定进行一场关于地下战争、暗杀警察和爆破的新的运动。他们后来在第一份公告中声称：“革命的暴力行动是唯一的手段。”估计气象员派的地下组织约有1000名成员，分成若干秘密的流动突击队式的分队。像对黑豹党一样，我们事先无法知道他们袭击的地点和方式。
在1969——1970这一学年中，恐怖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制造了多达174起的大规模爆炸和爆炸未遂案件。现在城市也变成了袭击目标。3月6日，〔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座大房屋爆炸了，在废墟中发现了3具尸体、57包炸药、塞满炸药和大钉子的水管以及杀伤弹。那是气象员派的一座炸弹工厂。同一天，在底特律警察局的车辆里放置两枚炸弹的案件，证明与气象员派的活动有关。3月12日，在曼哈顿中城区三幢楼房中发生的爆炸迫使1.5万人撤出了这些建筑物。一个自称第九号革命力量的恐怖主义组织承认是他们干的。纽约市有一次在24小时内发生了400起以上的炸弹恐慌。3月30日，警察在芝加哥的一座气象员派炸弹工厂里发现了甘油炸药。
恐惧的心理在全国各地不断蔓延。与此同时，人们纷纷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不应当把前几天发生的爆炸事件和未遂爆炸事件看作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革命者的行动而加以掩饰；它们是暗藏的杀人犯的犯罪行为……必须把这些进行恫吓和爆炸的分子当作名副其实的疯狂罪犯来对待。他们不仅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必须受到他们想要支配和破坏的整个社会的严厉制裁。”
J.埃德加·胡佛告诉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听到传说，激进的学生团体正在策划使用纵火、爆炸以及绑架大学负责人和政府官员等手段来发动一次全国性的恐怖主义大进攻。中学里的暴力事件也在增加。劫持飞机的事件从1968年的17起增加到1969年的33起。
从1969年1月至1970年4月，据保守的统计，发生了4万多起爆炸案、未遂爆炸案和炸弹恐吓事件，平均每天80余起，价值超过2100万美元的财产遭到破坏，43人丧命。在这4万起案件中，64%是由身份和动机不明的爆炸者干的。
3月25日，我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要求紧急立法，对那些造成他人死亡的爆炸犯判处死刑。然而，若干星期过去了，国会并未采取行动。
5月25日，《纽约时报》刊载了气象员派发表的“宣战书”的摘要，它宣称：“在未来的14天之内，我们将袭击美国非正义制度的一个标志或机构。”两星期又一天以后，一枚定时甘油炸弹在纽约警察总局爆炸了。美联社接到一封署名“气象员派”的手抄信件，其中声称那颗炸弹是他们放置的，因为“这个国家的警察是我们的敌人”。
黑豹党同北朝鲜团体和激进的阿拉伯恐怖主义者交往甚密。我们知道，气象员派同北越、古巴和北朝鲜持同一立场。我极想知道外国对他们的支持是否超出了思想同情的范围。我相信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行动方式表现得很清楚。然而，情报机构始终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直到1977年《纽约时报》才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古巴和北越给予气象员派以直接支持的证据。古巴和北越的特务当他们的顾问，古巴情报机构指导他们逃脱联邦调查局的追捕，并为此提供了资金。古巴军官训练他们使用“实战武器”。
由于这一阵愚蠢的恐怖行为幸而已经过去了，我很难————也许不可能————描述那段时间里影响我的行动和反应的压力感，然而，正是这一阵前所未有的国内恐怖主义的流行病促使我们努力去寻求最好的办法，以对付这种新的社会现象，即那些发誓要用暴力来摧毁我们民主制度的、很有组织和很有技巧的革命者。
我努力向各情报机构寻求帮助。它们通力合作，制订了一项反击革命暴力的计划。三年以后，这项计划将公之于众并被称为休斯顿计划。有人攻击它是旨在用盖世太保的手段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授权书。从最近出现的情况来看，我们现在知道这项计划并没有采用过去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所没有采用过的措施。
J.埃德加·胡佛于1924年就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在此后的40多年里被誉为国家英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意识到时代特征朝着对他不利的方向发展。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时代兴起了，表现为更多地关心被告的权利而不关心如何保护无辜者。由于他毕生的事业即将结束，他就决心在最后几年不给任何人以进攻的手段来损害他本人或他的组织。在涉及联邦调查局的职能和特权时，他始终是十分本位主义的。他根本不信任其他情报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并且始终尽一切可能抵制同它们协同工作。他显然反对为任何人火中取栗，以免发现自己突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20多年中，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必要时曾利用秘密闯入室内的办法去搜集外国情报、外国颠覆的证据以及有关国内暴力行动的情报。在1942年和1968年间，除侦察外国人以外，对于有进行颠覆或暴力非法活动嫌疑的国内团体进行了200余次秘密入室搜查。人们称这种搜查为“黑色公事包”工作。
1966年，鉴于很有可能要受到国会的调查和控制司法部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反对，胡佛迅即取消了联邦调查局的“黑色公事包”工作以及秘密拆阅邮件的活动。他还大大减少了在室内安装窃听器的活动，因为这也需要秘密进入别人的房间。在1967年，他还削减了吸收学生和大学里其他人员充当告密者的名额。
就在胡佛削减了这些措施以后，国内的暴力事件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增加。约翰逊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关切。高级行政官员对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要它设法搞到关于潜伏的暴乱者及其活动的情报。这些高级官员甚至制订了他们自己的特别补充计划。
例如，虽然前任司法部部长把联邦调查局在种族示威问题上的作用只限于对其中的“颠覆性活动”进行调查，1967年上任的司法部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却责成联邦调查局“使用最大限度的调查手段和情报手段去搜集和汇报任何团体（不论人数多寡、作用大小或属何派系）的一切情况，了解其过去和现在是否有阴谋或诡计，想要策划、鼓动或加剧暴乱活动”。克拉克的主管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多尔甚至走得更远：他表示关注联邦调查局在情报搜集和分析方面未能采取“广谱方法”，而是把注意力过分狭窄地集中于“传统的颠覆团体”或被怀疑犯有明显违法行为的个人。
克拉克和多尔还成立了一个中央机构，以整理“伟大社会”计划中有关贫穷、社会各界关系和法律咨询等问题的告密者提供的暴乱情报。到1968年，他们已有3000多人对邻居进行了告密。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白宫和拉姆齐·克拉克的司法部的压力之下，五角大楼于1963年成立的小型国内情报司扩大了很多。到1968年，有1500名陆军情报人员监视着各种类型的民间团体，其范围包括穷人游行、动员委员会、争取福利的母亲们举行的抗议以及各类研究黑人的组织。后来在1971年，莱尔德经过我的批准，取消了军方的这项情报计划。到那时为止，它已经积累了10万多人的档案材料。
1970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未经胡佛批准，在一起案件中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帮助，当中央情报局拒绝透露该特工人员的姓名时，这两个机构本来就不好的关系更恶化了。胡佛中断了两个机构的一切联系进行报复。我得到报告说，胡佛的这种行动再加上各情报机构之间一般缺乏协调的情况使我们在恐怖主义暴行达到狂热程度时得不到足够的情报。几个星期后，胡佛被情报界内部的批评激得更加恼火，他索性把联邦调查局同所有其他情报机构的联系都切断了，只保持同白宫的联系。
1970年6月5日，我召集胡佛、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国防情报局的D.V.贝内特中将以及国家安全局局长诺埃尔·盖勒海军中将开会。霍尔德曼、埃利希曼、鲍勃·芬奇和汤姆·休斯顿也出席了会议。休斯顿是一位年轻的律师，曾任国防情报局助理员，他在白宫班子里的工作包括处理激进分子的暴力活动问题。他深切关注美国情报机构在面对国内暴力行动时无能为力以及同共产党集团国家情报机构相比在能力上大为逊色的情况。
我告诉与会者，我要了解情报搜集方面存在着什么问题，以及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要他们联合写一份报告，并请胡佛主持这项工作。
与会者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来估计形势并提出方案。他们起草了一份报告，得到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领导人的同意。这份报告后来送给了胡佛，他在文件上以脚注的形式对其中的若干段落加上了他个人的反对意见。
1970年6月25日，报告撰写完毕。这份报告的正式名称是“各情报机构联系委员会的特别报告（仅此目的）”。
报告开头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作了简短的分析，从黑豹党和气象员派一直谈到共产党渗透者。这份报告把各种激进恐怖主义团体同那些仅仅发表了煽动性讲话的团体区别开来。它概括地论述了搜集情报的有效方法、当前对使用这些方法的限制，以及取消这些限制有何利弊等。
只有一种方法胡佛并不反对加以扩大，那就是国家安全局检查海外电话和电报通信。他强烈反对拟议中可能采取的四个主要措施：恢复暗中拆阅邮件、恢复黑色公事包工作、增加电子侦察，以及增加大学校园中的（因而是年轻的）告密者。
在一份推荐两项最有争议的方法————暗拆邮件和秘密入室搜查————的备忘录中，休斯顿表示，前者将主要用来对付向外国提供情报和间谍嫌疑案，而后者的恢复是针对外国对象的，他们可能提供破译某一密码的线索，同时这种方法也可能用来对付其他“应当优先紧急考虑的事关国内安全的对象”，即“气象员派和黑豹党”。
计划中所讨论的最后一种方法是军方参加搜集情报。胡佛反对增加军方密探的人数。这个研究小组还请求增加每个情报机构的预算，这一点胡佛同意了。它还推荐成立一个情报协调委员会，以保证在政府各互不联系的情报搜集活动之间进行协调。胡佛反对这一点。
当我得知胡佛反对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致通过的报告时，我感到这主要是他克服不了自己本能地反对同中央情报局或其他情报机构合作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认为他是担心一旦他同意进行合作并记录在案，其他情报机构就会利用这一点通过泄露消息的方法来挖他的墙脚。
在休斯顿提出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于7月14日否决了增加军方从事情报活动的主张，批准了放松对其他方法的限制。我认为，根据我们面临的暴力行动来看，使用这些方法是必要的和正当的。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些特殊方法都不会被滥用，并且也不会对合法的持不同政见者构成威胁。明确的国内对象————黑豹党和气象员派————曾宣布要进行绑架和暗杀，并且已经不断地增加武器，准备实现他们的威胁。
7月23日，休斯顿向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将我的决定通知了他们。
当胡佛收到通知后，他求助于约翰·米切尔。他说，他认为公开暴露的可能性太大，不值得去冒风险。米切尔向我转达了胡佛的看法，并且说他同意胡佛的意见。我知道，一旦胡佛决定不予合作，那么无论我做出什么决定或批准什么规定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我对他直接下达命令，他无疑地会加以执行，但是他总会很快就使我不得不改变主意。甚至还有极小的可能，那就是他会提出辞呈，以示抗议。
五天以后，即7月28日，我在实施计划之前撤回了我的批准。
围绕着休斯顿计划所发生的争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到1975年才显露出来，那年的一次调查表明，休斯顿计划试图采用的侦察方法不仅在我批准计划之前早就使用，而且在我撤回批准以后还一直使用着。
十分清楚，当一个国家面临灾难性的局势时，总有人会蠢蠢欲动。人们不会袖手旁观，听任犯罪分子杀人越货。如果总统不来决定如何对付紧急局势，下面总有人会那样做的。我宁可由总统而不是参加战斗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来作出判断。正如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在关于情报机构活动的意见听取会上所说的，休斯顿计划“只规定采用有限的几种方法，它们比起我们所回顾的那些年份里联邦调查局运用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要严格得多”。
爆炸和暴力事件有增无减。我不禁多次暗自思忖，如果休斯顿计划得以付诸实施，它说不定会事先侦察到消息，防止发生死亡和破坏。8月，在同黑豹党和另一个好斗的黑人组织在费城发生的一系列枪战中，有一名警察被打死、六名警察负伤。同一个月，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研究中心放置的一枚炸弹炸死了在那里进修的一位研究生，炸伤了四人。10月8日，在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北部的两座城市发生了数起炸弹爆炸案件，据说是气象员派干的。10月12日，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有五座大楼被炸。10月18日，在加州欧文的一个研究中心遭到一枚炸弹的破坏。1971年3月1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气象员派地下组织的爆炸袭击。
我今天还和当年一样相信，由于无数无辜的人民处于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所构成的危机中，各情报机构联系委员会在1970年报告中向我推荐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和可靠的。有一些批评者后来争辩说，所推荐的方法是镇压性的和不合法的，可是他们都有条件住在一个较为平静的环境里，没有亲历危机时期的各种紧急状态，而总统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责任是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他不得不考虑一些无疑在较为平静的时期令人无法接受的措施。
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正式报告声称，仅仅一次秘密入室搜查就促使三K党“濒于崩溃”。联邦调查局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三K党党员用暗杀和暴力行动来威胁社会，难道他们的自由权利还不容侵犯吗?
我决定同意休斯顿计划所提出的建议，这一决定像罗斯福总统决定把数以千计的日裔美国人关起来和林肯总统决定暂时中止关于人身保护权的宪法保证一样，将永远是个有争论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气象员派扬言要进行的爆炸和实际进行的爆炸以及黑豹党进行的野蛮袭击，是不是能够证明我们侵犯他们的自由有理呢?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把无辜公民的生命同那对于我们所珍视的个人自由可能施加的限制等量齐观，那是永远也不容易解决问题的。
有时，当一项法律的条文同另一项法律的精神冲突时，总统就必须作出选择。他不能垂头丧气地放弃职责，因为无所作为可能与错误行动一样起破坏作用。问题是：什么是法律?从总统恪尽职守的角度来看，法律应该如何执行?多年来不乏许多先例，足以证明总统在采取紧急措施以应付紧急事态时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伸缩性。我认为这种伸缩性是必要的，有时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国家和保障受到犯罪分子威胁的无辜人民的生命安全。杰斐逊在1810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
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大义务之一，但这还不是最重大的。满足需要、自求生存以及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等原则是更重大的义务……如果由于拘泥于成文法而丧失我们国家，那就势必丧失法律本身，连带丧失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和我们一起享受这一切的人，从而荒谬地只注重手段而抛弃了目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今天和将来过分地热衷于限制总统，束缚他的手脚，只让他起到逐句逐字地执行法律条文的机械作用，那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法律不可能预知每一种情况。我们必须信任总统的判断力；我们必须权衡一下，给予他合理的行动自由有无可能造成他滥用权力，同时更要考虑到，如果我们过分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其结果可能带来怎样的危害。
约旦战争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主要是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资金，使它得以保卫自己免遭潜在敌人的侵犯。
这项政策看来是成功的。1967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以色列部队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战斗中击败了苏联武装起来的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由于这场六天战争，以色列人占领了苏伊士运河沿岸、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叙利亚边界一带的戈兰高地等地区，扩大了他们的领土。这种胜利是巨大的，必然会引起以色列的邻国为收复这些被征服和被占领的领土而进行更多次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莫斯科同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互访，其结果是苏联在这一地区重新注入了大量的金钱、人员和物资。苏联人想要在中东保持他们的存在，并不是由于他们要给阿拉伯人的团结事业以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是由于他们可以通过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获得他们始终寻求的东西————土地、石油、权力和地中海的不冻港。正如我对比尔·罗杰斯所说的：“我们和苏联人在中东想达到的目的的区别很简单，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得到和平，他们要得到中东。”
美国和苏联发生对抗的可能显得很突出。如果说，苏联人致力于阿拉伯国家的胜利，而我们则致力于以色列的胜利，那么，不需要多么大的想象力就可以看出，我们双方甚至可能在违背我们的意愿————几乎肯定也违背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被卷进去。
在我执政初期，我把中东事务分派给比尔·罗杰斯和他的近东和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掌管。我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感到基辛格的犹太人背景可能在同阿拉伯国家重建外交关系的最初阶段的微妙谈判中使他处于不利地位。然而，我主要是觉得处理中东问题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和老练的洞察力。正如我对基辛格所说的：“在你我的盘子里，越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苏联、日本和欧洲的问题堆得太多，再也装不下别的问题了。”
制止苏联控制阿拉伯中东，显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扩大美国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在我执政的最初几个月，我开始在这方面迈出最初的几步。
1969年4月初，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他回国前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我对他说我深感苦恼，因为美国同一些中东国家政府没有外交关系，这就阻碍了我们在这一地区起一种建设性的作用。虽然当时他没有答复，但我相信侯赛因一定会向阿拉伯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传达这个信息。
第二天，我会见了穆罕默德·法齐，他作为埃及纳赛尔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到华盛顿。我告诉他，我们对美国同埃及没有正式关系感到遗憾。我说，我认为不可能取得一项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解决办法，但是我相信如果美国能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双方是能够达成一项彼此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的。我说：“当然，这就需要有关各方互相信任，而我知道这种信任是一定值得争取，也是非争取不可的。”
中东和平的关键不但在开罗和大马士革，而且在莫斯科。因此，当我国新任驻苏大使雅各布·比姆于1969年4月递交国书时，我请他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转交了我的一封私人信件。我在信中表示，我们两国有必要在中东发挥一种镇定性的影响，任何别国都不应在损害其他外国利益的情况下在这一地区谋取利益。
1969年9月25日，果尔达·梅厄前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梅厄是个“鹰派”，她奉行强硬路线，反对放弃以色列在1967年打胜仗时占领的哪怕一寸土地。梅厄夫人表现出一副既极端倔强又极端热情的气质。当问题牵涉到她本国的生死存亡时，倔强的气质是压倒一切的。她要求得到25架鬼怪式喷气机和80架空中之鹰战斗机，并抱怨那些已经获准出口的飞机迟迟没有交货。她还要求获得一项为期五年、每年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我再次向她保证，我们将履行我们承担的义务。
在欢迎她的国宴上，她对我们国家同苏联人搞缓和所采取的行动表示关切。我告诉她，我们对他们的动机并不抱任何幻想。我说：“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的金科玉律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外加10%。”基辛格急忙补充道。
梅厄夫人微笑说：“只要你们这样处理问题，我们就没有顾虑了。”
1969年12月，比尔·罗杰斯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概述了后来被称为争取在中东实现和平的“罗杰斯计划”。这项计划的原则基础是以归还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来换取阿拉伯国家保证以色列的领土完整。从纯粹实际的意义来说，归还所占领土的规定意味着罗杰斯计划是完全不可能被以色列接受的。
罗杰斯和国务院争辩说，这项计划最有可能实现和平，因为所占领土的归还将至少使阿拉伯人不再咬牙切齿地想起那场屈辱的失败。基辛格反驳说，这项计划鼓励了阿拉伯人中的极端分子，无缘无故地冒犯了以色列人，并使苏联人鄙视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地地道道为他们效劳。正如基辛格所预言的那样，罗杰斯计划招来了以色列人的严厉批评，并使罗杰斯成为“在以色列最不得人心的人”，而这种说法正是基辛格多次向我提起过的。
我知道罗杰斯计划永远实现不了，然而我认为有必要让阿拉伯世界知道，美国并非有意不去考虑被占领土的问题，也绝不排除有可能就双方争执不下的要求达成一项折中的解决办法。现在既然罗杰斯计划已经公开宣布，我觉得阿拉伯领导人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提出同美国恢复关系，而不致遭到他们国家中鹰派和亲苏分子的攻击了。
1970年1月31日，我领受到了基辛格所说的苏联对我国政府的第一次威胁。意味深长的是，它牵涉到中东。它是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一封信的形式出现的，信中写道：“我们愿意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如果以色列继续进行冒险主义活动，轰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那么苏联将被迫保证使阿拉伯国家拥有供其支配的手段，用来给予傲慢的侵略者以应有的反击。”
我谨慎地放低答复的调子：我敦促苏联更积极地响应罗杰斯计划，并建议讨论限制向中东提供武器的问题。
在此期间，在国内发生了另一种不同的外交问题。许多美籍犹太人和他们政治上的朋友决定抵制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国事访问，以抗议他最近售予利比亚100多架幻影喷气战斗机。
在蓬皮杜到达前不久，我听说洛克菲勒州长和林赛市长都不准备在纽约正式欢迎他，也不准备出席在他访问的最后一晚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为他举行的晚宴。我完全了解纽约犹太人选票的重要性，但是，正如我对霍尔德曼所说的：“当柯西金到达纽约时，他们那样曲意奉承，现在这样对待蓬皮杜，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善。柯西金才是整个该死的问题的直接原因。”我告诉基辛格：“我认为这是对待美国的一位国宾的肆无忌惮的行为，我决不容忍。我也不会让人相信它对我有任何影响。”
在华盛顿逗留四天以后，蓬皮杜总统和夫人在飞往芝加哥以前访问了肯尼迪角和旧金山。在那里，尖声喊着下流话的示威者突破了警察防线，冲撞了蓬皮杜一行。这一事件使蓬皮杜夫人感到震惊。我们的礼宾司司长巴斯·莫斯巴赫尔告诉我，蓬皮杜夫人准备第二天早上飞返巴黎。
我告诉莫斯巴赫尔：“我不管你要干些什么，但我就是不想让她走。”
我决定飞往纽约，参加洛克菲勒和林赛所抵制的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的晚宴。我在晚宴上的出现是人们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过去若干年，我在举行多次关于实质问题的谈判中听说的一切话都没有这一举动赢得蓬皮杜那么多的友谊和合作。
3月初，我决定推迟向以色列运交鬼怪式喷气机。我听说苏联的阿拉伯主顾正在对其施加新的压力，要苏联拿出的军火在数量上超过美国新运交给以色列的，而我又抱有这样的希望，认为既然以色列的军事地位已经强大，我就可以放慢武器竞赛而不致打乱这一地区的脆弱的军事平衡了。我还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越来越依靠我们同埃及和叙利亚恢复外交关系，因此，我的这项决定将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
3月12日，我收到梅厄夫人写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她说：“固然，我们的驾驶员是好样的，但只有当他们有飞机可驾驶的时候才能显出他们的优秀技术。近来，我耳闻一些谣传，说你作出的决定可能是消极的，至少也是很不及时的。我绝对不愿相信有这样的事。如果这是真的（但愿不是如此），我们就会感到确实是被遗弃了。”
以色列能够存在下去，完全是由于它的人民愿意为国战斗和牺牲。我能够理解，在可能遭到进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愿接受我们的保证，而宁愿接受我们的喷气战斗机。
我对蓬皮杜说过：“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达扬、拉宾、埃班或者梅厄夫人的地位上，你就会钦佩这些聪明又坚强的人物。他们在那里，人数不多，周围都是敌人。即使如此，他们也不准备听从任何人的指点，哪怕是美国总统也罢。”我这时试图向梅厄夫人保证，如果受到危机的考验，如同1970年9月和1973年10月[4]那样，我们将坚定地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同时，我知道我的新政策将造成不少苦痛和许多问题。我也知道我的新政策将遭到双方许多人士的误解和谴责。然而，我现在要做的是在中东建立一种崭新的国家关系————不仅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而且在美国、西欧和苏联之间。
我在这方面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美籍犹太人、国会以及新闻界和文化知识界中有人数众多和影响颇大的一部分人抱着毫不妥协的、目光短浅的亲以色列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25年中，这种态度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以致许多人认为，不亲以色列就是反以色列，甚至是反犹太人的。我试图使他们相信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没有成功。
在我宣布推迟运交鬼怪式飞机的决定以后，新闻界和国会出现了一阵批评的浪潮。以色列大使拉宾事先知道会作出这个决定，向基辛格抱怨说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使我生气的是，一些敦促我们运送更多军援去拯救以色列的参议员却正在反对我们努力去拯救南越，让它不受共产党的统治。我口述了一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阐明我的看法并指出，一旦发生以色列遭到阿拉伯人攻击甚或直接遭到苏联威胁的危机时，如果以色列想要依赖两党主要的自由主义派和鸽派参议员来帮助它应付局势，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以色列人必须意识到这些人都是很不可靠的。他们对以色列口头上说得娓娓动听，然而他们却是不惜以任何代价谋求和平的人。一旦情况危急，他们会撒腿就跑，不仅会像在越南那样立刻撒腿就跑，而且当他们面临任何中东冲突时，也会如此。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的真正朋友（可能会使他们大为惊讶）是像戈德华特、巴克利、理查德·尼克松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越南问题上被看成鹰派，但从广义上说，不论是在越南、中东、朝鲜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他们根本不是那种撒腿就跑的人……
以色列人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利益所在从根本上说是拥护自由，并不是为了犹太人的选票而单纯地去支持以色列。我们支持以色列，是由于我们认为以色列是中东拥护自由的国家，也是对苏联扩张的有力抗衡者。我们坚决反对在越南、古巴、中东、北约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撒腿就跑的政策。以色列现在和将来，特别是在今后五年处境变得很困苦的时候都需要这种朋友……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即梅厄夫人、拉宾等必须完全信任理查德·尼克松。一方面，他并不希望看到以色列遭到失败，并且作出绝对保证，一定要使以色列经常保持优势。另一方面，他不仅要考虑到95%投票反对他的纽约、宾夕法尼亚、加利福尼亚可能还有伊利诺伊的犹太人选民，而且要考虑到60%的美国人民，他们是所谓沉默的多数，当我们需要对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主义采取强硬立场时，我们就必须依靠他们。只有当以色列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事实，他们才会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
我们要在越南、北约和中东顶住，但问题是要么各处都顶住，要么一处也不顶。这是推心置腹的坦率话，该是我们的以色列朋友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了。
至少在未来的三年当中，我们要继续掌权，以上所说将是我国的政策。除非他们理解这一点，并在行动上表现出他们从现在起仿佛理解这一点，否则他们就要陷入绝境了。
整个春季，在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之间发生了零星的但是激烈的战斗。1970年6月初，罗杰斯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建议由美国提出一项和平动议。6月25日，他声称我们要鼓励有关方面“停止射击，开始对话”。
8月7日，宣布了一项不稳定的停火协议。对罗杰斯和西斯科来说，这是巨大的成就。即使墨迹未干埃及就违反了停火协议，协议本身倒使美国确立了作为双方都承认的正直中间人的地位。
8月17日，基辛格和我会见了拉宾大使。他激动地说，梅厄夫人和以色列政府感到不安的是，美国似乎并不认可有关埃及正在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证据。他说，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已经移到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前方地区，从而改变了整个地区的力量平衡。如不采取措施，埃及人迟早要发动进攻。因此，以色列人想要对这些导弹基地进行空袭。不过，除非我们供给他们所要求的特殊电子干扰设备和导弹，否则他们飞机的损耗将是十分巨大的。
“以色列必须理解，我对苏联的动机并不抱有幻想。”我说，“也许我甚至比以色列本身更了解苏联。一方面，我们在提出我们的停火建议时，思想上并不存在认为苏联怀有善意的先入之见。另一方面，我们却必须提出停火建议，以便今后有案可查。”
我指出，如果在中东爆发另一场战争，美国的舆论将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要美国充当建议停火的倡导者，所以我要求以色列非常慎重地遵守协议。“如果我们的和平倡议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应当能够看出这究竟是谁的过错。”我说，“我希望这不会是以色列的过错。”
我说，我要通过特殊渠道就苏联人卷入当前这场危机的问题同他们进行接触。“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我说，“苏联人是中东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如果他们不插手这里的局势，以色列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对付事态的发展的。”
一个月以后，我们在中东确立新的力量平衡的政策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9月初，极端主义的巴勒斯坦游击队日益活跃。他们有一伙人劫持了四架民用飞机，并且在把几百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作为人质扣留了若干天之后，把飞机炸毁了。看来一场认真的摊牌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我决定撤回我早些时候的命令，向以色列运送更多的军援和更多的鬼怪式喷气机。
9月15日，一场全面的危机在约旦爆发了。巴勒斯坦极端主义领导人在叙利亚的武器和援助的支持下，煽动居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并且扬言要挑起一场反对侯赛因政权的内战。基辛格向我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看来苏联人在催逼叙利亚人，叙利亚人在催逼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可并不需要别人怎么催逼。”
情况是混乱的，在没有得到关于事态真相的可靠消息或情报之前，我觉得应当尽可能保持冷静。我原来打算到堪萨斯城和芝加哥作为期两天的旅行，现在我决定还是按计划进行。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们不能允许侯赛因被苏联煽动起来的一次叛乱所推翻。如果叛乱得手，整个中东就可能爆发战争：以色列人几乎肯定会对叙利亚控制的激进的约旦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埃及人受着同叙利亚订有军事同盟的约束，苏联的威望同叙利亚和埃及休戚相关。因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以色列被赶到海里去，美苏之间发生一场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就大得令人惶惶不安。这好像是最后要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游戏。
第二天早晨8时，在芝加哥我的旅馆套间里的电话响了。这是基辛格打来的。他告诉我，约旦爆发了内战。巴勒斯坦叛军正在同侯赛因的部队交战，叙利亚的坦克在边界上作好准备待命出发。那天下午，我同一批记者和编辑进行了谈话，并告诉他们，如果叙利亚的坦克和部队或者驻扎在约旦的阿拉伯联盟伊拉克部队进攻侯赛因，我们可能不得不进行干预。下午的报纸出现时，各报头版标题宣布：“尼克松警告赤色分子：不得介入。”
第二天，即9月18日，我们收到克里姆林宫发来的一份照会，声明苏联无意在约旦进行干涉，劝我们不要插手，同时建议我们劝告其他人（指以色列人）也不要这样做。
那天早晨，我同迈克·曼斯菲尔德举行了例行的早餐会商。曼斯菲尔德竭力反对美国在中东的任何军事卷入。当时我只能告诉他，根据苏联发来的照会，我对于在不发生对抗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前景是乐观的。他高举双手，一边慢慢把手放到桌子上，一边闭着眼睛说道：“真主保佑!”
当天上午11时，我会见了正在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的果尔达·梅厄。
当梅厄夫人被引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我从她那副呆板的笑容中看出她心情沉重。我开头便说，我对苏联的意图并不抱有天真的看法，并且我已觉察到破坏停火协议给以色列带来的困难。
“依我看，总统先生，”她回答说，“美国对我们关于对方破坏停火的报告没有很快作出反应，你们最初的默许鼓励了更多的破坏协议行为。”她请拉宾进行解释，于是他在地毯上展开了三大张以色列的情报地图，图上精确地标明历次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
梅厄夫人说，以色列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而是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以及苏联军事装备的直接后果。埃及人甚至不会使用苏联人运送给他们的地对空导弹，因此，不得不把苏联人员派到埃及的各级部队。她说，以色列驾驶员已经在苏伊士运河上空的空战中同苏联驾驶员较量过了。
梅厄夫人接着说：“依我看来，你们如果还想继续进行谈判，就应当立刻去找苏联人，要求改变局势。”
我向梅厄夫人保证，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人发出了几份强硬的照会。我表示希望她理解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我们对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意图和卷入并不抱有幻想，我们知道应该采取措施去对付埃及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我们不想让中东的军事平衡受到破坏，我们准备同她一起制订一项适应以色列战略的军援计划。
梅厄夫人说，以色列不会贸然闯进约旦。她同意最好由侯赛因自己去解决问题。
来自约旦的报道表明，全国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侯赛因的部队坚持住了，或者可以说还向前推进了一些。突然，在9月18日那天，白宫情况室收到急电，叙利亚的坦克越过边界，进入了约旦北部。次日，我们获悉进攻部队至少有100辆坦克。我们在外交战线上采取了迅速果敢的步骤。基辛格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交给苏联人。罗杰斯发表了一篇强硬的公开声明，要求叙利亚停止入侵。到傍晚时分，叙利亚的坦克约有半数已退回叙利亚境内。
我对基辛格说：“他们在考验我们，并且这场考验可能还没有到此结束。”
9月21日晚10点左右，情况室收到另一条消息：大约300辆叙利亚坦克越过约旦边界，突破了约旦的防御工事，正在几乎毫无阻拦地朝安曼隆隆驶去。然而，到第二天早晨，大部分坦克又撤回去了。考验正在持续进行，并且不断升级。我们必须迅速确定对策，要不然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们决定采取一条十分强硬但又不动声色的政策。我授权基辛格召见拉宾大使，要他通知本国政府，如果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在约旦的部队能使约旦免遭失败，我们一定完全支持这一行动。我决定使2万美军处于戒备状态，并且增加地中海的海军力量。
结果，约旦在侯赛因的果敢领导下拯救了自己。到9月22日早晨，叙利亚坦克再次开回边界。拉宾在午后不久打来电话，证实叙利亚坦克已经离开约旦，叛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认为侯赛因能取得胜利，应归功于美国态度的强硬、以色列的威慑力量以及侯赛因部队的出色战斗。
古巴危机
9月18日星期五，我正在等待果尔达·梅厄到椭圆形办公室来举行会谈时，收到基辛格送来的一份紧急备忘录，上面标明“绝密/高度敏感/仅供总统亲阅”。它的第一句话说：“根据对古巴的侦察飞行拍摄的照片进行分析，今晨证实在西恩富戈斯湾可能正在修建一个潜艇调度基地。”如果情况属实，这就意味着苏联正在古巴建设一个核潜艇基地。
详细情况至今还只知道一个大概。8月4日，苏联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多勃雷宁不在时的代办尤利·沃隆佐夫向基辛格递交了一份照会，对居住在美国的古巴革命团体进行所谓反卡斯特罗的活动表示关注。照会强调指出，苏联人恪守于1962年同肯尼迪总统达成的协议，其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苏联将不在古巴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以换取我们保证决不从事或支持推翻卡斯特罗的军事行动。
8月，例行的U-2飞机在古巴上空的侦察飞行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活动。但是到了9月，拍摄的照片表明在离古巴南海岸不远的西恩富戈斯湾中间的一小块陆地，即阿尔卡特拉兹岛海岸上已经开始建筑。在深水湾中，一艘潜艇供应舰抛锚停泊在四个浮标边上，港内遍布着水下拦阻网。由兵营、行政楼房和娱乐场所组成的综合建筑物已经在阿尔卡特拉兹岛上接近完成。
1962年10月，当U-2飞机在古巴发现导弹发射场时，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揭露了它的存在，并且命令阿德莱·史蒂文森把放大的照片拿到联合国大会上去展览。这些行动使赫鲁晓夫就他的国际威望来说处于几乎无法忍受的境地。但是，他利用人们对战争的普遍恐惧心理，能够对肯尼迪施加压力，从而俨然以负责消除危机和和平解决问题的面目出现。因此，肯尼迪没有从我们在1962年尚保持巨大核优势的地位出发去同赫鲁晓夫周旋，而是最后同意不进行任何反卡斯特罗的活动，以换取赫鲁晓夫把苏联导弹从古巴撤出去的措施。
鉴于1962年危机时发生的事态，我决定除非不得已，否则决不推动一场公开的对抗。同时我打定主意，不同苏联人周旋则已，要周旋就只有从坚强的实力地位出发。
我给基辛格写了一张便条：“我要一份紧急报告：①中央情报局能用什么方法来协助任何足以激怒卡斯特罗的活动；②我们还能采取何种尚未用过的手段去抵制同卡斯特罗有来往的国家；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采取哪些公开或隐蔽的行动在土耳其部署导弹————或在黑海建立潜艇基地————只要那些行动可以提供我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就行。”
此后几天，U-2飞机另外几趟的侦察飞行证实了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工程进行得很快，如果我们不当机立断，总有一天我们早晨醒来时会发现离我们海岸几十英里的地方设有装备着核武器的苏联潜艇基地。
我的顾问们并不都同意有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在9月2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比尔·罗杰斯的意见特别强烈。他竭力主张我们不动声色，等到11月选举后再说。但我认为这场危机不会拖得那么长，因此我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一项应急计划。
9月24日，多勃雷宁请求我接见，以便向我递交克里姆林宫就我们最近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提议的复信。我对这一大胆的请求感到惊讶。看来苏联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古巴干的勾当，他们显然打算用既成事实来使我们措手不及，如同他们在1962年所干的那样。基辛格和我都认为应当由他去会见多勃雷宁，摸清苏联人的意图。
次日早晨，《纽约时报》登载了该报著名的外事记者C. L.苏兹贝格的报道：“初步消息”表明，一个供核潜艇使用的海军设施正在西恩富戈斯建造。由于该消息说得含糊，未经证实，又由于这篇报道刊登在该报的社论版上，它就有可能在几天之内不大受人关注。当基辛格同多勃雷宁那天上午在地图室会晤时，双方均没有提到那篇专栏文章或者所指称的潜艇基地。事实上，多勃雷宁报告说，苏联领导人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感兴趣，他甚至还提出了日期。基辛格要他当天下午晚一些的时候再来白宫听取回音。
但是，在河对岸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向记者介绍情况的会议上，一位副助理秘书无意中透露说，有证据表明在古巴可能正在修建一个苏联潜艇设施。面临这种消息的泄漏，基辛格不得不会见记者。他力图尽可能巧妙地回避这个问题来说明当时的局势，但这个消息仍然成了当天晚上的新闻。
基辛格告诉我，当天下午5点半多勃雷宁再来白宫时，他的脸色苍白。使多勃雷宁感到惊讶又不自在的是，基辛格故意不谈当天下午发生的事，一开始就平静地表示，他已经得到我关于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议的答复。他说，在原则上，我会同意1971年6月或9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最后他说，他想谈谈从五角大楼传出的报道以及他本人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曾向记者暗示，我们还不知道在古巴是否确实有一个潜艇基地。他告诉多勃雷宁，他故意这样做，是为了使苏联人在不发生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有机会撤走。
“然而，我要你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抱有幻想。”基辛格补充说，“我们知道在古巴有个基地，如果建筑工程继续进行，基地继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看成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多勃雷宁企图缩小问题的性质，但是基辛格坚决不让步。我们正在给苏联人撤走的机会，因为我们不希望发生公开的对抗，可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决不缩手缩脚，不去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公开措施在内。
多勃雷宁问道，我们是否认为这件事已经违反了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谅解。基辛格回答说，我们认为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古巴是个十分敏感的地方，我们认为潜艇基地设施是在极端诡秘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的。多勃雷宁说，他将立即向克里姆林宫汇报基辛格所说的一切。
我发出指示，在我们得到苏联答复之前，绝对不准再泄露任何关于潜艇基地的消息。我们使危机保持低调的策略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事件的严格保密。1962年的经验告诉我，一旦西恩富戈斯的真相变成头条新闻，一场严重的战争恐慌将席卷全国。
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此后几天内，几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和记者把西恩富戈斯说成是捏造的危机而不加考虑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参议员指责政府“蒙骗美国人民”，而且说，其之所以产生古巴有核潜艇基地的说法，是要使国会同意多拨一些款项给五角大楼。我没有采取行动去劝阻人们发表这样一些错误的意见；事实上，我尽量照常处理工作。最近的几次U-2飞机侦察表明，西恩富戈斯的活动放慢了速度，于是我在9月27日启程前往欧洲作为期一星期的旅行。
10月6日，即我们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天的上午，多勃雷宁打来电话要求安排同基辛格会面。他递交给基辛格一份照会，照会重申了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谅解，并且声称苏联政府没有在古巴从事任何违背谅解的事情。当基辛格拿照会给我看的时候，我感到极大的宽慰。我们的策略起了作用。苏联人已经决定利用我们的低姿态所提供的回旋余地。他们否认基地的存在，从而在危机面前后退了。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多勃雷宁的含糊不清的声明最终解决了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几天以后，基辛格把我的一封短信交给了多勃雷宁，信中对苏联的答复表示欢迎，但具体概述了我们对1962年谅解的解释。我写道：“美国政府的理解是，苏联将不在古巴建立、利用或允许建立任何能够用于维修携带进攻性武器的苏联海军舰只，如用地对地核导弹武装起来的潜艇和水面舰只的设施。”为了确定一些细节以便今后不再发生“误解”，我列举了我们认为是违反1962年协议的五种具体行动。
多勃雷宁反对其中某些直率的措辞，但是他暗示这个问题不久将获得解决。几天后，苏联政府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声明，否认在古巴有潜艇基地，这样就把苏联人的表态正式公布出来了。
危机过去了。经过一番保全面子的拖延，苏联人放弃了西恩富戈斯工程。通过强硬的然而是悄悄的外交活动，我们避免了一场本来可能被认为是1970年古巴核潜艇危机的事件。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危机，那也许会像上次危机一样把我们推到同苏联发生核对抗的边缘。
西恩富戈斯事件使我相信，我已经采取了正确的办法来处理拉丁美洲出现的另一次共产党威胁————这次是在智利。
在1970年9月4日举行的智利总统选举中，一个亲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以36.3%的较多票数列于首位。根据智利的法律，阿连德所得的微弱多数不足以使他当选。智利国会将在10月24日选举新总统。中央情报局估计古巴已经向阿连德的竞选运动注入了大约35万美元。在一次竞选演说中，阿连德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意图：“加勒比海的古巴和南部锥形地区的社会主义智利将在拉丁美洲酿成革命的风暴。”
阿连德过去三次竞选总统都失败了。在1962年和1964年智利选举时，为了避免共产党接管智利，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曾批准拨给中央情报局大约4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在我了解这一点并且知道智利有大约2/3的选民抵制阿连德以后，我指示中央情报局对阿连德的反对派提供支援，以便阻止智利国会选他当总统。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不那么理想。只要共产党人从外面提供资金去支持其他国家的政党、派系和个人，我认为美国也可以并且应当这样做，但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不妨秘密地进行。据我看来，如果我们允许苏联、古巴或其他共产党国家干涉自由选举，而美国袖手旁观，那将是极其不道德的事。只有奇怪的双重标准才要求我们可怜巴巴地单独站在一边，同时任凭一些不受良心约束的国家去颠覆民主国家。在智利，我们力求帮助非共产党的政党，使它们至少得到同亲阿连德势力所获得的大量财政援助相当的物质支援。
10月中旬，我听说我们的努力可能不会获得成功，因此我指示中央情报局放弃这项活动。11月3日，阿连德就任智利总统。
我对此深感不安。正如我的两位前任一样，我认为古巴有一个向整个拉丁美洲输出暴力和革命的共产党政权。在智利选举前，一位前来访问我的意大利企业家警告说：“如果阿连德取胜，再加上古巴的卡斯特罗，你在拉丁美洲就将有一块红色的夹心面包了。到头来拉丁美洲就会变得一片通红。”在阿连德当权以后，这种担心不久就成了现实，古巴的谍报人员以智利为基地开始进行活动，向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输出革命。
在三年无能的治理期间，一系列的罢工使智利的经济陷于瘫痪，接着在1973年9月，阿连德被智利的军方推翻。根据互相矛盾的报道，他在政变时不是被杀了，就是自杀了。
1970年秋季，美国正在遭受考验————越南战争、中东的战争威胁以及在古巴引进咄咄逼人的核打击力量。智利所受的考验也同样是真实的，尽管微妙得多。
我曾担心我们对1969年EC-121事件的处理办法会使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碰上了软绵绵的东西。虽然我们阻挠阿连德执政的努力失败了，但至少1970年在约旦和古巴，他们的探索碰上了我们的明白无误的钢铁。
1970年选举
在1970年国会选举开始前不久，帕特·布坎南交给我一份11页的备忘录，对新出版的《真正的大多数》一书进行了分析。这本书认为，1970年和1972年的选举将取决于该书作者理查德·斯卡蒙（肯尼迪的人口统计局局长）和本·沃顿伯格（以前约翰逊的一位讲稿撰写人）所说的“社会问题”。
在广为宣传的系统论述中，斯卡蒙和沃顿伯格把美国下届大选中的一般选民比作居住在俄亥俄州德顿郊区的一位47岁的家庭妇女，她的丈夫是机械师。他们写道：“德顿的这位女士害怕在夜晚只身上街；她对黑人和民权问题的看法是糊涂的，因为她是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完全变成黑人聚居点之后才搬到郊区来的；她的姐夫是警察；如果她新的居住区的情况变坏了，她没有钱再搬家；她非常苦恼，因为她的儿子要到当地办的一所预科大学读书，而那所学校里有人吸毒————对上述这一切情况的了解是当代政治常识的入门。”
《真正的大多数》一书的目的在于劝导民主党人不要拼命讨好时髦的但没有代表性的选民————青年、穷人、少数民族和学生。该书论证说，一旦民主党人正确地看清社会问题，他们就可以对经济问题这一共和党人的弱点采取攻势，从而赢得大选。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并且我同意布坎南的意见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么共和党的对策就明确了：我们应当在社会问题上先发制人，以便使民主党人处于守势。我们的策略主要应当是争取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体力劳动者和工人阶级中的白种人。我们必须设法赢得那位47岁的德顿家庭妇女的选票。
我决定在1970年不去进行任何积极的竞选活动。我有信心不必进行活动，因为特德·阿格纽在社会问题上是我们影响沉默多数的最好发言人。最初，我们的策略获得了辉煌的成绩。社会问题使自由主义者到处疲于奔命，而阿格纽则用激烈的言词穷追不已。他激起了一些人的难以按捺的情绪。休伯特·汉弗莱把他叫作“政府的凶恶打手”。不过，他那排炮般的竞选语言事实上是十分克制的，只是命中了目标罢了。
竞选运动在9月中旬开始紧张起来，当时我正忙于准备第二次的欧洲之行，这次旅行从9月27日开始到10月5日结束。在我启程时，我们似乎确实有可能赢得一次意外的胜利，在国会中赢得一些席位。当我回国时，我发现我们几乎在每一项主要的竞选活动中都处于严重的困境。
问题是我们在社会问题上过早地锋芒毕露了。民主党人也懂得怎样读书看报，他们显然已经吸取《真正的大多数》一书里的教训。阿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竞选参议员时，十分激动地援引他的战绩来回答我们对他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经历的攻击。《新闻周刊》干脆把这说成是他的政治生活中“最难以置信的讲话”，并且指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竞选“正在提出最后的证据，证明今年就连最傲慢的自由主义分子也感到他们最好还是集中注意力于国家的安危，并且注意理查德·尼克松的沉默的多数心中所存的全部传统价值准则、渴望和忧虑”。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参议员时，特德·肯尼迪的自由主义门徒约翰·滕尼利用电视广告节目播映了他坐着一辆警车兜来兜去的活动情况。
随着竞选运动有所进展以及民主党人顺利地减轻了社会问题的压力，他们就经济方面对我们发动了一次全面的进攻，而经济方面无疑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他们反复评论失业率已上升到5.5%，并且硬说还将继续上升。
我们委托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不公开的快速测验，结果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将失去30个众议院席位，在参议院可能只会保留一个关键性的席位。我打定主意改变我早些时候的决定，宣布亲自为我们的候选人在若干重要的地区进行竞选。在投票前的三个星期里，我抽出了七个整天的时间在22个州为我们的候选人竞选。
在竞选过程中，我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成群结队的示威者。正当我要跨进新泽西州的一座礼堂时，一个年轻人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同时冲着我喊了几句下流话。我示意特工人员不要干涉。我站在那里看着他尖声叫嚷：“只要你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你就每天都在犯杀人罪。”我回答时声音很轻，使他不得不略微凑过身来才能听见我的话：“你到过越南吗?”他似乎有些惊讶，迟疑了一下才说：“没有。”我又看了他一会儿，说：“我们的战士在那里战斗，就是为了使你在一生中不必到那里或任何其他地方去打仗。”这时，他放开了抓住我的臂膀的手，我径自步入了礼堂。
我不想让帕特或我的两个女儿目睹示威者的一些举动或听到他们喊叫的一些话语，我也关心绝大多数的个人和全家，他们本来兴高采烈地前来参加一次和总统会见的集会，却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讨厌的对抗之中。
当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大会堂对5000名拥护者讲话时，一伙大约有2000名的示威者敲打大会堂周围的每一扇门。我讲话以后朝我的汽车走过去几步时，可以看到100英尺以外的警戒线后面聚集着的抗议者。他们齐声高喊他们爱喊的口号，其中包括“一、二、三、四————我们不要你那个该死的战争”。我忍不住要向他们表示我多么鄙视他们那种幼稚、愚蠢的喧闹。
我站在汽车引擎盖上，伸开双臂做了个V字形的姿势，这早已变成我的政治商标了。效果是在意料之中的，一阵嘲笑和表示轻蔑的呸呸声响了起来。就在这时，我眼看一件东西朝我飞来。当它打中汽车顶部时，我知道是一块石头。霎时间，石块、鸡蛋和蔬菜到处乱飞。我立即钻进汽车，特工人员接着执行紧急撤离措施。不幸的是，我们后面车队里的一辆汽车抛锚了，这辆汽车和记者的大轿车的玻璃窗被石头打得粉碎。好几个人，包括特工人员在内，被石块和乱飞的玻璃片击伤。
当地的警察局局长说，全靠上帝保佑，我才平安脱身，这可能说得太过分了。但是，总统高级轿车所受的道道伤痕和大轿车的碎玻璃却是真实的，并且当时发生一场更加严重的事端的可能性令人深为不安。示威的组织者自己骄傲地吹嘘这场混战，说和平与自由党以及其他反战团体所发动的这场示威是要唤起人们注意他们的主张，即认为我是一个“战犯”，在加利福尼亚不受欢迎。他说：“在越南人民头上落下了那么多炸弹以后，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人员怎么还能抱怨人们向尼克松扔几个鸡蛋和几块石头呢?既然尼克松能够扔出那么多的炸弹，他又有什么宝贵的品质，不可以挨几个鸡蛋呢?”
我们从圣何塞飞到圣克利门蒂。当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回想所发生的一切，并考虑我该作出什么反应。就我所知，一群暴徒对美国总统进行肉体上的攻击，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我并不在乎这些示威者或他们的领导人对我个人抱有什么看法，但是，如果他们不尊重总统这个职位，我认为就应当让人们了解这一事实，由他们自己决定究竟该站在哪一方。
两天后，我在菲尼克斯航天港机场的一次集会上谈论了圣何塞事件。
我要消除社会上流行的那种认为我们的一切麻烦都由所谓不道德的越南战争所引起的说法。现在该是毫不含糊地指明这种为暴力辩解的借口纯粹是胡言乱语的时候了。“那些一只手举着‘和平’牌子、另一只手扔炸弹或砖头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级伪君子。”我说，“美国今天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不是由战争引起的，也不是由高压手段引起的。这里面没有什么富于浪漫色彩的理想。让我们认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他们不是浪漫的革命者，他们同一贯折磨好人的无赖恶棍是一丘之貉。”
这篇讲话多次被中午与会听众的高声喝彩所打断。在我说出下列一段话时，欢呼声达到了高潮：“我现在可否再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恐怖主义者和极左分子求之不得的是把美国总统囚禁在白宫。好吧，那就让我干脆来打破他们的美梦吧!只要我担任总统，任何一群暴徒想要使我闭门不出，想要阻止我深入那些希望听我讲话而我又愿意前往的人民群众中去，都是办不到的。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决心同我的美国同胞共享自由。我这个总统不打算被人禁锢在白宫里。”
我告诉霍尔德曼，我要把这次讲话的影片作为我在选举前夕对全国的讲话加以重播。
接着发生的错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菲尼克斯讲话的影片原来是一卷质量低劣的黑白录像带。画面粗糙，讲话的声音受机场飞机库高大墙壁产生的回声的影响，非常刺耳，偶尔还有点模糊不清。参加这一工作的人都说糟透了，有些电视技术人员认为它连最低的播放质量都达不到。但是，离选举前夕只有两天了，没有时间进行冗长的讨论，也没有谁愿意承担责任，主张我们不应当使用这个影片。编辑工作刚刚完成，录像带就被赶忙送往电视台去播映了。
其结果是一场灾难。质量确实十分低劣，以致不少电视台接到了义愤填膺的共和党人打去的电话，他们认为这个节目肯定是遭到了民主党人的破坏。甚至更糟的是，紧接着播映了马斯基参议员代表民主党候选人发表的选举前夕讲话。同我菲尼克斯讲话的严厉的语调相比，马斯基从他在缅因州伊丽莎白角夏季避暑寓所的舒适环境中发表的讲话听起来语调平静，措辞审慎。两篇讲话本来应当根据它们的精神实质进行比较，结果却变成了语调的对照。毫无疑问，马斯基显得高出一筹。正如约翰·米切尔所说的，菲尼克斯讲话听起来似乎我是在竞选菲尼克斯地方检察官，而不像是在一次重要的全国竞选运动结束时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
选举以后我口述了一份备忘录，用打字机打好后送给霍尔德曼，其中剖析了我们在1970年选举期间的工作，谈到了那次倒霉的菲尼克斯广播讲话：
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很好的教训……在这电视的时代里，技术质量可能比讲话的内容更为重要。我们同肯尼迪的首次辩论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眼前我们在一个幸而不太重要的讲话节目方面处理这个问题时又不得不重温这一教训。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能把这件事看作“没有全砸锅”而毫不在意，而是应当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11月3日是选举日。我们失去了9个众议院席位，增加了两个参议院席位。事实上，这种成绩很不错，因为以往在失业率上升的选举年，控制白宫的政党平均要失掉46个席位。在这方面我们顶住了势不可当的历史趋势。另外，我尤其感到满意的是，落选的参议员中有一些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使我们最为失望的是我们在州长竞选中遭到了失败。我们失去了11个州议院，其结果是在50个州中只有21个共和党的州长。
1970年选举的最重要的结果是，选举前我们在参议院必须依靠一种不稳固的两党联合支持，而选举后我们在对外政策和国防问题上却有了一个微弱的但比较可靠的多数。
虽然有这样的事实，虽然我们在众议院的损失要比以前历届政府在中期选举中的失败小得多，各电视网和报纸杂志带头进行的选举后的新闻分析仍旧把选举说成是我的一次重大政治失败，并且说这将严重地损害我重新当选的机会。《新闻周刊》的封面登载了马斯基的像，里面的文章报道，现在民主党人敢于设想我在1972年可能要“被迫引退”了。
虽然我们最初企图利用社会问题去争取一批选民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我仍然认为基本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口授给霍尔德曼的一份事后的长篇分析中，我把视线转向1972年。我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着手淘汰那些竞选众议员、参议员和各州州长的平庸无奇的共和党候选人，协助他们另行找到职业，代之以能够赢得选举的候选人。
在1970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由于卷入了政治丑闻而被击败，我敦促采取措施防范这类危险。我们的候选人在个人道德和行为方面必须是无可怀疑和无可指责的。我写道：“我们经受不起1972年的候选人名单中有人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把这类问题提请候选人注意，要求他们把存在的问题清理一下。如果有的候选人存在这类问题而又无法清理，那就把他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去。”
我说，我认为我们绝对有必要使白宫摆脱党派政治的影响，其办法可以是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增添精明强干的竞选运动管理人员或是成立一个总统竞选连任特别委员会。我写道：“我要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我能够问心无愧地站起来说，白宫没有参与玩弄新的一届国会开会后即将出现的政治权术。”
我说，阿格纽的“措辞应该降级，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却不应当降级”。他应当让人看到他是在为某种目标而奋斗，不是仅仅多方挑剔，把什么都说得一无是处。
我写道，我希望我们能够设法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振作起来，我敦促人们“在执行任务时保持振奋的情绪，仿佛其中颇有乐趣似的”。这同样适用于我的日常活动，在这方面我要更自发些，少搞一点逢场作戏的小动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使人理解白宫的一切活动的意义————社交晚会、礼拜仪式和特别招待会。我补充说：“顺便提一下，必须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既不能使总统变成一个专门寻欢作乐的家伙，又不应当让玛莎·米切尔显得好像只有她才喜欢待在华盛顿似的!”
最后我写道，我准备听从我周围几乎所有人的忠告，坚决不插手我的竞选连任运动，直至1972年非参加不可时为止。
事实上，我要使白宫摆脱党派政治的决心只是昙花一现。我本来就应当知道这种企图将是徒劳的。随着选举日期的逐渐逼近以及双方竞争的加剧，需要采取行动和获得情报的迫切感变得无法遏制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总统都擅长————并且乐于————运用那种只有执政党才具有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力量。我自己也打算加以运用。所以我终于对周围的人施加压力，要他们组织起来，表现得坚强一些，并且要他们搞到对方行动的情报。我有时下令对一个遥遥领先的民主党人盯梢，有时敦促工作人员查阅各部、局的档案，搜寻民主党头面人物参与可疑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任何线索。我告诉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应当迎头赶上，采用我们民主党对手在以往选举运动中得心应手地用来对付我们和其他人的那种别出心裁的卑劣诡计。
约翰·米切尔将主管我的竞选活动，他将全力组织并掌握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越来越仰仗查克·科尔森来充当我的政治尖兵。科尔森于1969年年底参加政府工作，担任白宫同一些有特殊影响的集团之间的联络人，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他全力以赴、忠于职守。他花过不少时间同工人团体、退伍军人组织、少数民族组织和宗教团体进行接触。他自信心强，有说服力，又很机敏，并且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党派观念十足的人。他那善于洞察政治动向的本能和完成任务的本领，使我在看到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敢对民主党人和新闻界人士进行反击时产生的懊丧情绪一扫而空。每当我对科尔森诉苦时，我相信他定然会想出办法，而事实上他也很少使我失望。
我相信我能在1972年关于许多问题的争辩中赢得重新当选。这就格外使我下定决心，不让对方在政治上比我们更为坚强。
1971年
1971年的头几个月是我当第一任总统期间的最低点。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我们显然无法改变这些问题的现状，因此，看来到1972年我甚至会得不到竞选连任的提名。1月初，据宣布失业率达到6%，是1961年以来的最高点。2月，我们卷入了老挝的战事，这次行动证明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通过宣传同公众的联系却遭到很大损失。5月，20万反战分子的游行队伍齐集华盛顿；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些受北越公开怂恿的死硬煽动家，他们激烈鼓动，想迫使政府瘫痪一天，但没有得逞。6月，五角大楼文件发表，破坏了政府控制机密文件的原则。经济情况不妙，并且看起来不会很快好转。在外汇市场上，美元落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民意测验表明我的威望在下降，而马斯基的威望却在上升。苏联在古巴和中东的冒险已经使缓和的趋势逆转，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美苏争议的突破，似乎更是渺茫。我们接近共产党中国的试探看来也毫无反应。既然无法通过这两方面对河内施加压力，看来战争还得无限期拖下去，虽然国会里的反战势力不断增强并颇有信心，几乎随时有可能突然表决停战或者切断财源。
在1971年达到最低点之后，我们由于取得一系列惊人的成就，突然从挫折中重新振作起来。这些成就包括：宣布中国之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突破，订出包括冻结工资和冻结物价在内的极得人心、明显有效的经济计划，以及预定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日期。这些和其他一些事情使我们获得优势，一直顺利地进入1972年这一总统竞选年。
1971年证明了一条政治准则：在选票投完点完以前，切莫悲观。总会在一个往往是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什么事情，彻底改变你的处境和前程。
蓝山
1970年我们在柬埔寨采取成功的军事行动以前，曾估计南越共产党所用重武器的85%是通过海上从西哈努克港运入的。这条通道遭到封锁之后，他们一切都得从陆上经老挝沿胡志明小道运来。到1970年12月中，老挝境内拥塞了人员和物资，其中大部分将运入柬埔寨，为发动1971年春季攻势进行准备。
1971年1月18日，我同莱尔德、罗杰斯、赫尔姆斯、基辛格、基辛格的副手黑格上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海军上将一起开会，会上我批准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即攻击在老挝的敌军，以切断胡志明小道。由于存在美国国内舆论的问题，又由于南越方面想表明越南化是多么成功，我们决定这个战役由南越陆军执行，美国只提供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美国主要出力的地方将是用直升机运送部队和物资、军舰支援和B-52飞机轰炸。连作战计划的代号也是用越南名称：蓝山719。
2月8日，一支5000人的南越陆军部队越过边界进入老挝。共产党军队的顽强抵抗出乎我们的预料，美国驻西贡的司令部又未能针对这一意外剧烈的战斗水平，为进攻部队相应地增加必要的空中掩护，结果南越陆军伤亡很重。不过他们仍然英勇地继续作战。
南越军队迅速从最初失利的情况中恢复过来，在几周之内就基本实现了蓝山行动的军事目标，因为共方已失去1971年在南越对我军发动攻势的能力。
鉴于我们的作战计划已经大部分实现，而共方又有试图组织大规模反攻的迹象，南越陆军将领决定部队早日撤退。3月18日，他们开始了预定的战略退却。然而我们的空中支援不足，一部分南越士兵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显得惊慌失措。少数几段电视影片记录了南越士兵抱住我们撤运直升机的起落橇不放的场面，这就足够助长一种普遍的错误印象，认为南越部队是胆怯无能的。
总结起来，这次是军事上胜利而心理上失败。在南越，关于这次撤退的新闻报道动摇了士气；在美国，事态引起了人们对战争可能升级的疑虑，新闻照片减弱了人们对越南化成功的信心和结束战争的希望。
蓝山战役结束之后不久，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从越南写信给基辛格。他赞扬了这次战役在军事上的成功，然后指出，现在战争中的主要因素是南越人的心理和信心的问题。由于蓝山作战，1971年没有出现共方的攻势，虽然这一年运入的战争物资是这场战争历史上最多的。美国和南越士兵的伤亡减少了，越南化的措施继续稳步地取得进展。
我现在仍然同意1971年3月底基辛格对蓝山战役的估价，他说：“即使在这个行动开始前，我就知道它将完全照后来的事态那样发展，我还是会采取这个行动。”
1971年3月29日，就在南越部队从老挝撤退后几天，小威廉·卡利中尉被陆军军事法庭判定有意谋杀22名南越平民。公众对蓝山战役的喧闹刚开始平息，我们又面临了另一场同越南有关的论战。这场争论从谋杀事件在1969年秋天首次被揭露起就一直在酝酿中。
事件发生在1968年3月，在我成为总统之前十个月。卡利率领他的一排人进入西贡东北约100英里处的美莱小村。这个村曾是越共的据点，我们的部队在试图拔除这个据点时遭受过许多伤亡。卡利让他的士兵把村民驱赶到一起，然后下令加以枪杀；许多村民横尸在一条沟渠里。
卡利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但是我觉得，许多自称对美莱事件愤慨的评论员和国会议员所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卡利事件所引起的道德问题，而是利用这个事件来对越南战争进行政治攻击。他们对北越的暴行就明显地不加批评。事实上，作为越共的战略手段，他们那种有预谋的、连续不断的谋害和暴力活动在整个越南战争中是报道得最不够的一个方面。关于越共的政策和做法的描述，很少涉及这个方面，这对新闻界和反战活动家来说是很丢脸的事。
3月31日，军事法庭判决卡利终身苦役监禁。对这一宣判，公众的反应十分激动，分歧很大。白宫收到5000多份人民来电，以100对1的比例赞成宽大处理。
约翰·康纳利和杰拉尔德·福特力主我行使总司令的权力减少卡利的刑期。康纳利说，判决已经伸张了正义，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持公众对军队和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这个现实问题。我跟卡尔·艾伯特和其他国会领袖谈了话。他们都认为，国会里赞成总统进行干预的情绪高涨。
4月1日，我打电话给穆勒海军上将，命令在卡利上诉以前把他从兵营监牢里释放出来，只在营地实行软禁。这一命令在众议院宣布时，议员们自发地鼓掌欢迎。在南部尤其产生了强烈的赞许的反应。乔治·华莱士在前往探视卡利以后说，我做得很对。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说，我作出了明智的决定。两天后，我让埃利希曼宣布，在执行最后判决以前，我将亲自审查卡利的案件。
到1974年4月，卡利的刑期已经减少到10年，并且早在当年年底就有资格申请假释。我按照诺言审查了这个案件，但决定不加干预。在我辞职后三个月，陆军部部长决定让卡利假释。
我想多数美国人理解，美莱屠杀事件对我国人民、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以及我们打这场战争的士兵来说，是没有代表性的；但从这个悲惨事件公开以后，新闻界和反战势力就利用它来削弱我们吸引公众支持我们在越南的目标和政策的努力。
白宫录音带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我的这届政府应成为历史上记录最全的政府。我要让我召开的每一次重要会议都有记录，从重要国家安全会议的逐字记录到各种庆典的有声有色的记录。不幸的是，这个制度执行起来有些麻烦，因为有人在房间里做记录往往不怎么方便，不怎么合适。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会使谈话受到拘束。我们还发现记录的文字质量因理解不同而有差异，太多的记录成了偶像化的传记而不是历史。最后，在计划和讨论蓝山战役期间，我决定重新安装一套录音设备。
保存录音带绝不意味着将来要把它公之于众，至少在我任总统期间是如此。我想以后在写书或者写回忆录的时候，可能要参考这些录音带。一位总统，当他感到政府内外会有人歪曲历史————特别是像我任总统的第一任期间存在这样激烈争论的问题和这样反复无常的人物————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客观记录也可能是有用的。
据了解，把自己进行的谈话录音的第一位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据说，他让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盏灯里安装了话筒。有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曾把他的某些谈话录了音。肯尼迪总统录了一些办公室里的谈话和电话谈话，现在在肯尼迪图书馆里就存有180多份这类的录音，其使用条件受肯尼迪家族的严格限制。
林登·约翰逊有一套录音系统，录音的范围包括他办公室里的电话、卧室的电话、戴维营的电话、在约翰逊城牧场的电话和在奥斯汀办公室里的电话。除电话录音以外，他让人在内阁会议室以及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私人办公室也安了话筒。有一段时候，还有一个录音装置可以录下椭圆形办公室外面那间来宾候见室里的谈话。约翰逊的录音系统是用手开关的，他可以自选需要录音的谈话。在内阁会议室里，在他座椅前的桌子底下有两个按钮；我还听说，他私人办公室里的录音设备开关是藏在椭圆形办公室落地式电视机支架的背后。
约翰逊时常在谈话结束后马上让人把录音搞成文字。根据白宫里的小道消息，约翰逊在同博比·肯尼迪个别谈话，告以他将不做1964年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曾把谈话录了音。会晤之后，约翰逊立刻要人把录音打成文字。但打字员放录音带时，却发现整个谈话都听不见。录音技术员推断肯尼迪一定有所防备，在身上带了一个微型扰频器。
约翰逊认为，我拆除他的录音系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觉得他的录音带对他写回忆录有极大的帮助。
我觉得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把他们的谈话录音是不妥当的，不过我至少相信对录音系统保密会使那些录音不致泄露出去。我认为有选择地记录谈话将完全破坏设置录音系统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录音带要成为我任总统期间活动的客观记录，那就不能采取这种显然偏袒自己的做法。我不愿由我来盘算对谁、对什么内容、在什么时间进行录音。因此，我设置的是由话音激发的录音系统；一有人讲话，录音机就自动转起来。从2月开始，在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就安了录音设备。我拒绝了在住家区、比斯坎岛和圣克利门蒂的电话机上安装录音设备的建议。我要录的只是总统的公务谈话。在椭圆形办公室、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林肯起居室的电话上以及在戴维营的办公电话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起初，我对录音感到有些不习惯，但不久就认为那是环境的一部分了。
我一直没有听任何录音带，直到1973年6月4日由于水门事件的调查才不得不听。把录音带用打字机打成文字，是在1973年9月才开始的，那时欧文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对我发来传票，向我索取这些录音带。
肯尼迪画像
1971年2月，帕特邀请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和她的孩子们同我们家聚餐，并在公开揭幕式前观看肯尼迪总统和她自己的正式画像。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特别动人的场合，因为自从肯尼迪总统被刺后令人痛苦的那些日子以来，他们一家谁都没有再进过白宫。
帕特作了明确的交代，使这次来访过程在结束前全部保密，让他们不受新闻记者或摄影记者的干扰。我们在外事接待室欢迎了他们，然后陪他们看画像，画像是杰奎琳亲自选择的一位纽约画家创作的。
10岁的小约翰·肯尼迪和13岁的姐姐卡罗琳对两幅画像都表示很喜欢，但杰奎琳不作任何评论。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同画家有一场争吵，原来画家曾把她的油画和素描画像的复制品卖给了一家全国性杂志。据帕特后来告诉我，当她请肯尼迪的母亲罗斯·肯尼迪夫人来看画像的时候，肯尼迪夫人默默无言地在儿子弓背的画像前站了好久。最后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杰克像那个样子。”
后来我对那次聚餐作了一些笔记：
我们在进餐厅之前在西厅里喝了一点酒。男管家艾伦是肯尼迪一家住在白宫时就在白宫工作的，他对杰奎琳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我注意到在进餐时他在她的白葡萄酒里放了冰块，她说这是她在白宫时的一种习惯。
应杰奎琳的要求，给孩子们上了牛奶。小约翰说：“外国的牛奶太糟了，甜得腻人!”
杰奎琳谈锋很健。我们走进二楼的餐厅，这是她将杜鲁门夫人的卧室改的。我们谈道，正是在这间房里艾丽斯·朗沃思动了割盲肠的手术。杰奎琳说，刷新这间房子时油漆的味儿把约翰和她都快憋死了。实际上，他们是搬到二楼的另一头住了一阵，等油漆好了才搬回来的。
我回忆说，竞选期间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旅馆，特别是小城市旅馆的房间常常是在我们到达前新油漆过的。在旅途中睡觉已经是够困难的了，可是油漆的气味根本使人无法入睡。
她说到约翰任参议员期间，有一次她曾“向大厅对面你的办公室里张望了一眼”。她也谈起1960年年初我们三个人同机到达芝加哥时拍的那张照片。我提醒她，在飞机上她一直在读艾伦·德鲁里的小说《华府千秋》。她回答说：“这本书我始终没有读完。”
我们很概括地谈到她离开白宫后这几年发生的变化。当然，我打定主意使谈话不涉及会使她伤心或使这次做客不愉快的任何事情。谈话中间她曾望着我说，“我一直生活在梦境里”。
特里西娅的婚礼
特里西娅第一次遇到埃德·考克斯是1963年在一个中学的舞会上。一年后，她是芬奇学院一年级学生，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国际女子初进社交界舞会上，他是她的男伴。这种舞会每年在纽约举行一次，是一种为慈善事业募捐的盛会。他们开始约会，但发现有时在政治问题上意见不合。埃德是共和党员，但保持着东部自由派的传统。1968年夏天他曾为拉尔夫·纳德工作。
1969年年底的一天，特里西娅告诉我，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关系问题了，不过她对不断发生政见分歧感到不安。他们两人个性都很强，又爱讲话，争论往往很激烈。我说重要的是相互的感情；如果他们真正相爱，这就够了，政治见解问题是会自行解决的。后来他们随着彼此的感情不断增强，政治分歧果然消失殆尽了。
1970年11月的一个周末，埃德·考克斯走进我在戴维营的书房，相当正式地对我说：“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很爱特里西娅。请你允许我向她求婚。”
我认识埃德已经有几年了，我对他说，这事主要看特里西娅的意见，我相信她一定会接受的。
3月16日是帕特的生日，这天我们在设宴欢迎爱尔兰总理约翰·林奇之后，宣布了特里西娅和埃德的订婚。我们问特里西娅她是否希望在白宫举行婚礼。这完全应当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不过我们觉得这样做将使他们终生难忘。帕特又建议，由于他们选择的日子是6月12日，婚礼可在玫瑰园露天举行。
婚礼的头天晚上，我给特里西娅写了一封短信，在她上床睡觉之后，塞到了她的门下。
亲爱的特里西娅：
今天是你一个激动的漫长旅程开始的日子。
我想告诉你，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为你而感到自豪————我相信有几年对你来说一定是相当困难的。
今后的岁月将是幸福的，因为你一定会使它们充满幸福。
你坚强的个性定会使你顺利越过一切障碍。
你挑选得当，我确信埃德和你将来回顾这一时刻时能说：“吉日何辉煌!”
爱你的爸爸
1971年6月12日零时10分
于华盛顿白宫
婚礼那天清晨多云，预报下午4点以前有零星小雨————4点正是预定婚礼开始的时刻。我打电话给特里西娅，问她是否相信天气会像预报那样放晴，并愿意碰一下运气。
她说：“我愿意像我们原来计划的那样，在玫瑰园举行。”
我回答说：“那就这样吧。”
3点左右我离开白宫去住宅时，雨已逐渐停歇，但天色灰暗，好像还要下雨的样子。
特里西娅后来描写了住家区里的情景，她怎样穿着礼服、戴着面纱，从自己房里出来，到西厅同等着她的帕特和朱莉聚集。
妈妈和朱莉是这样漂亮，使我突然预感我们的婚礼也会是很美满的。她们赞美了我的礼服，还说爱德华送我的钻石项链的长度同礼服的尖领口恰好相配。爸爸从电梯里出来，说大家都很漂亮。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不久换好衣服出来，穿的是晨礼服和条纹裤，由于他个子高，这身衣服跟他很相配。
4点一刻，在白宫社交场合担任侍应生的年轻军官们已经请400位来宾进入一楼的户内长廊。他们等候命令，是把来宾引导到外面玫瑰园，还是上楼引进东厅。我打电话探听空军最新的天气报告。这时据测在4点半前后将会天晴，大约会持续一刻钟。我叫霍尔德曼通知下去：婚礼在4点半开始。
雨停了。室外椅子的塑料套撤掉了，来宾被带到了他们的座位上。4点半，朱莉和女傧相们带头顺着白色回形长楼梯下去，把婚礼的行列带入玫瑰园。特里西娅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的：
爸爸和我沿绿色地毯走去，相视微笑，似乎是说：“已经不下雨了!”当我们走近花园入口时，陆军弦乐队奏起欢乐的乐曲。我们穿过门道时，露西·温切斯特咧大了嘴在微笑，像童话里的柴郡猫一样。朱莉走在前头，穿着淡紫色的薄纱礼服，庄重地走进了我在美国前所未见的绚丽景色之中。
玫瑰园是自然美的王冠，阳台是王冠上最瑰丽的宝石。台上娇艳的花朵交错缠绕，构成了任何独秀所无法比拟的迷人画幅。真是巧夺天工啊!
当朱莉走近通往牧师在那里等候的平台的台阶时，露西低声向我们提示：“走吧。”我松手放下拖裙，露西迅速弯腰把拖裙展开了。我侧身对爸爸说：“好了。”
我们慢步沿座位间的过道走去。我记得自己泛露微笑，却看不清每个人的脸，周围的人群是一片模糊。走到前排时，我才看见妈妈，特别对她笑了一笑。爸爸和我并肩登上台阶时，爱德华同我幸福地相互频频笑视。
婚礼很美好，特里西娅和埃德后来都有追记。仪式完毕，新郎吻过新娘，他俩没有立刻沿过道退走，而是先到帕特和我跟前，再到考克斯夫妇跟前，同我们一一拥抱，对我们表示感谢。
礼毕后在东厅举行招待舞会。埃德和特里西娅选了《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主题曲作为第一支华尔兹舞曲。乐队开始奏“为女孩们感谢上苍”时，我同特里西娅、埃德同帕特就领头跳起舞来。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宫跳舞。同特里西娅跳完一曲以后，我就同帕特跳。她很擅长跳舞，当她领着我满场转的时候，来宾们高兴地鼓起掌来。接着我同朱莉跳。我知道她因戴维不在而想念他，戴维当时在海军服役，被派到地中海出勤。我在她耳边低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两年半以前她在结婚时是多么漂亮。
我看到林达·伯德·约翰逊独自站着，就邀她跳舞。我对她说。1967年我在电视上看到她同查克·罗布在白宫的婚礼，对她的美丽大方留有深刻的印象。
在新婚夫妇动身去戴维营度蜜月之后，帕特、朱莉、贝比·雷博佐和我在住宅里坐着看电视特别节目。
这是美好的一天，连天气后来也帮了忙。那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永志不忘的日子，因为大家都感到美满、快乐。
五角大楼文件
6月13日星期天早晨，我拿起《纽约时报》。左上角有一张我和特里西娅并排站在玫瑰园里的照片，标题是“特里西娅·尼克松宣誓”。照片旁边还有一个标题：“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追述30年来美国逐步卷入的经过。”
这条新闻描述了关于二次大战到1968年年底美国在东南亚卷入过程的一份7000页长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是约翰逊的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下令搞的。其中包括了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许多文件的全文。《纽约时报》宣称，它不仅打算发表整个报告的摘录，而且要发表许多原始文件。报纸没有说明，所有这些材料还都是被官方列为“机密”和“绝密”的材料。这确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件泄密事件。
麦克纳马拉研究报告的正式标题是《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然而，不久新闻界就另起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名称：《五角大楼文件》。
这些文件是非法交给《纽约时报》的，我认为报纸发表它们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纽约时报》承认在发表以前它拥有这些文件已为时三个多月，但从来没有请政府里的任何人就此发表评论，或者问一问发表其中任何机密材料会不会威胁国家安全或危及我们在南越的士兵的生命。
国防和情报机关抢着设法搞到这个研究文件的副本，以便估计它的泄露造成的影响。国家安全局首先担心的是，其中一些较新的文件会给破译密码提供线索。他们怕敌方专家训练有素的眼睛会发现有关我们信号和电子情报水准的材料。国务院着了慌，因为文件会暴露东南亚条约组织目前仍然有效的应急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担心的是，过去或现有的情报提供人会被暴露出来；他们说，研究报告里有的地方具体提到现今仍在东南亚活动的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的名字和活动。事实上，确有一个秘密联络站几乎立刻失去作用了。国际社会感到一阵震惊，因为文件中有些材料涉及别国政府作为外交中介人的作用；有几个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迪安·腊斯克发表书面谈话说，这些文件对北越和苏联将很有价值。
经过考虑，我们只有两种做法可以选择：或者是不作反应，或者是争取发出禁令，使《纽约时报》不致继续发表材料。从政策上考虑我们赞成对《纽约时报》采取行动，而从政党斗争方面考虑则觉得不宜这样做。
麦克纳马拉研究报告首先是对肯尼迪和约翰逊将国家拖入越南战争这种做法的批评。它追述了肯尼迪怎样决定支持1963年推翻吴庭艳和导致他的死亡的政变，这个决定曾被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抨击为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他说，我们纵容推翻吴庭艳，“其唯一的结果就是造成混乱”。新闻报道说，文件证明约翰逊曾对美国人民说他不会使战争升级，而暗中却在策划把派出美国士兵的人数从1.7万增加到18.5万。文件发表后，詹姆斯·赖斯顿在文章中谈到“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在谎话的掩盖下偷偷地把美国卷入战争”。
可是，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肯定会损害我们在越南的整个努力。批评战争的人会利用这些文件来攻击我的目标和我的政策。
但在我看来，采取行动以防止继续发表材料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理由。此事牵涉到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一份绝密文件会产生什么影响，应该由政府而不是由《纽约时报》去作出判断。梅尔·莱尔德认为材料的95%以上已经可以撤销保密，但我们大家仍在为不能撤销保密的那一部分担忧，即使那只占1%。如果我们不对《纽约时报》采取行动，那无异于告诉政府中每一个心怀不满的官员，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泄露任何机密，而政府不会过问。
《纽约时报》决定发表这些文件，显然是它奉行反战政策而不是坚持原则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初，国务院的一个职员奥托·奥蒂普卡曾把有关国务院保密制度松弛情况的机密文件拿给调查这个问题的几位参议员看。奥蒂普卡认为他的行动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纠正他所认为的一种危险的局面。《纽约时报》不赞成奥蒂普卡的行动，曾发表社论表示愤慨：
遵守制度的工作程序是必要的，否则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的重要分工就会遭到破坏。利用“地下”手段从低级官员那里取得机密文件，是违反这种工作程序的危险做法。
《华盛顿邮报》也曾为此义愤填膺：
如果国务院的任何一个小职员可以自行决定泄露机密电报，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任何一个特工人员可以随意泄露秘密档案的内容，政府的行政部门就无安全可言了。
有人告诉《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苏兹贝格，政府担心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会削弱外国政府对我们保密能力的信任，据说他答道：“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确实是鬼话。”
6月15日星期二，司法部劝告《纽约时报》，在政府审查那些文件，断定它们不致引起国家安全问题以前，不要继续发表。但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圣路易邮报》却搞到副本而径自开始发表了。
在法院里，《纽约时报》的辩护律师有一次辩称，即使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会推迟我们被俘人员的返回，为了保护宪法第一项修正案，我们也应该愿意冒这个风险。我对此感到气愤。我认为，第一项修正案所包含的关于发表这些文件的权利不能放在美国士兵在战时求得生存的权利之上。
起初，我曾希望前总统杜鲁门和约翰逊会同我一起采取强硬的公开立场，反对这种泄露机密材料的行为。但就我所知，杜鲁门并未发表评论。布赖斯·哈洛在同约翰逊谈话后报道说，约翰逊觉得，现在不论他讲什么话，都会被《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用来对他进行攻击。他说，这些报纸无非是想把他“重新处死”。哈洛说，约翰逊在谈话时爆发出阵阵怨气，指责写研究报告的“教授先生们”把应急计划错误地解释为总统的实际决定。约翰逊说，所有这些写研究报告的人都参与过他们现在所“埋怨”的行动，并说他从来没有在未得到他政府中麦克纳马拉和其他人的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对战争升级或使用部队问题作出重大的决定。
6月30日，最高法院对我们制止发表密件的建议作出裁决，六票对三票，政府输了。有一条得到多数支持的意见也认为泄露可能对国家利益产生严重影响，但这仍然不能作为依据来批准对报纸严加控制。首席法官伯格发表不同意见时，批评法院的审议过于仓促，也批评《纽约时报》不与政府磋商。他说：“我认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一家长期被看作美国人生活中一个伟大机构的报纸，居然在发现据有赃物或政府秘密文件的时候没有履行一个公民的起码义务……这个义务是出租汽车司机、法官以及《纽约时报》都应该履行的。”
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发生在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这时离基辛格秘密的中国之行只有三个半星期了，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正在进行。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在4月写道，现在影响越南战争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心理因素：我们的军事政策在战场上起着有效作用，但是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却导致北越人在巴黎拖延谈判。5月在华盛顿发生了激烈的示威游行。5月31日，在巴黎的秘密谈判中，基辛格提出了我方具有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的方案。6月13日五角大楼文件发表，6月22日参议院通过了关于从越南撤军时间表的第一个决议案。不久之后，北越就要拒绝我们的新方案，开始聚集力量准备发动新的军事攻势。
在发表文件的问题上，我们在法院同报馆进行的较量失败了，但是我决定我们至少要对我认为偷了这些文件的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获得胜诉。埃尔斯伯格是五角大楼一名前工作人员，研究报告的头几部分刊出后不久他就成了怀疑对象。不管旁人怎样想，我认为他的行为是卑鄙的————他在战时暴露了政府外交政策的机密。新闻界有很多报道对他大加吹捧。就在他还被联邦调查局通缉的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竟用新闻联播的大块时间播放一次对他进行的郑重其事的采访。
6月28日，洛杉矶的一个大陪审团对他提出控告，一个罪状是盗窃政府财物，另一个罪状是未经授权就据有有关国防的文件和书面材料。
埃尔斯伯格在法院大楼外面却对一大群吹捧他的人说：“我认为我很好地尽了公民的职责。”
6月17日下午，基辛格、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我曾开会对形势作出估计。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时就认识埃尔斯伯格，说这个人聪明，不过感情上反复无常。
埃尔斯伯格在几次对记者谈话时说，他深信我的意图是使战争升级而不是从越南撤军。他说为了迫使单方面撤军，有必要加强公众压力。我感到有严重的理由担心他下一步还可能干些什么。他在国防部的那几年里，接触过整个政府里一些最敏感的情报。在他把五角大楼文件交给《纽约时报》以前，他曾在兰德公司做事，而这个公司藏有17.3万件机密文件。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掌握在埃尔斯伯格手中，他还可能把别的什么材料交给报界。
使我们担忧的还不止是埃尔斯伯格，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关于阴谋集团的传说和报告。后来被认为不很确实的最初一份报告，主要谈到埃尔斯伯格的一个朋友，以前也是国防部的职员，后来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在我执政的最初的日子里，我就听说过这个人，当时我让霍尔德曼给我拿来一份五角大楼关于1968年竞选运动末尾约翰逊宣布停炸越南的背景和由来的档案。我想知道当时实际的情况。我也想了解这种材料，以备用来对付那些以前在约翰逊政府任职而现在又想破坏我的战争政策的人。听说有一份停炸材料和其他机密文件已经被埃尔斯伯格从五角大楼带到布鲁金斯学会去了。我想要回这些材料，但又听说一份停炸报告已经“找不到了”。我相信，如果我们要这个材料的事传出去，连布鲁金斯学会的那一份也会不翼而飞的。
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引起震惊，并使战局动荡、政府重新遭到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对那份停炸材料又发生了兴趣。我听说那份材料还在布鲁金斯学会，十分恼火。现在是战争期间，报刊正把我们的机密向全世界透露，政府的绝密报告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落到了一个主要由反战民主党党员组成的民间智囊机构手里。这看来是荒唐的。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这些被选举出来管理政府的人竟这样不能控制政府的工作。我绝对看不出那份报告有任何理由要存放在布鲁金斯学会。因此我说，我现在要你们马上把这份报告弄回来————哪怕需要用秘密手段。后来我听说布鲁金斯学会1969年的一期通报曾预告要在1971年出一份部分地以“行政部门文件”为依据的新的越南问题研究报告，这就使我更加增强了决心。这个研究报告的主持人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博士。
我们了解到，是国务院埃利奥特·理查森的一个助手在1970年让埃尔斯伯格接触到当时的越南问题文件的。甚至在其中的材料估计由埃尔斯伯格泄露之后，理查森仍拒绝撤换这个助手。此外，大家知道基辛格的手下有一些人在布鲁金斯学会有朋友和联系人，我就疑心其中可能有人把文件和材料提供给埃尔斯伯格和他的朋友。
7月初，约翰·米切尔汇报说，司法部连续发现迹象，说明埃尔斯伯格是作为一个阴谋集团的一员而进行活动的。有一个报告说，在《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以前，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就已经收到这整套文件了。我还听说，提供给报纸的文件中有些甚至并非麦克纳马拉研究报告的一部分。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埃尔斯伯格手里还有什么东西，他还打算要干些什么?
在此期间，埃尔斯伯格还在顺利地利用报刊、电视谈话和反战集会来宣传可以违法地表示不同政见的概念。基辛格说，我们处在一个“革命的”形势之中。
就在我们越来越担心埃尔斯伯格及其可能的同伙的活动时，我们听说埃德加·胡佛却在采取拖延的态度，把这个案件不作急件处理；他没有为此指派专案人员，也没有增派人手。他显然认为新闻界会自动地把埃尔斯伯格描绘为一个殉道者，而联邦调查局如果加劲儿调查这个案件，就会被描绘为“恶棍”。米切尔听人说，胡佛同埃尔斯伯格的岳父是朋友，他很顾忌这种私人的友情。最后，其他机构主要是国防部也在同时进行调查，而胡佛却坚决反对旁人插手他的行动范围。
我不管任何论据或借口。我要叫人竭力催促联邦调查局调查埃尔斯伯格，并使各部门积极追查泄密者。如果确有阴谋，我要知道内情，我要动用政府的全部能力来破案。如果联邦调查局不追究这个案子，我们就不得不自己来干。埃尔斯伯格在新闻界宣传持不同政见者违法有理，正在获得极大成功，我认为一定要把他的主张搞臭。至于对他个人怎样处理，我倒并不计较。我竭力主张我们要查清他的背景和动机，如果他有同谋者，也要追查。
我也打定主意，不能听任原来一手使我们卷入越南战争的民主党人要我来为这场战争付出政治上的代价。我要物色一个能干的政治干将，他能够彻底查清五角大楼文件和国务院、国防部的档案，让我们了解有关猪湾事件、刺杀吴庭艳案和1968年约翰逊停止轰炸北越的全部事实。我们快要进入竞选年了，那时越南战争几乎肯定要成为最大的争论问题。我需要弹药来对付批评我的反战分子，其中许多就是原先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手下把我们引进越南泥淖的人。最后，我要修改密件分级制度，保证只有真正的外交政策机密才被列为密件，凡列为密件的就必须真正做到保密。
1971年7月17日，埃利希曼指派了国内委员会工作人员、年轻律师埃吉尔·巴德·克罗主持堵塞泄密漏洞的工作。同他一起工作的有以前基辛格的助手戴维·扬律师、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霍华德·亨特以及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戈登·利迪。一年半以后我才第一次知道，由于他们的任务是堵塞漏洞，扬曾开玩笑地贴出一张招贴，说他自己是“管道工”。
7月23日，就是我们预定在赫尔辛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正式主张的前一天早上，《纽约时报》在头版泄露了我们在谈判中的底牌。为了最强有力地推动克罗，我对他说：“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决不能够让他们这样做。”“管道工”们促请各部门用同工作人员谈话和使用测谎器的办法来进行调查。8月13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是以我们几天前刚从中央情报局接到的一份报告为基础的。报道中的材料可以追溯到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极为机密的情报来源。到了秋天，据中央情报局报告，泄密情况已达1953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我要求大家保持压力。
1971年劳动节周末[5]，克罗小组采取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的行动，想从病历里了解埃尔斯伯格的动机、进一步的打算，以及任何可能的同谋。
这个闯入行动，我想当时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采取这个行动至少部分地是由于看到我迫切需要搞臭埃尔斯伯格的所作所为，并查明他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当时的气氛是那样紧张和严酷，我又看到我们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我也不能说，如果事前有所了解，我会自发地认为这种做法是缺乏先例的、没有根据的或者不可想象的。埃利希曼说他事先不知道，但1972年事情发生后他就告诉了我。这一点我记不起来，并且1972年六七月间的录音带表明我当时不知道这件事，但我也不能排除曾经知道的可能性。
今天看来，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是错的，做得过分了。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自己所做的事那样错误和过分。埃尔斯伯格逍遥法外，而克罗和埃利希曼却坐了监狱，我仍然觉得这是时势造成的悲剧。
现在回顾起来，我可以看到，一旦我发现越南战争不能迅速或轻易地结束，同时我要面临一种能够以其态度和准则左右新闻界的反战运动，我有时就陷入了我所鄙视的反战运动领导人身上的那种心理状态。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不应该打，因此他们越来越振振有词地主张，为了迫使战争立即结束，几乎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我被同样的心理所驱使，想要维护政府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并且要按照我认为最易于导致和平的方式去执行。我认为这关系到国家安全。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如果处于同样的环境，我现在也会像当时那样去做。对于双方的行动、反应和过火行为，历史将作出最后的判断；我不怕历史的判断。
9月底，“管道工”小组开始解散。不久，人们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担心也自然而然地逐渐缓和下来，我们的心思转到其他问题。
五角大楼文件插曲中有一个有趣的侧面：我们想找到文件，查明肯尼迪政府在吴庭艳被刺和猪湾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但很不容易。中央情报局防范得十分严密，连总统也不让知道内情。赫尔姆斯局长拒绝把有关这两个事件的内部报告交给埃利希曼。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埃利希曼说，连他自己也没有一份关于猪湾事件的重要报告。他还表示对所有的人不放心，具体提到霍华德·亨特，说这些人很想刺探中央情报局的“丑事”。
在我亲自向赫尔姆斯指名要一些文件后，他最后终于给我送来了一些。我向他保证不会利用这些文件去伤害他、他的前任或中央情报局。他回答说：“我每次只有一位总统，我现在只为你服务。”但当埃利希曼翻阅赫尔姆斯交出的文件时，他发现包括猪湾事件的报告在内的一些报告还是不全的。
中央情报局就像保险柜一样严密，我们找不到谁肯把开启它的号码组合告诉我们。
1971年：经济管制措施
我向来认为，美国经济在政府尽量少加干预的情况下会发展得最好。可是在1971年8月我却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管制和改革措施，甚至使那些长期主张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的人目瞪口呆。
1961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向肯尼迪移交时，经济情况十分稳定，通货膨胀率约为1.5%。到1968年，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已猛升到4.7%。不过战争并不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约翰逊想使每一个人都满意；他鼓励美国人民相信，即使在战时他们也能既有大炮也有黄油。事实上，他的所谓“伟大社会”是靠赤字开支来扩大的。
我在1969年和1970年的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摒弃靠政府对企业和劳工施加压力来限制通货膨胀的做法。在约翰逊政府期间业已证明，为工资和物价的增长树立自愿遵循的“路标”，是没有效果的。我也强烈反对对工资和物价进行强制性的政府管制，因为我觉得管制等于干预自由市场，一经开始，会导致最后形成一套掌握管理企业和劳工的专断权力的官僚机构。
到1969年年底，通货膨胀有减缓的迹象。但到1970年初春，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从越南撤军，服役人数减少，这起了一部分作用，使失业率上升到5%。通货膨胀率还没有下降，证券行情的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剧了对经济情况的担忧。
不顾我的反对，国会给我送来范围广泛的法案，授权总统管制物价、周薪和月薪。由于我强烈反对管制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把这个法案看作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的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在于公开地把球踢到我这一边。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策略起了作用。虽然我不肯完全转向对工资和物价进行强制管理的制度，但我怕如果我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就可能加重公众缺乏信心的心理，而这种心理正在开始损害经济状况，阻碍它获取复苏的机会。
因此在1970年6月，我在电视上作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提出我想为减缓通货膨胀而试行的一些基本措施。我宣布打算设立“全国生产率委员会”，从企业界、劳工界、一般公众和政府方面选人组成。它的任务是设法使成本和生产率达到平衡，以便使物价趋于稳定。我指示“经济顾问委员会”定期发表“通货膨胀警报”，指出哪些方面工资和物价增长得最为突出，并分析这种增长对整个物价水平的影响。这个措施是想试一试，通报物价和工资的增长情况和增长前景能不能阻止企业界和劳工界助长通货膨胀的行为。我建立了部门间的“调整和审查购买情况委员会”，以查明联邦政府的行动是不是在抬高物价和成本，如有这类问题，则推动采取纠正的措施。
这些步骤对1970年的经济情况都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于是我作了新的尝试。1971年1月，我提出的预算是要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达到平衡，同时允许在失业率高的时候容许出现赤字以期有助于克服萧条。在采用这个新的“充分就业”预算政策的同时，必须有一个足以推动经济朝预期的方向发展的货币增长率。
当我向国会里的共和党领导人介绍这个预算的情况时，鉴于它实际上支持了在失业率较高时期容许赤字开支的想法，伊利诺伊州众议员莱斯·阿伦兹忧形于色地摇摇头，对我说：“总统先生，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不过我得烧掉许多反对赤字开支的旧演说稿啦。”
我回答说：“我和你处在同样的境地。”
1971年最初几个月，经济仍然停滞。展望未来，有一些改进的迹象，不过耐心已经减弱，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要求采取行动，白宫成了众矢之的。新闻界对我们政策的批评激化了。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一样反映选民对他们的压力，纷纷要求采取新的政策，以更积极的态度对付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大多数批评者和许多经济学家强调这一点：政府需要有一个强制性管制物价和工资的计划。
1971年6月26日，我在戴维营和我的经济顾问们开会，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和我们可能采取的对策。在权衡各种因素之后，我决定继续采取原来的做法，只有一点是例外。几个月来使我不安的是，政府各部门对经济问题显露了互相矛盾的主张，这助长了国内意见分歧和莫衷一是的感觉。我解决这个众口异词问题的办法是指定一个单一的喉舌，一个经济问题发言人，由他权威地解释我的政府的经济政策。我选了约翰·康纳利担任这个角色。
作为财政部部长，康纳利是担任经济责任的内阁高级成员。更重要的是，他口才很好，能够表达他大力执行总统决定的坚强意志。
6月29日，康纳利向驻白宫的新闻界人员介绍了我们在戴维营作出的决定。他宣布，不会有审查工资和物价的委员会、不会有对工资和物价的强制性控制、不会减税、不会增加政府开支————后来被人们叫作“四不”声明。
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康纳利强有力地坚持说，经济在发展，前景很好。但即使康纳利能言善辩，也挽救不了几年累积起来的经济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不安定的形势。
7月15日，我宣布了关于中国的消息以后，向国会领导人介绍情况。我发现虽然有些议员表示支持我在外交上的这一引人注目的倡议，但至少有双倍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对国内经济政策表示不安，并敦促采取新的行动对付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这次会后，康纳利和我断定，采取行动的时候到来了。
他说：“如果我们不提出一个可靠的新计划，不出一个月国会将会在你书桌上放一份不负责任的计划。”我知道他说的对，就授权他私下征求高级经济顾问们的意见，然后替我起草一份报告，其中包括供我考虑和选择的行动方案。
康纳利的报告于8月6日交来。他这个人的脾气是一贯喜欢“大搞一番”，因此我料想他会提出大胆的建议。但对于他建议采取的行动，连我也没有精神准备。他实际上是竭力主张在所有经济战线上全面出击，包括全盘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他说：“我不能保证这个计划一定成功。不过我敢说，少于这些措施的计划一定不会成功。”他还建议我让这个问题“酝酿”一些时候，哪怕这意味着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一些。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我采取的行动会显得格外有吸引力。
然而，意外发展的情况迫使我们明显地加速实行我们经济措施的时间表。8月的第二周，英国大使找到财政部，要求把30亿美元兑换成黄金。无论我们接受或者拒绝这个要求，其后果都很危险。如果我们给予英国人他们所要的黄金，其他国家可能也会争相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我们拒绝，这意味着承认我们担心无法满足所有可能提出的兑换黄金的要求。康纳利迟迟不作答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面临有关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重大危机。
根据康纳利的建议，我于8月13日在戴维营召开了高层会议。到会的有15位经济专家、白宫的助理人员和一名演说撰稿人，有些人是秘密到达的，以免开这个会的消息本身引起国际投机活动的浪潮。
这些人是懂得经济事务的极端复杂性的，包括约翰·康纳利、阿瑟·伯恩斯、乔治·舒尔茨、保罗·麦克拉肯和赫伯特·斯坦（我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彼得·彼得森（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我在白宫的助理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比尔·萨菲尔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刚开会我就定了一项行动守则，要在我正式宣布我的决定之前的今后几天里予以遵守：“过去，泄密损害了我们在不少问题上的立场。从现在到星期一，这里到会的人谁也不许透露消息。”
接着我请康纳利讲话，他简明地介绍了专家们拟定的措施：封闭“黄金窗口”，让美元浮动；规定课10%的进口税，主要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避免外国贬值它们本国的货币来促进出口；恢复投资税信贷以刺激企业界；规定新的所得税减免；取消汽车货物税以鼓励增加销售额。
他留到最后才谈到美国人民将认为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措施：冻结工资和物价90天。这些措施不需要建立大型的或永久的机构，只需要由短期的工资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生活费委员会掌握执行情况。
后来担任我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赫伯特·斯坦写到那次戴维营会议时说：
由于国内存在着紧张的心理状态，由于戴维营的环境偏僻而优美，由于会议开得有条理并守纪律，由于作出的决定出人意料又范围广泛，8月13到15日的会议成了经济政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对于冻结工资、物价和其他国内措施，到会者虽有疑问，仍给予了相当有力的支持；然而对于关闭黄金窗口，即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大家却有不少异议。
反对最强烈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他要我们等一等。他说，即使所有的论据都正确，他仍然认为不必仓促从事。他警告说，如果美元贬值，我将受到指责，“《真理报》会写道，这是资本主义崩溃的迹象”。从经济方面说，他担心消极的后果难以预料：证券行情可能下跌；如果贸易基础改变，世界贸易的风险可能增大；还有其他国家可能进行报复。
对于伯恩斯的意见，我一向是重视的，因为我尊重他的高超的智力，并且因为他总是坚持他曾向我介绍过的原则：“讲总统需要听的话，而不是只讲总统爱听的话。”但这次是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的少数场合之一。我决定关闭黄金窗口，让美元浮动。后来事实证明，在我1971年8月15日宣布的整个经济计划中，这一项决定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决定在星期天晚上宣布这些决定，以便使新的政策在星期一早上证券市场开盘以前为众人所知。
那个周末，我在同比尔·萨菲尔修改我的演说词时，一面猜测报纸的标题会怎么写，会是“尼克松采取果断行动”，还是“尼克松改变主意”?直到最近我还谈论实行工资和物价管制的弊病，因此，我知道人们完全可以指责我背弃自己的原则或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然而从理论上说，我仍旧是反对工资和物价管制的，即使我认为经济情况的客观实际迫使我不能不这样做。
公众对我电视演说的反应绝大多数是赞成的。在各广播和电视网上，星期一90%的新闻节目都是关于这个问题，多数集中介绍了约翰·康纳利这天所作的精彩谈话。来自华尔街的新闻提到下列数字：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交股数3300万，道·琼斯公司的股票行情上涨了32.93点。
接下来的几个月，新的经济政策开始产生效果。冻结前1971年的通货膨胀率为3.8%。在冻结期间下降到1.9%，冻结告终时曾一度骤升，但其后在1972年的余下时间里保持在3%上下。失业率在新政策宣布时为6.1%，到1972年年底降落到5.1%。
宣布六周后进行的哈里斯民意测验以53%对23%的数据表明，美国人民认为我的经济政策是有成效的。
其后两年半，经济又经历了工资和物价管制的三个阶段，最后所有管制于1974年春天全部取消。
第二阶段于1971年11月开始，它是我们逐渐摆脱管制的办法，否则管制就会垮台，或者永远摆脱不了。在这一阶段，管制已减少很多，但仍然是强制性的和范围广泛的。
1973年1月转入第三阶段，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引起了一阵喧嚣，因为原来被压下去的物价开始上涨。1973年6月，我不顾许多顾问的反对，重新规定了暂时和有限的冻结，以消除公众的不安（当时还夹杂着对水门事件的不安），并减缓物价的上涨，这种上涨仅仅是由于预计要有冻结而发生的。如果说这次冻结只是使原来就不妙的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它至少也附带产生一种好处，对此乔治·舒尔茨幽默地总结说：“至少现在我们已经使其他所有的人相信，我们原来就认为工资和物价管制解决不了问题的立场是正确的。”
1974年当强制性的工资和物价管制完全撤销时，后果是很不愉快的。能源短缺和食品昂贵促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工商业萧条，而管制阶段以后积聚起来的压力导致了带有破坏性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它折磨了福特政府的最初几个月。管制完全结束三年以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徘徊于7%左右，人们甚至怀念起1971年“过去的好光景”，因为那时前者只有6%，后者只有4%。
短期试行经济管制，美国得到些什么呢?1971年8月15日实行管制的决定在当时政治上是必要的，并且在短期内深得人心。但从长期看来，我认为那样做是错的。欠账总有一天要偿还，任意更改传统的经济结构无疑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着重谈了在我执政期间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即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问题，这就突出了我们曾感到有必要旗帜鲜明地离开自由市场，然后又痛苦地设法走回来的那个领域。但在我执政期间也有一些经济措施更好地反映了我的经济理论，并且从长期看来它们也许还更重要。
例如，1969年我们减少了所得税，使600多万低收入的人完全免去了所得税的负担。到1973年，我们使农业生产在35年来第一次几乎完全免除了政府控制。我们废除了20世纪60年代强加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许多控制，开始建立了世界范围的自由汇率制度。我们曾要求国会通过立法，授权进行谈判以降低国际贸易壁垒。这种谈判的第一轮于1973年9月在东京举行。我们还着手减少或撤销交通运输和财政领域里有碍工业和加重消费者负担的规章条例。
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只是同工商业者有关的事。但当我就职时，对自由市场最严格、最不公平的限制之一是征兵制，它强迫每个人服役而不是出于自愿地服役。因此，在1973年1月取消了征兵制而代之以义务兵役制，这也是保障有意义的经济自由的重大措施。
保守派在谈论经济问题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相信，为了挽救病人不致病死，必须让病人今天受点痛苦，这种想法通常被自由派政治家们和评论家们说成是“残忍”或者“对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不幸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已经变得比从经济角度考虑经济问题起更大的作用。当深谋远虑同政治现实发生冲突时，后者有时会毫不奇怪地占据上风。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论断像所有类似的论断一样，听起来似乎太带有讽刺意味了；但是我个人能够证明，甚至抱有强烈经济观念的人也会被那些要求采取不同政策的人的尖锐批评和叫嚷所动摇。
政府办企业是效率最低而费用最高的创造就业机会的办法。尽管私人企业制度有许多缺点，美国在开国以来的两百年间却靠着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地向贫困开战。私人企业便于变革和鼓励进步，国营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阻碍变革和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主要的共产党竞争者苏联已经发现，为了增加生产，有必要仿效我们的做法。正当共产党人不得不对效率较高的生产者提供越来越多的刺激时，美国看来却在缓慢然而肯定地仿效他们的做法，阻拦物质刺激。
就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说，美国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联邦、州和地方税占国民生产净值的40%。如果这个比例继续增长，我们不久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为了政府而不是为了自己从事工作。如果这一天来到，我们将不再拥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荣国家的私人企业制度了。我们只能希望两党的政治家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不让它发生。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突破和柏林问题的解决
有人耸人听闻地预言说，我在1971年7月15日所作关于即将访华的宣告，将严重损害美苏关系。事实与此相反。10月12日，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了联合公告，证实我将在从中国回来后三个月去访问苏联。
美苏最高级会议之所以最后成为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成就：在发表对中国接近的消息以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了进展；在发表该消息以后在解决柏林问题方面也获得了进展。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1969年年底开始，很快就陷入僵局，因为双方在协议范围问题上意见分歧。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苏联方面要缔结一项只涉及限制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而我们方面则想缔结一项综合协议，不仅涉及反弹道导弹这种防御系统，也包括进攻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1971年1月9日，我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私人函件，强调如要达成协议，必须把进攻武器和防御武器联系起来。
两周以后，基辛格会见了到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进行长时间磋商后刚回来的多勃雷宁。会见时多勃雷宁建议在夏末举行首脑会议，并表示有可能按我们提出的折中办法商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仅限制反弹道导弹的规定，加上在进一步谈判期间冻结进攻性武器的规定。
然而在3月12日，多勃雷宁交来一封对我们所建议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复信，似乎又回到了早先坚持协议只涉及反弹道导弹的强硬立场。在两国关系似乎取得相当进展之后，看来我们又要进入一个经受苏联人考验的时期了。
这种突然变卦也许是苏方认为不得不进行的最后一次试探，或者只是勃列日涅夫在党代表大会前夕应付内部矛盾的措施。不论原因何在，3月26日多勃雷宁从莫斯科收到了一套新的指示，其中包括我们一直等待着的突破：苏方同意继续谈判，并在就反弹道导弹达成协议之后冻结进攻性武器。
在我方首席谈判代表杰拉德·史密斯主持下的维也纳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通过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交换的秘密信件，立刻变得更加认真和紧张了。我看出主要的问题将是美方的谈判立场。国会里的鸽派议员正把苏方提出的只涉及反弹道导弹的建议看作在这个问题上使政府取得一次业已拖延了的胜利的机会，敦促我立即加以接受。
我觉得，如果持这样的立场去参加最后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定会坏事。我认为，实现限制核武器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使苏联面对一项不可接受的方案，这就是美国将增加军备并决心使用这些军备。
4月20日，我在内阁会议室里同一批共和党参议员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晤谈。我说：“如果要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成功，我们决不能在参议院里透露我们想同苏联方面谈判的内容。不然他们会说：‘我们何必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呢，反正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了。’苏联人是迫切需要一项协议的，不过我们知道，他们只是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并且只尊重有实力的人；只要哪里有力量真空，他们向来是往哪里挤的。”
5月12日，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递交了苏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最新方案。他们已放弃了最后一条我们不能接受的条件。现在我们有了突破。5月20日中午，我出现在白宫新闻发布室的电视摄像机前。
我说：“你们都知道，苏美关于限制核武器的谈判陷入僵局已经一年多了。通过谈判，包括两国政府最高层的谈判，我今天宣布在打破僵局方面有了重要的进展。”我读了同时也在莫斯科予以发表的声明。声明的措辞是故意含糊的，只说我们已经同意把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协议上，而他们则同意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某些措施”。
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在8月底顺利地告一段落。谈判进行了16个月，我国代表是驻西德大使肯尼思·拉什。美、英、法合作，同苏联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部分消除了这个城市分裂26年的历史所积累起来的紧张局势。协议中有些条款将使从西柏林去东柏林和东德的旅客和游览者不受刁难，让西柏林居民可以取得前往共产党控制区的护照，并保证在国外由波恩政府代表西柏林说话。1971年以前，人们通常把柏林问题和中东问题看作美苏关系中最大的绊脚石。我们至少搬掉了一块绊脚石，这就为最高级会议扫清了道路。
关于美苏首脑将于1972年5月会晤的宣布，完全出人意料。《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社论标题是“永远令人惊异的尼克松从帽子里变出又一只兔子”。《华尔街日报》说，两次首脑会议的安排“反映出多年来任何一位总统对世界政治所持的最乐观的看法”。
并不是所有的反应都是积极的。尽管乔治·米尼对于中国之行的宣布还能抑制他的感情，现在他却建议我还可以去智利拜访阿连德，去古巴拜访卡斯特罗。他问道：“既然他要去访问世界上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何不统统把他们都访问一遍呢?”
重要的是，我们为这种联系进行的耐心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将既有访华之行，也有同苏联的首脑会谈。
印巴战争
11月4日上午，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她来华盛顿的访问发生在一个危急的时刻。八个月以前东巴基斯坦爆发了反对叶海亚·汗总统的政府的叛乱。印度官员报道说，有将近1000万难民从东巴基斯坦逃到了印度。我们知道，叶海亚·汗最终将不得不顺应东巴独立的要求，因此，我们劝他采取更温和与和解的方针。我们当时无法知道，印度竟会乘机不仅破坏巴基斯坦对东巴的控制，而且企图削弱西巴基斯坦。
甘地夫人高度赞扬我正在使越南战争降级以及对华采取主动的果断措施。我们谈到了巴基斯坦不稳定的局势，我强调说明，印度不宜采取任何足以使那里形势恶化的行动。
她恳切地向我保证，印度没有任何反巴的动机。她说：“印度从来不想毁灭巴基斯坦或者使它永远一蹶不振。印度所寻求的首先是恢复稳定。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消除混乱局面。”
我后来获悉，就在我们会谈的时候，甘地夫人知道她的将军们和顾问们正在策划对东巴进行干涉，并且在考虑进攻西巴的紧急计划。
即使印度名义上是中立的，并且继续接受我们的援助，甘地夫人却已经逐渐同苏联结盟，并从莫斯科得到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阿尤布·汗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叶海亚·汗对此的反应是发展巴基斯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既然新德里连上了莫斯科，伊斯兰堡连上了北京，次大陆就大有可能成为两个共产党巨人进行对抗的危险地区。
在那天上午的谈话中，我感到不安的是，虽然甘地夫人自称她致力于和平，但她不愿作任何具体努力来缓和紧张局势。叶海亚·汗已经表示，如果印度同意把军队撤离边境，他也愿意这样做，但甘地夫人不愿作出类似的保证。
我说：“分裂巴基斯坦绝对没有什么好处。由印度发动战争，这是几乎不可能理解的。”我指出目前的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中东的局势；正像中东牵涉到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一样，在南亚和印度次大陆有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切身利益。我说：“一旦印度发动战争，那就很难确切估计其他大国会采取什么步骤。”
一个月后，事先掌握了苏联武器的印度陆军进攻东巴。沿西巴边境也爆发了战事，但还无法判断究竟印度在那方面的目标是牵制巴基斯坦的兵力，还是那个行动是全面进攻的序幕。如此规模的作战计划不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能够制订出来的，这使我不得不认为甘地夫人在我们会晤时有意欺骗了我。我还感到不安的是，苏联不理睬我们几次发出的明确的通知，即如果他们支持印度入侵巴基斯坦，我们将作出表示强烈反对的反应。我感到苏联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向全世界表明，尽管连篇累牍预报中美和解，苏联还是头号的共产党大国。事实上，苏联把军队调到中国边界，露骨地企图牵制中国兵力，阻止中国人去支援巴基斯坦。
我感到有必要劝阻印度的侵略和苏联的冒险主义，并同意基辛格的建议，我们应当表示对印度的不快和对巴基斯坦的支持。
为协调我们的计划，基辛格召开了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四方代表组成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他发现国务院认为，东巴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可取的，印度在东巴只有有限的目的，对西巴没有野心。按照这种推断，苏联或中国进行干预的危险很小。因此，国务院主张我们应该保持冷静，袖手旁观，让不可避免的事自行发生。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消极的估计。我要让苏联人知道，我们强烈反对苏联的一个盟国利用苏联武器肢解巴基斯坦。因此，基辛格把苏联代办伏隆佐夫召到白宫来，告诉他这个危机又一次把我们的关系推到了十字路口，因为我们认为在印度次大陆怂恿一场战争是同改善彼此的关系相矛盾的。
基辛格说，我们想看到停火和所有印度军队撤出巴基斯坦。战事一停止，有关各方可以开始谈判，求得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认识到，政治解决的结果大概是东巴取得政治自治，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做工作。主要的问题是应该停止战斗，应该消除大国对抗的危险局面。
第二天我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毫不含糊地说明了我的想法：
目前的客观事实表明，印度军队正被利用来把政治要求强加于人，并肢解主权国家巴基斯坦。贵国政府已使自己同印度的这项政策牵连在一起，这也是事实。……
我深信，我们原先商定明年5月在莫斯科会晤时所遵循的精神要求双方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采取最紧急的行动来结束这场冲突和恢复次大陆的领土完整。
当晚11点钟，伏隆佐夫送来一份照会，回答了基辛格前一天提出的各点。照会指责美国维护和平不够积极，建议立刻停火，同时要求巴基斯坦立即承认东巴独立。苏联人显然打算玩弄强硬路线。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是绝对坚定地继续支持巴基斯坦。如果我们不帮助巴基斯坦，那么伊朗或者苏联影响所及的其他国家就会对美国支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像基辛格所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不能听任我们和中国的一个朋友在同苏联的一个朋友的冲突中受到蹂躏。”
12月9日，伏隆佐夫带来勃列日涅夫的一封长信。他企图倒打一耙，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设法让叶海亚·汗放弃东巴。基辛格觉得，来信的友好语气至少表明苏方有了一点响应，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同时，危机发生了令人不安的转变。我们通过情报来源获悉，在印度内阁的会议上，甘地夫人主持讨论了在西线扩大战争并入侵西巴的计划。基辛格召见了印度大使，用明白的语言暗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政府的计划，要求他敦促新德里重新考虑，不要再采取任何鲁莽的行动。
当时苏联农业部部长正好在华盛顿访问。我知道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就要他带个私人口信给勃列日涅夫，说我认为我们两人作为两个核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有责任不让我们较大的利益卷入我们较小的友邦的争吵中去，并且要他回去转告，我说上面这番话是认真的。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授权穆勒海军上将派出一支特遣舰队，由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等八艘舰艇组成，从越南开往孟加拉湾。
东巴的军事形势很糟。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印度人得到凶猛的孟加拉反叛者的合作，叶海亚·汗的军队全面败退。双方作战都是几乎不可置信的残酷，使局面像一场噩梦。在战事结束以前，有好几百万人无家可归。
最后，叶海亚·汗承认他应该采取我们一直向他建议的行动方针：他不再能够保住东巴，应该把他的军队集中用于保卫西巴。我表示一旦他这样做，他就可以得到我的全力支持。12月9日，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大会的停火要求。然而印度拒绝停火，西巴边界沿线的紧张局势仍在加剧，我就给勃列日涅夫又写了一封信，呼吁他同我一起结束这场危机，以免我们自己被拖进去。我在信的开头就说，据我们看来，巴基斯坦本身的行动业已满足了他关于东巴政治独立的建议。我接着写道：
现在下一步必须在西线立即停火。如果不停火，我们将不得不认为针对整个巴基斯坦的一种侵略行为正在进行，而巴基斯坦是我们对之承担义务的友邦。
因此，我建议立即由我们发出关于完全停火的联合呼吁。
同时，我最强烈地敦请你约束印度，因为你们通过条约对印度有很大影响，必须对印度的行动负一部分责任。
12月11日我们等勃列日涅夫的答复等了一整天。这种拖延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印度进攻西巴的可能性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着。12月12日，在我飞往亚速尔群岛同蓬皮杜总统就国际货币危机进行法美高级会谈之前不久，从莫斯科送来了一个简短的答复，只是说印度政府无意对西巴采取军事行动。
我立即发出复电，说印度的保证缺乏具体内容。鉴于情况紧急，需要协调行动，我建议我们继续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这条秘密渠道进行磋商。我又说，我要十分强调，为了避免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后果，必须抓紧时间。
虽然我的电报语气急切，热线却一直冷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才送来了三句话的答复，说苏联正在设法“澄清”印度国内的情况，一有结果将立即告诉我们。
12月14日在华盛顿，伏隆佐夫交给黑格另一份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报。它再次只提出含糊的保证，说印度无意对巴基斯坦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由于这个答复并不比早先的电报有何改进，我同意基辛格的意见，黑格应当打电话给伏隆佐夫，把这一点告诉他。
基辛格在从亚速尔群岛飞回华盛顿的途中，同“空军一号”飞机上的三个联合采访的记者谈了话。其中一个问，印巴危机有无恶化到影响我去参加最高级会谈的计划的危险。基辛格回答说：“还没有，但是我们必须等着看今后几天发生的情况。”记者们立即意识到他们刚才获得了一项重大消息。一个记者问道：“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话里推断出，如果苏联人不很快开始施加起抑制作用的影响，总统出访的计划就可能改变?”
基辛格回答说：“我们确实期望苏联人在今后几天内发挥起抑制作用的影响，如果他们继续蓄意鼓励军事行动，我们也许不得不重新考虑总统的计划。”
飞机一着陆，记者们立即跑去把自己的笔记告诉同事们，并立即发出了报道。当天黄昏的新闻节目就把这项报道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
基辛格在白宫召见伏隆佐夫，并告诉他，我很关注苏联领导人没有尽力促成问题的解决。鉴于他们继续拖延，我开始认为他们只是在讲空话，有意让当前的事态发展决定最终的结局。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不习惯进行威胁。他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真正改变美苏关系的途径。然而尽管他有这个愿望，贵国政府却用大量尖端武器装备印度。如果苏联政府支持或迫使别国领导人去肢解或者分裂一个美国的盟国，它怎能指望我们两国间的关系会有所改善呢?”
第二天，基辛格又召见伏隆佐夫，给他看了我写给柯西金的一封信的抄本，信中竭力主张我们两国应迅速采取负责任的步骤，以确保印巴军事冲突不致扩大，并保证反对任何一方取得领土的企图。
伏隆佐夫抱怨说，印度人很不听苏联的压力。基辛格回答说：“再不能有任何借口了。总统已经作了好多次个人的呼吁，都遭到了拒绝，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伏隆佐夫说，苏联无条件地准备保证印度不会进攻西巴或克什米尔。但是，如果公开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苏联实际上是在代表一个友好的国家说话。换句话说，只要不必公开这样做，苏联是会敦促印度接受停火的。印度人看到苏联不会给予支援，肯定会同意某种解决的办法。
第二天，叶海亚·汗的军队在东巴无条件投降了。12月17日，巴基斯坦接受了印度在西巴停火的建议，于是西线的爆炸性局势也得到了解决。我们通过发出外交信号，施加幕后压力，终于使西巴免遭印度迫在眉睫的侵略和统治。我们也又一次避免同苏联发生重大的对抗。
印巴战争所牵涉到的利害关系远远超出巴基斯坦的前途————这本身已经很重要了。它涉及一个原则，即能否允许苏联所支持的大国肢解它们较小的邻国。一旦这个原则得到肯定，世界将变得更不稳定和更不安全了。
在此期间，中国人起了很谨慎的作用。他们有军队驻在印度边界上，但他们不愿冒攻击印度以援助巴基斯坦的风险，因为他们担心苏联会以此作借口来进攻中国，而他们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可是他们军队的存在大概对印度起了遏制的作用。
停火安排后三天，我们送给中国人一份材料，说明了停火的要点。在材料结尾处我们写道：“美国认为，可以从最近的南亚事件得出一些使人头脑清醒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不应再令自己陷入这样的处境，即有人能够利用充当代理人的国家来推进他们含有敌意的全球目标。”
通过印巴危机，我对甘地夫人的尊敬减低了。几个月后，在1972年3月，我在比斯坎岛过周末时看了一部关于圣雄甘地的传记影片————他同甘地夫人没有亲属关系————看了以后我口授了一段感想，写进了我从1971年11月开始记的日记。
日 记
我看了甘地的被刺，听了他关于暴力问题的讲话，感到今天印度的一些领导人是何等虚伪。例如：当夏斯特里去塔什干时，英迪拉·甘地说什么印度的胜利之翼被剪掉了；她在华盛顿和我会见时实际上已经决定要进攻巴基斯坦，却向我保证说她决不这样做。这完全是两面派态度。不用借口就诉诸武力的人是坏透了————诉诸武力而同时还劝诫别人不要使用武力的人不配得到任何的同情。
印巴危机期间一个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内。12月14日，当我们还不能肯定印度会不会进攻西巴时，报系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发表了12月2日、4日和6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的逐字节录。会议记录透露说，基辛格对小组的讲话传达了我为了“偏袒”巴基斯坦而施加强大压力的消息，这既不同于有些国务院官员一向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同于我们为了更好地对各方施加影响而公开采取的更为中立的立场。从外交事务的角度看，这个泄密是使人尴尬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这一泄密使人震惊，因为出席“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的只限于军事情报机关和国务院最高级官员。我们听说罗伯特·韦兰德海军少将认为，被泄露的文件之一肯定是从他的办公室搞出去的，那时他的办公室担负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工作。我们指派了巴德·克罗和戴维·扬进行调查。
怀疑集中在一个分配在韦兰德办公室里工作的海军文书军士的身上。在询问的过程中，扬了解到这个文书军士有一段时期一直在复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文件。他经常捡取待烧废纸袋里的复写纸或影印件，有时甚至窃取基辛格和黑格公文包里的文件去复制。有一次，他抄了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时与周恩来谈话的摘要记录。他把这些文件送给了他在五角大楼的上级。
我们无法确证这个文书军士就是安德森的材料来源。但间接的证据是很有力的，他们两人彼此相识，曾在若干场合碰过头。不论这个文书军士有没有向安德森泄露机密材料，他总是危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同白宫的关系。
虽然我也许并不真正感到惊奇，但我感到不安，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竟在对白宫进行暗中侦察。不过坦白地说，我很不愿意追究事情的这一方面，因为我知道如果深究下去，这事会像其他许多敏感的问题一样，最后被透露给新闻界并被他们严重歪曲，这样我们最终会损害军方的信誉，而军方那时所受的攻击已经够多的了。
文书军士本人也同样难于处置。我感到关于他给安德森提供材料的间接证据是令人信服的，我也知道这种行为不能容忍。
日 记
关于这件事情，令我不安的是驱使这个文书军士提供材料的那种埃尔斯伯格变态心理。他替参谋长联席会议侦察白宫一事并不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认为这不是正派做法。但是他由于不同意我们对印度的政策而进一步向报刊专栏作家提供绝密材料的行径，却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制止的。
然而我觉得，如果对这个文书军士进行起诉，那将是太危险的事。这个人曾跟随基辛格和其他人外出执行一些秘密任务，还接触过别的绝密材料，一旦泄露会危及我们同中国的谈判和同北越的谈判。就这点来说，他是一颗潜伏的定时炸弹，起诉就会使他触发。于是我们把他调到俄勒冈州一个遥远的岗位上，对他进行暗中监视，包括一个时期的电话窃听，以查明他有没有再外传秘密材料。这个办法发生了效力：他没有再泄漏机密。
六大目标
虽然越南和其他外交问题在1971年大部分时间占主要位置，这一年我还是就通过国内立法问题向国会提出了要求，这些立法后来成为我所说的“新的美国革命”。国会无意于分散权力，还权于民，但我再次坚持要国会就我的提案采取行动————其中有些是我在1969年第一次提出的————这些提案总的目的是要开始改变整个联邦政府的规模和结构。1971年1月22日，我在国情演说中用了坦率的语言描述为何有必要实行我所建议的计划。我说：“让我们面对现实。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各级的行政管理简直腻烦透了。”
这次演说是我任总统期间关于国内政策谈得最全面和最富建设性的一次演说，其中我为国家和人民列举了六大目标：福利改革；和平时期的充分繁荣；恢复和改善自然环境；改进医疗卫生工作，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公平的照顾；加强和补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彻底改革联邦政府。
国会的反应仍然令人失望和不安。对于福利改革、政府改组、广泛的医疗卫生计划以及几十个其他计划和法案，国会仍然不肯采取行动。
帕特
多数人大概会说，在政治生活中要取得成功，需要韧性、力量或决心。但帕特有一次说，政治生活最需要的是情感————她说的对。最好的政治生活和最高尚的公众生活确实最需要情感。
你由于尊重人们而不是需要他们的选票或支持而喜欢他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了解，这就是情感。这是帕特所富有的品德。这是她成为总统夫人时带给白宫和全国的礼物。
她毫不犹豫地积极承担了新的繁重的任务。她在白宫东侧楼设立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并亲自过问白宫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她既关心使每天受到参观的白宫屋子里都摆有鲜花，而且要求事先详细了解每一个来访国宾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爱白宫，并且想方设法让人们了解白宫的历史、分享白宫的美丽。而使这件事得以实现的却是帕特。
她让人在南庭园栏杆近处安装了扩音器，使参观者在这里排队等候时可以听到他们即将看到的那些房间的历史情况的介绍。她为盲人安排了专门的参观，让他们第一次能够摸一摸各个房间里的历史文物。帕特还首次录制了白宫历史的口头介绍材料，让这些看不见东西的人仍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们的两个女儿也继承了她们母亲的关心和慷慨的精神。特里西娅在结婚前一直和我们同住在白宫，在此期间她给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做辅导员，并且想出别开生面的方法把青少年带到白宫里来，如在南草坪会见1000名男童子军，在万圣节前夕举行招待会招待350个来自华盛顿较贫穷地区的儿童。1970年春天，她作为女主人请来2000个儿童，坐在草地上听哥伦比亚特区青年乐团的音乐会。除了这些较大规模的活动，她平时还举行招待会、茶会，并出去演讲。
我们住在白宫的第一年夏天，朱莉自告奋勇担任了参观办公室的导游，带着兴奋的参观者进行特别的参观，穿过花园直到二楼上富有历史意义的那些房间。下午，她带着残障者进行特别的参观。即使在她为考硕士学位而进行学习时，以及后来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编辑时，她还是保持着在全国各地演讲和访问的繁忙活动。
帕特组织了私人募捐，使白宫外面灯光明亮，为本市居民和旅游者在晚间提供方便。在内部，她用自己在颜色和陈设方面的高雅的审美观点以及充沛的精力，对白宫进行了重新装饰。她同白宫管理主任克莱门特·康格和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城的联邦古典艺术、建筑和家具专家爱德华·琼斯合作，筹了款子，收购了500多件精心挑选的美国早期家具和艺术品，布置在白宫供公开展览的那些房间里。她又同殖民地时期威廉斯堡基金会主任卡莱尔·休梅尔辛一起，协助整修白宫的西侧楼。
帕特的工作完成后，许多来访的艺术家、历史学家、建筑师和装饰师都说，白宫从来没有这样漂亮过。听了这些话，女孩们和我都感到十分自豪。
在我们重新装饰白宫的计划中，只有一桩革新是可以归功于我的。一天晚上我们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回家时，我注意到许多联邦建筑物上都飘扬着国旗，唯独白宫上空没有。我的军事助理唐·休斯告诉我，夜里必须有照明才能挂国旗。我让他在屋顶上安装了泛光灯，从那时起，白宫顶上就日夜飘扬着国旗了。
在白宫住过的人们中间有一种共同的深厚的依恋感。帕特和我特别想要使所有前任总统和副总统的家属，不论党派和政见如何，都感到他们是受欢迎的。
帕特建议我们编一本前任总统所有活着的直系后裔的名册，在几年中我们邀请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参加白宫的社交集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会见了卡尔文·柯立芝的儿子、格罗弗·克利夫兰的一些孙子孙女、来自奥伊斯特湾和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子嗣以及亚当斯的几十个后代。
我们设法获得批准，使约翰逊一家出国旅行时得到额外的特工保护。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打电话给约翰逊和汉弗莱，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时单纯为了找他们谈谈，并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曾经肩负过的重任。
帕特每请一个人到白宫来，总是要和他进行叙谈。她一向不喜欢过于正式的讲话。举行招待会时，她不是只到场一会儿，应付几句，便于记者和电视摄影师进行报道，而是喜欢和客人待在一起，跟他们谈话。有时一个下午会见了450个营养学家，然后是670个外国商界领导人的夫人，或者是白宫食物、营养和健康会议的1200名代表，或者是350名美国农场协会的妇女代表。
新闻界对她这样繁忙的活动报道很少，这使我感到不快。可是她唯一关心的是使人们感到自己深受欢迎。
帕特每星期收到1000多封信，每天上午她都要读一些信，在复信上签名。她认为，既然人们花了时间写信给她，总该亲自给一封回信。在下午经常举行的招待会或茶会之后，她有时带些智力迟钝的儿童乘“美洲杉”号游艇出游，有时安排一个特别节目，如有一次在感恩节宴会上，请来了几百位老年公民————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在其他场合下看到白宫的普通人。晚上，她往往又在白宫接待客人，或者到市内什么地方去出席社交活动。
她的忙碌使我们大家感到喘不过气来。到我们待在白宫的第二年，我们已经创造了接待5万名客人的纪录。
现代有一种观念，似乎每一位总统夫人都得有一个“规划”，表现她的特色。帕特一心要发扬志愿提供服务的想法，也就是人们在能力范围内互相帮助，而不是等待政府去办。不过她不愿认为志愿提供服务是她的“规划”，或者说她的兴趣必须限于一个领域。有一次她说：“关心人才真正是我的规划。”她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她旅行全国，同从事各种福利计划的人谈话，这些福利计划有帮助青年、老年、残障者的计划，有帮助儿童提早识字的计划，有美化城市和居住区的计划。她到外地作过150多次旅行，有几次同我一起，有许多次是她独自进行的。她每次都注意到，她要去会见的是单个的人而不是抽象的集体，是一般的人而不是选区的居民。我记得有一次人家告诉我一天下午她去参观一所医院的情形，她停下来抱住一个因患风疹而瞎了眼的小女孩。有好几分钟，同她一起参观的人都等着，她却对孩子说着话，把她抱得很紧。有人过来告诉帕特，这孩子不但瞎了，而且聋了。帕特回答说她知道。“但是这孩子了解什么是爱，”帕特说，“她能够感觉到有人爱她。”
白宫里的生活是活跃而紧张的。首先，这是一个城市里的家，人们经常感觉到和听到外面的车辆往来。有时听得到游行示威的声音。屋子里似乎永远没有真正清静的时候，因为管理人员出出进进忙于工作，而在地下室的厨房里，不停地要准备早饭、午饭、茶会、招待会和正式宴会。
起初我们试图减免一些繁文缛节。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减少到处簇拥着总统的管家和随从的人数。我关照霍尔德曼把总统的那两名专职按摩员（海军卫生员）分配去做更为有用的工作。我立即停止了一种在我看来是难以置信的惯例：总统离开华盛顿出外旅行，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在白宫睡的床一定要提前运到，使他永远不必睡陌生的床。我说我在周末到戴维营或比斯坎岛去作短期工作旅行时，只需要马诺洛和或许一个伙食管理员照管我的衣服和饮食就够了。我们下令把一向供总统专用的两艘大海军游艇改作他用。我们也曾试图减少那些经常伴随我们的特工人员的人数以及安全措施。
但即使这样，白宫里的生活还是使人有禁闭的感觉，这使得我们对于 1969年夏天在圣克利门蒂为以后退休而购买的房子感到更亲切了。这是一座旧的西班牙式房子，盖在俯瞰海滩的一个美丽的高岬上。不断的波涛声给人以宁静的感觉，周围的棕榈树和桉树提供天然的屏障，使我们能够作比较私密的散步。我们管那所房屋叫“和平之家”。在隔壁，海岸警卫队警备站修起了一小片办公用房。这些房子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西部白宫。
由于圣克利门蒂离得远，我们一年只能去那里少数几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去比斯坎岛或戴维营过周末。在某些方面，帕特管了三个家，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各一处。她为我们把每一处的家都安排得很好，即使一次只待上几天。
在我们参加政治活动的这些年里，帕特的性格越来越坚强，她对人的温柔敏感也更突出了。她往往受到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批评，然而她坚持了自己的指导方针，即妇女有权选择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妇女能够同时做到既保持独立又帮助她的丈夫。偶尔有人指摘她牵挂太多，她也满不在乎。在待人接物方面，她活泼、随便、说话风趣，但她觉得总统夫人应该端庄。她认识到总统夫人要在很多方面起表率作用。她是按传统办事的，但她的热情使她的仪态超越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她乐观坦荡，在一个社会准则迅速改变的时代中能保持自信。
在我任副总统期间，帕特和我一起出访过53个国家。艾森豪威尔惯常认为我们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我也认为是这样。白天我参加会谈，她就到学校、医院、工厂、孤儿院去接触当地人民。我记得有一次在巴拿马，她坚持要去参观一个麻风病隔离区，并且和不幸的患者握手，陪同访问的主人脸上不禁流露出对她的敬畏。
晚上，她常常及时回到我们的下榻处，换上正式礼服，出席华丽的国宴。
对国外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帕特成了美国友谊的化身，这种友谊存在于她的音容笑貌之间，传达给我们所访问的各国人民，往往起着演说、祝酒和公报起不到的作用。
帕特是总统夫人担任总统正式外交代表派往外国的第一人。她曾以这个身份前往秘鲁，带去美国志愿工作者征集的救济物资，赠送给严重地震的受灾者。她不顾危险和持久的疲劳，爬进瓦砾堆里去拥抱无家可归的儿童，表达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关怀。为感谢这次访问，秘鲁总统授予她太阳大十字勋章，这是美洲最古老的勋章。她是获得这种特殊荣誉的第一位北美妇女。
在我们访问中国和在苏联进行最高级会谈期间，帕特显示了她搞个人外交的高超艺术。她在观看马戏表演时同跳舞的熊握手，把学校和医院里的儿童吸引到她身边来，她访问了公社、工厂和百货商店，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一起练舞。
1974年，她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委内瑞拉总统和巴西总统的就职典礼。1972年，她代表我到非洲出席利比里亚总统的就职典礼，接着访问了加纳和象牙海岸，同这两国的元首进行了会晤。1月9日她从非洲回国。
日 记
这次旅行显然使帕特很高兴。使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象牙海岸的总统。她指出，这位总统不主张对南非使用武力，于是我才了解到为什么国务院里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他，原来他没有遵循通常的方针，即哪怕打一场谁也赢不了的战争也要全面反对南非的不顾后果的方针。
我原先对非洲的独立运动抱有严重的怀疑，现在我得出结论，也许让这些国家开始摇摇晃晃地自己学步是最好的办法。它们会把许多事情搞糟，但是只有让它们自己负责，才能获得尊严，增长才干。如果处在殖民地或者附庸地位，它们是永远也达不到这一点的。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帕特的任务非常困难繁重，她回来时却依旧那样精神焕发。在每一个国家她都举行过记者招待会，同总统进行过谈话，并且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正像朱莉所说，最成功的是大家看到她所访问的各国的人民都喜爱她，而她也喜爱这些国家的人民。
有人说我们一家人刻板，这对我们来说倒很受用。在华盛顿的环境里，“刻板”往往是指坚持原则而不屑仿效朝三暮四的时髦风尚。
在我们住进白宫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在东厅举行了白宫的第一个礼拜仪式。我们的想法是，在举行这些时间短促而启发心灵的礼拜仪式时，每次由不同教派的一位知名牧师主持，并由全国各地的唱诗班来唱诗。每次我们邀请两三百人————从国会领袖到白宫的警察和电话接线员。举行这种礼拜，帕特和我就可以避免到外面教堂参加一般的礼拜，被电视记者簇拥，被大批对礼拜毫无兴趣的旅游者和猎奇者所追逐，以致往往发生宗教活动被人利用的情况。这样不但我自己烦恼，而且我认为也一定会麻烦和打扰其他来教堂做礼拜的人。
礼拜仪式的问题引起了一阵批评。传统派说，礼拜被冲淡得失去了意义；不信教的人说，把宗教搞进白宫是不伦不类；报纸主笔们指责我们打破了政教分离的现状。但是帕特和我认为，这种礼拜仪式是我们在白宫生活时期颇有意义的事情，它让成千上万的人有机会和我们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给全国树立了虔诚的榜样。
我们全家向来是喜爱舞台艺术、电影和音乐的。在戴维营、佛罗里达或加利福尼亚，我们晚饭后喜爱的消遣是看一场电影。有时我们试看一部从未听说过的影片，有时挑选当时风行的电影，有时则看我们家喜爱的老片子。
帕特和我跟任何来宾一样总是期待参加白宫的文娱晚会。我们感到，请来在国宴以后表演的艺术家应该反映美国各种艺术流派的风格————顺便提一下，也反映我们自己的某些共同的爱好。在几百次难忘的晚会之中，我特别记得果尔达·梅厄夫人感情冲动地跑上去拥抱艾萨克·斯特恩和伦纳德·伯恩斯坦，这两位音乐家是被请来在欢迎她的国宴之后进行表演的。表演古典音乐到民间音乐和摇摆舞音乐的，有贝弗利·西尔斯、罗伯塔·彼得斯、默尔·哈格德和卡彭特兄弟。珀尔·贝利有她热情的幽默和罕见的艺术特色，弗兰克·西纳特拉第一次在白宫演出后向我表示感谢时眼里含着泪水。来表演的还有托尼·贝内特、约翰尼·卡什、格伦·坎贝尔、阿尔特·林克莱特和鲍勃·霍普。
除了宴会后的演出以外，帕特还在白宫举办了一系列专门的晚会，请一些客人来欣赏某一位伟大表演艺术家的技艺，或是尼科尔·威廉森朗诵《哈姆雷特》剧本的片断，或是雷德·斯克尔顿讲笑话，或是小萨米·戴维斯唱歌跳舞。萨米和他的夫人在他表演后在白宫和我们过了一夜，他睡在林肯卧室里，实现了他平生的夙愿。
不止一次，我曾在一些欢快的歌咏会上为我历来喜欢的歌曲————如《爱尔兰人的眼睛在微笑》或《上帝保佑美国》————作钢琴伴奏，如果简姨妈还在，这种演出一定会使她惊愕。
除了尊重表演艺术以外，帕特还对手工艺和美术有特殊兴趣。她请过许多批工艺美术家到白宫来，还时常安排在东侧楼的走廊里展出他们的作品。帕特是在白宫举办个人艺展的第一位总统夫人，她请了安德鲁·韦思在东厅展出他的一些油画。
1973年为从越南归来的战俘举行的宴会，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除此以外，我认为在白宫的所有社交场面中最使人难忘的要数1969年4月29日杜克·埃林顿的70寿辰了。那天，我给予他我国授给平民的最高荣誉————自由奖章。我们邀请了200多位客人，其中包括卡布·卡洛韦、厄尔·海因斯、比利·埃克斯丁、马哈利亚·杰克逊、哈罗德·阿伦和理查德·罗杰斯。在颁奖时我说：“在美国的音乐界王族里，没有人比杜克具有更激动人心的韵味和站得更高的了。”
我壮着胆子为《生日快乐歌》弹了钢琴伴奏，正式节目完毕后，一些最有名的爵士音乐家演奏了杜克最杰出的歌曲。最后我说：“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再听一位钢琴家的演奏。”我走到杜克坐的席位，把他领到钢琴跟前。
他坐下来静默片刻，全场鸦雀无声。他说他将作一首即兴曲：“我将挑一个名字，一个温柔、优雅的名字————帕特里西娅。”
他开始演奏了，音乐感情奔放、雅致而美丽————像帕特本人一样。
* * *
【注释】
[1] 兰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译者注
[2] 据《圣经·创世纪》记载，罗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本来居住在索多玛城，两个天使警告他该城要毁灭，他便偕同家人出逃，但他的妻子不听嘱咐，回头观看该城的毁灭，于是化成一根盐柱。————译者注
[3]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于1782年创立的勋章，紫色、心形，中有金色华盛顿头像，奖给在对敌作战中负伤的军人。————译者注
[4] 原文如此。但从逻辑上讲，当时还只是1970年的3月份。————编者注
[5] 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为每年9月第一个星期一，1971年是9月6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