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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为它将鼓舞我们在各国的朋友。
7．在会议结束时，还须起草一份致斯大林总理的声明。
我们认为在此项声明中应申述英美两国的共同意图，但不应带有任何允诺。
8．上述情况，系伊斯梅将军根据我的指示写成的，尽管它所描述的是会议目前的情况，并且，正如诸位阁员所知道的那样，是和我们的共同意愿完全符合的；但也必须承认，与英美两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力量相比，我们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合在一起，其规模还是微不足道的，要是和俄国所作的巨大努力相比，就更藐小了。我觉得总统也会有同感，因为霍普金斯在昨天还向我谈过这件事，他说，“还可以，不过不够。”
尽管把我们在海空两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考虑在内，我仍然对此深有感触，在以后的会议期间，我们必须致力于使我们的打击更为沉重。
※ ※ ※
读者应当注意上列电文中的第六段，因为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使用了“无条件投降”这句话，而这件事曾引起了争论，这些争论在本书中还要出现，而且人们也还必然会长期争论不休。无论是在英国或美国，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句话拖长了战争，正中独裁者们要迫使德日两国人民和军队决一死战的下怀。我本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其理由在本书中将要谈到。由于我个人已经发现，我的记忆力在某些事情方面已出现了毛病，因此最好还是根据我的记录来如实地叙述。埃利奥特·罗斯福在他的书中声称，总统是在一次晚餐席上用了这句话的。据他说，我当时“想了一下，皱了皱眉，又想了一下，最后脸上泛出微笑，终于说‘这句话好极了’”，还说我那天晚上喝最后一杯酒时的祝词是“无条件投降”。我丝毫也不记得这些私人间的、非正式的交谈了，因为当时的谈话是随便而不拘形式的。但是，在我和总统的正式会谈中，无疑是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的。不然怎么会有第六段呢。
战时内阁的记录表明，这个问题是在1月20日那天下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会议所讨论的，似乎还不是“无条件投降”这一原则，而是是否应将意大利除外这一问题。因此战时内阁便在1月21日发出了下列电文，我当然马上就收到了。
副首相及外交大臣致首相
内阁一致认为，如将意大利除外，恐有不利，因为那样的话必然会在土耳其、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各地引起疑虑。我们还认为这样做对意大利也并不会起什么么好作用。如果让他们知道大难即将临头，反倒更会使意大利的士气产生对我们有利的影响。
因此，毫无疑问，我的确曾将当时正在起草中的联合声明里的“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告诉过战时内阁，他们也绝未对此表示任何反对。正相反，他们只希望意大利不应排除于这范围之外。我并不记得，手头也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表明，在我收到内阁的电文以后总统和我曾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很可能这是因为事务繁忙，特别是吉罗与戴高乐的关系问题以及和这两个人会谈之故，所以我们两人没有再提及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我们的顾问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忙于起草正式联合声明。这是份字斟句酌、措词十分严谨的文件，是由总统和我两人审阅和批准的。大概是由于当时我不赞成将无条件投降适用于意大利，所以以后我才没有再向总统提起这个问题，总之，我们两人的确一致同意我们和我们的顾问们所拟定的公报。在这项声明里，并未提及“无条件投降”。这份声明曾呈交战时内阁批准，战时内阁就照这个样子批准了。
当我听到总统在1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要迫使所有敌国“无条件投降”时，我感到有点惊讶。我自然还以为双方一致同意的公报已代替了以前任何的交谈。伊斯梅将军也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深知我的思路，并且在起草这项声明时，出席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各次会议。我在继总统之后发表谈话时，当然支持他，而且同意他所说的话。在这种场合和这种时候，如果我们两人有一点分歧，即使是一时疏忽所致，也会破坏甚至危及两国的作战努力。对这件事，我无疑要同英国战时内阁共同负责。
但是总统对霍普金斯所说的下列这段话却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为了使这两位法国将领在一起费了那么大的劲，以至使我感到简直就像使格兰特和李①两人言归于好那样困难——后来，突然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温斯顿和我都没有时间准备，我突然想起了人们把格兰特叫作“老牌无条件投降”的，于是我就知道我说过这话。②。
①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时北军总司令；李，南军总司令。——译者②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696页。
我认为，这段坦率的谈话，绝不会因为那句话出现在他所宣读的发言稿中而减弱其力量。
对战争的回忆也许还历历在目，但是在未经核对以前是绝对不可靠的，尤其是事件的先后。对于“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我就显然多次发表过不确实的谈话，因为我当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还以为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并没有查看记录。记错了的还不止我一个，在1949年7月21日，贝文先生向下院作报告时说到，由于“无条件投降”政策，他在战后重建德国问题上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他曾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就此政策同他或战时内阁有磋商过。我当场就也和他一样不正确和坚信不疑地回答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是在卡萨布兰卡的记者招待会上，由总统那里听到的。等到我回家查了一下档案后，我才发现事实是如本书所述那样。
这使我想起了那位教授，在他临终时，他的忠心的弟子想听取他的遗教，他说，“引文要确实啊。”
※ ※ ※
使用“无条件投降”一词，虽在当时大受欢迎，但以后却一直被各种权威人士说成是英美战时政策的严重失策。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据说它拖长了战争，并使战后的恢复更为困难。我认为并非如此。1943年6月30日，我借着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的机会说：
我们这些同盟国，要求纳粹、法西斯以及日本的专制政权无条件投降。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说必须彻底粉碎它们的抵抗意志，它们必须完全听任我们的处理。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具有远见的措施，以保证不使世界因为它们的那些处心积虑的阴谋和凶暴的侵略，而再度陷于动荡，再度遭到破坏和再度被战火所烧毁。这并不意味着，也绝不可能意味着，我们将由于不人道的行为或仅是出于复仇狂而使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武器沾上了污点，或是我们不打算安排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国人民都可以享受美国独立宣言把它们美好地称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12月24日也说过：
同盟国无意奴役德国人民。我们希望他们能获得正常的机会，作为一名有用的、受尊敬的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在和平中发展。但是我们坚决强调“受尊敬”一词，因为我们意欲彻底肃清他们身上的纳粹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还有他们是“优秀种族”这一可能引起一场大难的狂妄的想法。
不断有人力主宣布别的媾和条件，我一直反对这种主张，其主要原因是，我认为，如果三个伟大的盟国坚持，而且舆论也会迫使它们坚持某些具体的投降条件的话，这些条件要远比“无条件投降”这一泛泛的名词更为德国国内的媾和运动所不能接受。我还记得，曾经数次试图起草能够使征服德国者解恨的媾和条件。在写出来后，它们是如此的骇人，并且，事实上也绝办不到，以至于如将它们公布，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它们写出来实际上也只能成为废纸。
1944年1月14日，正当俄国人在德黑兰向我们表明了态度以后，我曾就此问题写了如下一份备忘录，送交内阁中的同僚。
所谓“无条件投降”，是意味着德国人绝对没有·权·利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例如，大西洋宪章就不能作为·权·利·问·题应用在德国人身上。反之，战胜国是否遵守人道与文明上的义务，则由它们自己决定。
问题在于，我们在目前是否应当提得更具体一点，我认为，恐怕应当先看一看德国实际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然后再断定公布更具体的投降条件是否会促使他们投降。
第一，他们将彻底被解除武装并全部剥夺重新武装的能力。
第二，他们将被禁止使用各类航空工具，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还将被禁止学习飞行技术。
第三，大批被断定犯有暴行的人将被送交他们在那里犯过罪行的国家受审。斯大林总理在德黑兰曾经说过，他深信至少需要四百万德国人为他工作好多年，才能重建为德国人所破坏的家园。我深信俄国人将坚持要求大量的德国机械设备，以便绰绰有余地补偿被德国人所破坏的全部机械设备。很可能别的战胜国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鉴于大量的法、意、俄籍战俘和被拘留者所受到的严酷的待遇，这种要求似乎并不是不公正的。
第四，据我所知，英、美、苏三国政府已一致同意，德国将被断然分割成几个独立的国家。东普鲁士和奥德河以东的德国领土将被永远割让，当地的居民将被迁走。普鲁士本身将被分割与缩小。必须将鲁尔和其他重要产煤产钢中心置于普鲁士控制之外。
第五，作为德国军队核心的总参谋部必须彻底解散，恐怕俄国人会要求将德军总参谋部的大量人员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我本人原希望公布一张名单，上列五十名到一百多名罪大恶极的坏蛋的名字，以便将大多数人民与将被盟国判处极刑的人区分开，并避免发生任何像大屠杀之类的事情。这势必会使普通的德国人感到放心。但是这些建议在德黑兰被认为是过于宽大而被轻蔑地加以拒绝了，可是我并不知道斯大林元帅的这一部分谈话究竟是否认真说的。
无论如何，上面所述足可表明，一项关于德国未来遭遇的坦率的声明，并不一定会使德国人民安心，说不定像“无条件投降”这种骇人的但更含糊其词的词句还能使他们更安心一点，何况它们在总统所发表的那些声明里已变得得缓和了呢？
最后，我在1944年2月22日对下院说道：
“无条件投降”一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将受到奴役或灭亡。但是它却意味着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例如，并不存在大西洋宪章理所当然适用于德国的问题，也不存在敌国领土不得转让或调整的问题。我们绝不承认像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说的那一套论证，说什么他们投降是因为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可自由行动，它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可以横行霸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把德国从欧洲的国家中抹掉。如果说我们是受着什么义务约束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负有义务。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在战争的末期，在德国对此没有任何误解，这一点是无可置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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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项主要问题进行了十天的研究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总统和我每天都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并对他们的工作一致表示同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我们应当使用沙漠集团军和英方所有的兵力，还有艾森豪威尔军队的一部分兵力，集中全力打下突尼斯；同时决定亚历山大将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官，并实际负责指挥一切战斗。此外，由坎宁安海军上将和特德空军上将分任海军与空军的作战指挥官。显然，如果第八集团军能够将它的六七师兵力运抵该战场的话，这些兵力，再加上安德森将军所率领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的四五个师，英方就将拥有十二个师左右，而美方因为其余的兵力都用于驻防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他们只能出三个或四个师的兵力参加突尼斯决战。两年后，马歇尔将军曾在马耳他对我说，他当时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惊讶，就是虽然英方在突尼斯作战的兵力要比美方多得多，可是竟没有提出将艾森豪威尔的兵权转交给一位英国指挥官。这件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这和总统与我两人合作的整个基础是背道而驰的。关于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关系，在以后还要提及。这两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人，彼此以诚相待。艾森豪威尔把作战指挥权全部委交给了亚历山大。
这时我们已快要结束我们的会议了，我们和参谋长们在1月23日举行了最后一次正式全体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向我们两人递交了关于“1943年作战方针”的最后报告。这份报告可概述如下：
同盟国的物资仍必须首先用于击败德国潜艇。必须尽量向俄国运输供应品，以便支援苏联军队。
在欧洲战场的军事行动将按照下列目标进行，即在1943年内，使用同盟国可能用于对德作战的一切兵力，击败德国。
采取攻势的主要作战方针如下：
地中海方面：
1．攻占西西里岛，目的是——
（1）使地中海的交通线更为安全。
（2）减轻德军对俄国前线的压力。
（3）加强对意大利的压力。
2．设法制造一种局势，以使土耳其能加入我方，成为一个积极的盟友。
联合王国方面：
3．对德国进行最猛烈的空中攻势，以打击德国的作战努力。
4．根据现有两栖部队之兵力，发动局部攻势。
5．尽量集中空前强大的兵力，随时待机而动，以便一旦德方的抵抗减弱到适当程度时，即可重登欧洲大陆。
在太平洋及远东方面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其目的为维持对日本的压力，并能在一旦德国战败时，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认为，这些军事行动须以不致影响同盟国在1943年内待机彻底击败德国的能力为限。在不影响此计划的前提下，可拟出在1943年内开始收复缅甸的计划〔“安纳吉姆”计划〕，并为此作好准备，在不影响“安纳吉姆”计划的前提下，如尚有多余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可拟出进攻马绍尔群岛及加罗林群岛的计划，并为此进行准备。
这个作战方针是我们两人同我们的专家顾问们逐步拟定的，在批准这项方针时，总统和我还分别给自己本国的参谋长委员会写了如下这样一封信：
在欣然批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对各种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之后所拟定的报告之际，总统及首相愿强调指出在一切准备工作中，均应随时注意下列诸点：
（1）必须寻求各种办法，使开往俄国的W·J·①运输船队即使在进行“哈斯基”作战计划期间也不致中断。
①温斯敦－约（Winston－Joe）的缩写。
（2）急需以飞机增援在中国的陈纳德将军的部队，并物色人员，使此项飞机能充分发挥其战斗力。
（3）在6月份月色良好的日子到来以前，作好进攻西西里岛的准备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如在夏季按兵不动，对我方利益的严重危害性。
（4）为了能及时利用8月间的大好天气，发动某种形式的“痛击”作战计划，必须在联合王国加快建立一支美军攻击力量。为此目的，不仅应重新彻底审查所发的作战装备与每月供应，还应根据在发动进攻日可能出现的作战形势，调整由美国运至英国的作战物资与人力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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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24号早晨，我们两人出席了记者招待会。我们强使戴高乐和吉罗两人与总统和我交错地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并且强使他们两人当着记者与摄影师的面前握手。他们照办了，甚至在当时那种悲惨的日子里，看到这些照片，都令人不禁感到好笑。总统和我两人在卡萨布兰卡一事，一直严守秘密。因此当记者们看到我们时，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的眼睛，而当他们听到我们在此间几乎已达两星期之久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能相信他们的耳朵。
在举行了这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告促成的强迫婚姻或“持枪逼婚”（美国人这么说）之后，总统便对记者发表了演说，我支持了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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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准备动身。但是我对他说，“你不远千里而来，要是不逛逛马拉喀什就回去的话，那就算是虚此一行。让我们到那儿去玩两天吧。我一定要同你共赏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的落日。”我也用同样的话怂恿哈里·霍普金斯。恰巧在马拉喀什有一所非常可爱的别墅，是美国副领事肯尼思·彭达先生从一位泰勒太太——一个美国人——那里租来的。我以前根本就不知有这么一所别墅。这所别墅可供总统和我居住，外面还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我们的随行人员。于是我们便决定一起到马拉喀什去。罗斯福和我同车在沙漠中——在我看来，沙漠已经开始变绿了——行驶了一百五十哩后，到达了这块闻名的绿洲。我把马拉喀什称之为“撒哈拉的巴黎”，因为好几百年以来，中非各地的商队宁愿在一路上向山中部族缴纳重税，并且甘愿以后在马拉喀什市集上受人欺骗，也想享受一下该城的放荡生活，包括算命的、玩蛇的、大量的吃喝，还有就整个非洲大陆来说是最大的、组织得最完善的妓院。这些都是古今闻名的。
我们两人商定，由我准备午餐，因此汤米便主持其事。一路之上，我一直与总统同车，一共是五小时的路程，总统一路大谈公事，但是也谈了一些题外话。沿路驻扎了好几千名美军，以保护我们，不致遇到任何意外，飞机则在我们头顶不断回旋。我们在傍晚抵达那所别墅，受到了彭达先生的殷勤款待。我领着总统登上了别墅的塔顶。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由人把他抬上去，他坐在那里饱赏了白雪盖顶的阿特拉斯山的日落美景。在吃晚饭时大家——一共是十五六个人——兴高采烈，都唱了歌。我唱了一首歌，总统也加入了合唱，并且一度想要独唱一曲。可惜有人拦住了他，因此我就从来没有听到总统的歌声。
我的这位孜孜不倦的战友定于25日清晨动身，开始他的长途飞行，他飞经拉各斯和达喀尔，然后越过大西洋到巴西，再飞到华盛顿。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就已经告过别了，但是他在第二天早上去机场时到我这里再次跟我话别。我当时还没有起床，但是我不肯让他一人去机场。因此我便跳下了床，穿上我那件拉链衣，除了一双拖鞋以外，别的什么也没穿，我就这样一身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打扮，同他同车前往机场，然后我就登上了飞机，照料他舒舒服服地坐好，一面对他这样行动不便的人竟有这样的勇气感到钦佩不已，一面为他所冒的危险而担心。在战争期间，乘飞机旅行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我仍视之为畏途。幸亏总统一路平安无事。后来我就回到了泰勒夫人的别墅。我又在那里呆了两天，给战时内阁写信，告诉他们我今后的动向，还在塔顶上画了一幅画，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时期唯一的一幅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