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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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她努力站直，瞪大眼睛，但看起来眼神呆滞、畏缩。“听着，如果他们查不到你，当然就查不到我。我受雇于一个律师，而你才是我的目标。支票和枪原来是谁的还会是谁的，你编的故事对于警察来说一文不值，只会让你自己越描越黑。明白吗？”

    “明，明白，”她说，“但是我不……不怕。”

    “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吃了药说胡话呢。”

    她朝前跌去，我抓住她把她扶到床上。她几乎跌到床上。我替她脱下鞋子，拿一块毯子给她裹上。她马上沉睡过去，发出浓重的鼻息声。我进了浴室，摸了半天，终于在架子上找到一瓶安眠药，里面几乎是满的。瓶子上写着处方号码和日期，这是一个月前巴尔的摩的一家药店开的方子。我把里面的黄色胶囊倒在掌心里数了数，有四十七颗，几乎满瓶。服安眠药自杀的人会把一整瓶药都吞下去————掉落的除外，总会有一些掉落下来。我把药倒回瓶中，把药瓶放到我兜里。

    我回来再次看着她。房间里很冷，我打开暖气，开到适温。最后我终于能有时间打开落地窗，走到阳台上。阳台冰窖一般，大约十二乘十四英尺见方，前面有堵三十英寸高的墙，一排低矮铁栏杆伸出去，要从那儿跨出去很容易，但是要说从那地方失足掉下去，可就太牵强了。

    阳台上有两把白铁庭院长椅，上面盖着几个软垫，这是两把一模一样的扶手椅。与左邻相隔的那道墙向前延伸，通往她提到的那条路。看起来即使是修烟囱的人如果没有梯子也爬不上来，另一边是盛开的玫瑰丛，沿着台阶蜿蜒而上，那地方以前一定是梯田。

    躺椅上根本没有什么尸体，地板上也没有，整个阳台根本没有什么人。我仔细检查地面有没有血迹————没有，连血渍都没有。我再检查安全墙，没有血迹，也没有被什么东西拖过的痕迹。我靠墙站好，扶着铁栏杆，尽力把身体向外探出，沿着墙看到地面，下面紧挨墙壁的是一丛灌木，再远一些是一块狭窄的草坪，更远一点是石板铺砌的小道，然后又是一个草坪带，之后是密密的篱笆，上面攀附着浓密的灌木。我估算了一下从这儿到院子尽头的距离，在我处的这个高度要估算距离真不容易，不过我还是估算出大约至少三十五英尺。篱笆之外，海水泛着白沫，这些泡沫覆盖着礁石，使之半隐半露。

    拉瑞·米切尔大约比我高半英尺，但比我轻十五英磅。这个人天生不是那种能拖着自己重达一百七十五英磅的身躯，跨过那些栏杆，然后再走到海边自杀的人。显然这个女孩不可能明白这一点。

    我穿过落地窗回到屋内，走到床边，她还在沉睡，打着鼾。我用手背碰碰她的脸颊，脸蛋微微润湿。她微微动了一下，嘴里咕哝了一阵，接着一声叹息后，又把头埋进了枕头。没有鼾声大作，没有深度昏迷，更没有不省人事，因此当然也没有过量服药。

    她说的是真的，尽管只有他妈的这一件事————她确实没服药过量。

    我在梳妆台最顶层的抽屉里找到了她的包，里面有一个拉链皮夹，我把旅行支票放进去，继续在里面寻找有没有什么线索。皮夹中有一叠捆好的钞票，一张到圣塔菲的列车时刻表。原来放支票的夹子，现在塞着火车票和卧车包厢的订票单据。

    她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州圣地亚哥就是乘坐的十九号车厢，在E号卧铺。没有信件，无法确认她的身份，不过就算有也应该锁在行李箱中。包里主要是女人用品：唇膏、粉盒、零钱包、一些银饰和一串钥匙，挂在装饰着小铜虎的钥匙圈上。里面还有一包打开的烟，但是似乎并没有抽过。除了这些，还有一盒火柴，上面只有一道划痕。三条没有绣姓氏的手帕，一包指甲砂锉，一把指甲刀，一些修眉的物件。一个小皮包里放着一把梳子，一小瓶指甲油。有一本小型通讯簿，我急忙打开————空的，根本没用。包里还有一副太阳镜，装在镶着金边的眼镜盒中，盒上也没有姓名；一支自来水笔，一支金色铅笔，再没有别的了。我把包放回原处，走到桌边，找到旅馆的笔和信封。

    我用旅馆的笔写道：“亲爱的贝蒂：很抱歉，我没死成，明天再跟你解释，拉瑞。”

    我把字条放进信封，在上面写上“贝蒂·梅菲尔德收”，然后把信封放在地上，做成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样子。

    我打开门，走出去，关好门回到防火梯。但是我禁不住喊出“去他妈的，接着按了电梯。电梯并没有上来，我又按了一下，然后一直按，最后它终于上来了，一个睡眼蒙眬的墨西哥年轻人打开电梯门，对着我打了个呵欠，然后抱歉地笑了一下。我报以微笑，没再说什么。

    一楼正对电梯的服务台旁空无一人。这个墨西哥小子坐回椅子，我还没走出几步，他就又睡着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睡觉，除了可怜的马洛。他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甚至还不收费。

    我回到朗齐奥·德斯坎萨德旅馆，这儿所有人也都在睡觉，我困得要死，但是还得收拾行李箱————把贝蒂的枪放在底层————在一个信封里放了十二块钱，等出去时把它连同我房间的钥匙丢进服务台的邮箱内。

    我驱车回到圣地亚哥，把租来的车还掉，在车站拐角找个地方吃了早餐。七点十五分，我赶上一辆直达洛杉矶的两节柴油火车，一路狂奔，十点整到站。

    我乘出租车回到家，刮了胡子，洗了澡，吃了第二顿早餐，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差不多十一点钟，我给乌姆纳先生————那个律师的办公室打了电话。

    他亲自接的电话，可能弗米利耶小姐还没有起来。

    “我是马洛。我在家中，方便拜访您吗？”

    “你找到她了吗？”

    “是的，您给华盛顿打电话了吗？”

    “她人在哪儿？”

    “我想当面谈。您给华盛顿打电话了吗？”

    “我希望先听你的消息，我今天很忙。”他的声音听起来火气很大，一点也不动听。

    “我半小时后到。”我迅速挂了电话，再给我那部奥斯车所在的地方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