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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启示——德军占领下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我们派往希腊的代表团——共产党游击队的政治计谋——史末资将军的劝告——共产党政变的危险性——君主制度的问题——我国大使对局势的看法——楚泽罗斯先生提出了辞呈——国王乔治决定返回开罗——4月7日和8日我给利珀先生的电文——在埃及的希腊海军和希腊旅的哗变——我们对于希腊人的政策——哗变的希腊旅受到包围——希腊国王到达开罗——我在4月16日致电罗斯福总统——他给我最有帮助的电文——希腊军队哗变的高潮——佩吉特将军的巧妙手段——希腊叛军的投降——以帕潘兹雷乌先生为首的希腊新政府成立——我在5月24日对下院发表声明。
希腊人和犹太人可以并称为世界上最热衷于政治的民族。他们不论环境怎样不利，国难怎样深重，总是分成许多党派，而许多领袖则互相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说得好，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三个犹太人，就会发现其中有两人是首相，另一个是反对党领袖。另一人著名的古老民族，情形亦复如此，它为生存所进行的激烈而永无休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人类思想起源的时期。再没有其他两个民族曾对世界留下了这样的痕迹。这两个民族遭到外国压迫者所带来的无穷的艰难困苦，也只有它们本身的永不休止的争斗、吵闹和骚乱才能与之相比；尽管如此，它们还显示出自己有生存下去的能力。经过了几千年，它们的特性毫无变化，它们的苦难或生命力也未见减少。不管外界怎样损害他们，它们自己怎样伤害自己，但它们还是生存下来了，而且各自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留下足以显示它们天才和智慧的遗产。没有任何其他两个城市比雅典和耶路撒冷对人类贡献更大的了。它们在宗教、哲学和艺术方面的启示是现代信仰和文化的指路明灯。经过几百年异族的统治和难以形容的无穷无尽的压迫，它们在现代世界上仍旧是生气勃勃的民族和力量，内部依然是争争吵吵，乐此不疲。我个人一向支持这两个民族，深信它们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能够渡过内部的斗争，并抵抗威胁它们生命的世界潮流而生存下去。
※ ※ ※
1941年4月盟军撤离后，希腊被轴心国家占领。希腊军队的崩溃，国王和他的政府的流亡，重又引起了希腊政界尖锐的争论。国内外的希腊人士，都严厉地指摘希腊的君主政治，因为它容许梅塔克赛斯将军的独裁，从而使它本身同现在已经崩溃的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在1941年5月离开克里特岛时，随行的政府的主要成员是以楚泽罗斯先生为首的保王党分子。他们取道开罗、南非前往伦敦的长途旅程，使国外的希腊人士得有充分时间来讨论政治问题。希腊宪法已于1936年停止实施，关于希腊在最终获得解放后的未来政权问题，必须由在盟国的领土上的流亡人士进行讨论。
我久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1941年10月，曾致函希腊首相，祝贺他从伦敦向敌人占领下的希腊所作的第一次广播演说，并对希腊已经宣布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表示欣慰。希腊国王本人向他的国家广播的新年祝词，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要在这次大战中使希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就首先应该促使在国外的流亡者和国内舆论之间保持联系。
在轴心国占领后的第一个冬季，希腊遭到了严重的饥荒（红十字会运去的救济物资使饥荒稍得缓和）和战争的创伤，这场战争直到其军队土崩瓦解后才告中止。但在投降时，武器已藏到山里，他们计划通过小规模的分散方式对敌人进行抗战。在希腊中部城市，饥荒促使大批人士参加了这种战斗。
1942年4月，这个在前一年秋季成立的自称为民族解放阵线（希腊文第一个字母缩写是E．A．M．）的团体，宣布组成人民解放军（E．L．A．S）。第二年，特别是在希腊中部和北部，又增加了一些小型战斗队。当时在埃皮鲁斯和西北部山区的希腊的残余军队和当地山区居民都聚集在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的周围。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人组成的坚强核心控制着的。泽尔瓦斯的追随者原来是同情共和党的，后来却变成了专门反共。希腊对德抗战的力量当时集合在这两个中心的周围。两者同在伦敦的希腊政府都没有直接接触，对它的地位也不表同情。
在阿拉曼胜利的前夜，我们决定攻击德军通过希腊到比雷埃夫斯的补给钱，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德军通往北非途中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因此，1942年秋季，第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在迈尔斯陆军中校率领下乘飞机跳伞到达希腊，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破坏了雅典铁路干线上的一座主要高架桥梁。同时，在比雷埃夫斯，希腊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出色而英勇的怠工行动来阻挠轴心国家的航运。这些成功的行动鼓励了中东总部派遣更多英国分遣队，运送更多的炸药和武器。同敌军占领下的希腊从此便建立了直接联系。
在1943年春季，英国代表团加强了。我们鼓励这个区域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即以此掩护我们即将在西西里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作出了特别的努力来使敌人相信，当他们在突尼斯失败以后，盟军正计划在希腊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登陆。英国和希腊的联合分遣队，炸毁了雅典铁路干线上另一座桥梁，其他的怠工行动也获得成功。结果，本来也许要派往西西里岛作战的两个德国师被调到希腊来了。然而，这是希腊游击队在军事方面对大战所作的最后一次的直接贡献，此后的局面则充满了为在战后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政治的争执妨碍了游击队战争，我们迅速发觉自己陷入一个复杂而尴尬的境地。事实表明，那里有三种不同的派别：
人民解放军，这时已达两万人，主要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泽尔瓦斯的部队，名为民族民主军（E．D．E．S．），总计五千人；还有聚集在开罗或围绕在伦敦希腊国王左右的保王党政界人士。我们对于在1941年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盟国的元首希腊国王，负有特殊的责任。上述几方面人士现在都认为盟军也许会获得这次战争的胜利，他们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也进行得更认真了，这样的内部斗争对于共同的敌人是有利的。
1943年3月，雅典一群著名政治家签署一个宣言，告诫希腊国王在战后举行公民投票以前，不要回国。重要的是，希腊国王应该表明他的立场。因此，7月4日，他对希腊人民发表了一个和解性的广播讲话，答应在国家获得解放时立即举行大选，同时流亡在国外的希腊政府在迁返雅典后即行辞职，以便成立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但希腊国内舆论却要求采取更直接的行动。不久，我们调集在中东的人数不多的希腊军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叛变；当时在中东，民族解放阵线的广播正在广为流传。8月间，由希腊国内主要抗战集团推选出来的六位领袖所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开罗，他们也极力主张在国王返国以前应该举行公民投票，而且希腊国内的政治家应该在流亡政府中得到三个职位。国王和首相都没有同意这些主张。
我在魁北克时，收到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下列来电，其中谈到这些发展情况：
希腊国王（在开罗）致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3年8月19日
7月4日，我已对我国人民宣布，在解放以后，将请他们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来决定他们政府的形式。
我现在突然面临一种最奇特的局面，其原因是由于据称代表各个游击部队的某些人士出乎意料地从希腊来到此间；
而且，某些旧政党的代表想逼我宣布，只有在决定未来政权组织形式的公民投票举行以后，我才能回国。……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究应采取何种政策，才能使希腊和联合国家的事业享受最大的利益，我极重视你们的意见。
现在，我个人倾向于继续执行在我离开伦敦以前我们曾达成协议的政策。我坚决认为，尽管我为了民族利益，曾短期离开了我的国家到盟国来工作，但是倘若以后的事态发展使我率领军队回国成为上策的话，那么我就应该采取这种行动。
我将这个问题写了一个备忘录：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3年8月19日
如果实力坚强的英国军队参加解放希腊的战争，希腊国王应该随同英国和希腊的军队返国。这是最可能实现的办法。
但是，如果希腊人有足够的力量，自己能够驱逐德军，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便大为减少。在那种局面下，希腊国王应该要求实现像现在所建议的那样，保王党和共和党占有同等的代表席位。无论如何，当解放战争开始进行，而举行和平的公民投票的条件还未具备的时候，希腊国王仍然同意留在国外，那他将铸成大错。
史末资密切注意希腊的命运，也向我作了一些具有远见的评论：
史末资将军致首相 1943年8月20日
看来人们正在严重怀疑将希腊爱国人士和其他党派代表带到开罗的英方情报人员，是反对保王党的，并且认为爱国人士的代表们甚至有共产主义的倾向。国王乔治一向竭诚拥护盟国，并为盟国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无论如何应予支持。我认为，明智的政策是：你应该再一次地向希腊政府表明，至少在希腊人民能够在全国安定的正常环境下决定他们未来的政权以前，联合王国政府将支持希腊国王。盟军占领希腊后，不应立刻举行公民投票或普选来决定政权，因为在群情愤慨的现状之下，这样做纵不引起内战，也很可能引起内争。在公众舆论能够平息下来以及平静的公共安全环境得以建立以前，应继续实施在军事占领下的盟国管理。在盟国管理的过渡时期，希腊国王乔治和王室成员，最好是返回希腊，以便给盟国管理以道义上的支持和权力。
我极其担心，盟军在占领以后，若不采取坚强的手段来控制当地局势，那么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中，可能会因群情激昂而发生混乱。如果听任这些民族从事政治活动而不加约束，我们或许会看到混乱的浪潮和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活动席卷欧洲那一部分地区。意大利甚至也可能要面临这种危机，而希腊和巴尔干国家则肯定要受到这种危险，因此，我们应明白宣称，在目前阶段，我们准备在盟军的军事管制下，维持公共秩序和权力，直至局势安定，能够实行地方民族自决时为止。希腊局势正处于紧要关头，现在你可能认为宜于将此事作为一个涉及将来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与总统进行商洽。一个分崩离析、满目疮痍的欧洲，确实有布尔什维化的可能。只有用供给粮食、提供工作机会和实行临时盟国管制才能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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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影响到希腊的整个力量的对比。人民解放军能缴获意大利的大部分装备，包括整师的全部武器，因此在军事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在德军撤退的情况下，共产党策动政变的危险现在已有实际可能，需要密切注意。9月29日，我给三军参谋长一份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3年9月29日
在这个主要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上，我与外交大臣意见完全一致。倘若德军撤出希腊，我们必须肯定能派出五千名英军，配备着装甲车和轻机枪车，进入雅典。他们不需要运输舰或大炮。在埃及的希腊军队将随同他们前去。他们的责任是在这个全国中心城市，支持重新执政的希腊合法政府。希腊人不会知道还有多少军队继续调来。希腊游击队之间可能发生某些纠纷，但希腊人对英军会表示很大的敬意，特别由于在获得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救济全国饥荒完全依靠我们的努力，因而会更加尊敬。只需要将军队组织起来，足以防止在首都发生骚乱，或从农村对首都的进攻即可。……一旦成立了稳定的政府，我们就应当撤离。
这是关于在解放时期，我们可能被迫干预希腊内政的最初的提议。
现在，形势发展加快了，因为人民解放军准备在德军刚刚撤退、革命组成的立宪政府能够成立前，立即夺取政权的计划有了发展。这年冬季，他们对敌人的行动很少。10月间，人民解放军袭击民族民主军（泽尔瓦斯的部队），英军驻开罗的总部于是完全停止运送军火给人民解放军。我们派驻当地的各个代表团，对于这个受到战争破坏的、被占领的国家内已经爆发的内战，正在力求使它不致扩大而且能够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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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和德黑兰会议通过的决议，对希腊的形势起了间接的影响。盟军绝不会在希腊举行大规模登陆，而且在德军撤退后，也不会派遣大批英军前往希腊。因此，必须考虑采取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措施。在我们的心目中，置身于彼此仇视的竞争以外的一位人物，是雅典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艾登先生在开罗期间曾使希腊国王认识到设置临时摄政的有利之处。同时，我们希望派遣中东的希腊旅到意大利去作战，以提高流亡政府的威信；如果需要的话，也可派忠实可靠的军队前往希腊的西部。
希腊国王不同意设置摄政，并已返回伦敦。此时，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事机构人民解放军，已在希腊中北部的山区里建立一个国家，成为国中之国。1944年2月，英国军官在人民解放军和民族民主军之间，顺利地达成了一项不甚稳固的停战协定，但苏军此时正在罗马尼亚边境。德军撤出巴尔干半岛的机会愈来愈大了，因此王国政府依靠英军的援助回国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们估计这些情况可能在4月间发生，于是便决定采取行动。
3月26日，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委员会在山区成立，并向全世界广播了这项消息。这是对楚泽罗斯政府的未来职权的直接挑衅。一个分庭抗礼的由共产党控制的行政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成为团结希腊全体人民的中心。这是在中东的希腊武装部队和国外希腊政府人士中间，发生纠纷的信号。3月31日，一群陆海空军军官在开罗拜访楚泽罗斯，要求他辞职。局势现已到达紧急关头，但在伦敦的希腊国王尚未认识到事态的紧急性。我国派驻设在开罗的希腊政府的大使利珀先生于4月6日发来下列电文：“我觉得我必须相当率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希腊国王正在玩火。他不能及时了解局势迅速发展的趋向，因此不仅危害君权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民族解放阵线认识到雅典的政界人士和开罗的希腊政府结成统一战线对于他们的危险性。他们也了解，双方取得协议的结果，将使开罗的希腊政府得以增加实力，而他们在山区设立独立政府的尝试就要完结。因此，他们利用这个过渡时期来煽动希腊军队哗变，以打击希腊政府。
他们的煽动已获得某些成功，在未来几天内，还会更有成绩。”
“楚泽罗斯先生感到自己进退两难。由于雅典的在主教和政界人士宣称给他支持，楚泽罗斯已获得和他同僚们进行合作的良好基础，但此种协议是以他能劝诱国王批准一项任命大主教为摄政的立宪法案作为基础的。现在几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在此期间，楚泽罗斯先生还没得到国王的最后答复，而听到的只是国王表示反对的初步意见。他没有对他的同僚们透露这个消息，以免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不是民族解放阵线最近在军队中进行煽动的话，这种局面本来还可以维持下去。”
这天傍晚，楚泽罗斯先生辞职，并推荐在他内阁中担任海军大臣的韦尼泽洛斯先生继任。4月4日，希腊军队发生了骚乱；其中包括我希望能参加意大利战役的第一旅。5日，在开罗的希腊宪兵司令部被一百名叛军占领；英国军队和埃及警察不得不包围叛军，并顺利地用卡车把他们载往隔离营。在亚历山大港，希腊海员工会的一个领袖伙同三十名追随者，在其寓所周围架起防栅，抗拒警察。希腊王家海军的五艘军舰宣布拥护共和国，要求现政府的各部大臣辞职。希腊政府所有大臣们都向国王提出了辞呈，但同意在获准以前，仍然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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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因为艾登先生不在伦敦，由我主持外交部，因此我便直接处理一切外交事宜。我向地中海最高盟军司令官发出下列电文：
首相致威尔逊将军；并抄送亚历山大将军 1944年4月5日
我们曾同意将一个希腊旅从埃及调往意大利参加盟军的进攻，必要时可不带战车装备，这事距今已有三个多月了。据说只有一个连队已到意大利，其余部队将在月内开到。调动这么少的军队，何以会如此迟缓、困难？他们在埃及容易受到当地的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分子的毒化。魔鬼总要找些坏事让游手好闲的人们去干的。现在请从速将他们运出埃及，在意大利北部的某个适当的城市里集中。我觉得这个小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应拖延如此之久。
4月7日，我也电告楚泽罗斯先生，内容如下：
获悉你已辞职，十分震惊，此事看来将使希腊在民族存亡的危险关头彷徨无主。刚才会见国王，据称尚未接受你的辞呈。他下周将去亚历山大港。你肯定会在那里等着他的。
希腊海陆军中的情况现在更恶化了，韦尼泽洛斯宣称他不能接任。楚泽罗斯先生4月7日回电说：“遵照希腊法律的要求和你的愿望，在目前危机获得合法的解决以前，我当留守原职。假如国王要等回到埃及才来解决这个危机，我担心到那时候，也许不会再有解决的机会了。”
4月7日，利珀先生致电外交部：
在此间希腊人士中发生的事件不下于一次革命。临时性的希腊流亡政府由于其流亡性质所带来的弱点，已深受损害。
它在这种情况下正设法应付局势。它已遭到完全的失败，而在未获得远在外地的国王的批准之前，又不能进行合法的改革，这就更使它困难重重。……
然而，我国大使却希望这种局面可以在国王不在场时在开罗获得解决。“希腊国王目前回到此间，必然会引起新的纠纷。楚泽罗斯和他的全体同僚都坚决表示这种见解。国王会发觉自己陷于孤立地位，不能有所作为，而对我们来说，又会造成一种严重的尴尬局面。”他要求外交部极力设法阻止他回国。“在我们此时此地所处的情况下，我请求你们接受当地人士的劝告。此间人士对我的意见都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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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希腊国王在伦敦同我共进午餐。我把大使来电交给他看，未加评语。他说要立时赶往开罗。我认为他的意见是十分恰当的。
首相致利珀先生 1944年4月7日
我同国王已讨论了这种局势。他决定返回开罗，预定星期日晚间乘飞机离此；尽管你的来电（我已给国王看过）那样主张，我却认为他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倘若开罗发生的事件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是希腊的一次革命，则我不能劝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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