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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将军的地位和自由法国——我于11月11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他于11月12日的复电——艾森豪威尔飞往阿尔及尔——北非和西非的法国人听从达尔朗的命令——英国国内的普遍不安——我于11月17日提醒总统——他的公开声明——史末资元帅从当地表示的观点——英国国内民情激昂——“达尔朗事件”——下院于12月10日举行的秘密会议——法国军人和文职官员的心理状态——“以贝当元帅的名义”——下院被说服了——达尔朗于12月24日被刺——悲惨的一生。
上章所述的一些事实，仅是简略地说明了在中东所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的前后次序。虽然这些事件都是政治性的，它们却完全和部队或舰只的行动一样，都是这次战役的一部分。克拉克将军在和达尔朗打交道时，采取了唯一符合于这次战役主旨的办法，那就是尽力争取法国人的支持，避免在法军和盟军间发生流血冲突。他表现了大胆、机智和果断。艾森豪威尔身上则负有接受和支持克拉克所做事情的责任。这两位美国军官在一年前还都只是准将，他们行事时表现了高度的果敢和明智。尽管如此，他们的行动却引起了一些问题，就其道义上和感情上的性质而言，这些问题对美英两国人民说来，是极为重要的。他们的行动也在各盟国之间引起了反响。由于我一向自信我了解法兰西的灵魂，因此我当时对总统的那种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极端敌视的态度自然引以为忧。因为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毕竟还是法国抗战的核心和法国的荣誉所发出的光焰。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1日
尽一切努力来团结所有仇恨德国的法国人士，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希特勒侵入法国非沦陷区对于这种团结将是一个机会。我深信你会认识到，英王陛下政府对戴高乐和他所领导的运动负有极其明确而神圣的义务。我们必须使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我认为你我都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在你或我的赞助下，分别成立两个唱对台戏的流亡政府。我们必须努力团结所有反对德国的法国党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也许需要时日，而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军事行动；但我们应当使各方明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
在此期间，我们显然已在阿拉曼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12日
接到你们在埃及获得辉煌战果以及我们两国在西非和北非联合登陆的最近消息，至感欢欣。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及时考虑一旦地中海南岸的敌军被肃清，并处于我方控制之下时所应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最好你和你的参谋长委员会在伦敦，我和我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此间能就这些可能性进行研究，包括进军撒丁岛、西西里岛、意大利、希腊以及巴尔干的其他地区，并争取土耳其方面的帮助，以便通过黑海方面进攻德国侧翼这一可能性在内。
关于戴高乐，迄今为止我对把他交给你一事感到很放心。
显然现在我也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吉罗老弟。我完全同意，我们绝不能让法国各流亡党派闹对立，我也不反对戴高乐派一名使者去阿尔及尔会见吉罗。切莫忘了，在吉罗和达尔朗两人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两个人都自称有权指挥北非和西非的全部法军部队。
主要要使这三位主角认清这样一件事，即目前局势纯粹是属于军事范畴的，不论是他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所作的决定也好，或三个人共同作出来的决定也好，均需经过艾森豪威尔的审核和批准。
我还认为，最好在戴高乐的使者启程前往非洲以前，弄清他究竟发了些什么指示。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由直布罗陀飞抵阿尔及尔，担当起克拉克刚和达尔朗谈妥的那件事的责任，并承担直接指挥。当地的盟国将领和官员们一致认为达尔朗是唯一能将西北非洲争取到盟国这方面来的法国人。关于吉罗能使法国人效忠于他的神话这时已被揭破，因此他在听到德国侵入法国未沦陷区后，便表示愿意和达尔朗合作。达尔朗的权力已为奥兰、摩洛哥和全阿尔及利亚都服从他的“停火”令一事所证明。因此在这一天，达尔朗和艾森豪威尔便签订了一份最后的正式协议。在伦敦，我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行动在军事上是有充分理由的。11月14日，我在给他发出的电报中说：
“军事第一，但以后一定要解决政治问题。”
我给总统发出了下面这封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5日
我们认为，所提出的方案并未能消除我们的种种怀疑和忧虑，而且这种解决方案也并不是永久性的或是健全的。尽管如此，考虑到迅速进军的头等重要意义，同时考虑到这位盟军最高司令的意见很有力量，他又善于表达，因此在场的我方将领包括坎宁安海军上将在内，都表示赞成。我们认为除了接受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提出的方案，以便维持该地的暂时安定，并获得突尼斯的各要地外，别无他法。
2．深信你将本着始终采取联合所有愿意对希特勒作战的法国人士这一方针，和我们磋商制定长远的措施。
※ ※ ※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诸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普遍的不安。我当时也感到了我周围的舆论日益激昂。我的许多好友也都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我们与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仇人，因而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这次规模空前的战役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十分难过。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是不近情理的，而且对战争的残酷和士兵的生命也有欠考虑之处。当他们的批评愈来愈尖锐时，我也愈来愈愤怒，并且对他们的这种鼠目寸光的看法有点蔑视。但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愤怒，并且我自己也有同感。在美国的反应虽然不像在英国那样强烈，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十分激动。我认为罗斯福总统对这种群情激动并不怎样在意，尤其是英国人的激动就更不必提了。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7日
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紧急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绝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列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这些法国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将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2．我个人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继续作战，把谈判放在第二位；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预计在今后数日内即可令我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攻突尼斯及比塞大的德军这一消息，我们极为高兴。
总统复电如下：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18日
我也遇到了对达尔朗的强烈的怒潮。我认为我应当及早采取行动，因此我已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希望你对这项声明感到满意，我希望人们不至怀疑这篇声明的诚意。
他把这份公开声明①用电报发给了我。在读了这份声明后我放了心：
①摘录。
我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临时性政治安排。在美国、英国以及所有其他同盟国中，有人认为鉴于过去两年的历史，不应与达尔朗海军上将签订任何永久性的协定，我完全理解并赞同这种看法。各同盟国的人民也同样绝不会理解，为何要承认在法国或任何法国领土上的一个改头换面的维希政府。我们一直反对那些支持希特勒和轴心国家的法国人。
在我国陆军中，不论何人均无权讨论法国或法兰西帝国的未来政府。未来的法国政府绝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他的声明接着又说：
我们的首要军事目的，在于既要挽救美军和英军的生命，也要挽救法军的生命。第二便是争取时间这一重要因素。……
目前的战事每拖延一天，便使德军和意军多赢得一天时间，来准备进行顽抗，挖好战壕以便死守，从而使我方必须进行一次大规模作战才能获胜。这又一次表明了，目前的迅速攻势要比我们被迫拖延一个多月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我所接到的报告表明，北非的法国人士以成立一条对付共同敌人的共同阵线为重，而把一切政治问题都放在次要地位。
这篇公开声明既和我的看法一致，也使公众感到满意。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1月19日
你的关于达尔朗的公开声明，可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也和你与艾森豪威尔抱有同感，急于希望我们在即将进行的作战中，由于有法国人的合作，就会得到最大的益处。我还充分认识到，如果达尔朗和他那班人马在作战中真正很尽力的话，自然就要记他们的功。我深信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顺致问候。
※ ※ ※
在这个时期，史末资将军正在国内和我们在一起，我和他的看法极为接近，这实在使我感到安慰。他在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此时已在乘飞机回南非战场的途中，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后，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史末资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我于早晨抵达此间后，便与艾森豪威尔和坎宁安进行了长谈，兹将这次长谈的结果扼要奉告如下。关于将在下星期日或星期一进行的作战的问题，安德森是否强大得足以攻克比塞大，尚成问题，但攻克突尼斯却似乎把握较大。无论如何，将尽一切力量把敌军压缩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区或桥头阵地，以便以空中或其他方式的进攻来消灭它。再由此往南，我军将力图肃清敌军在斯法克斯及其他地点的小股孤立的敌人，但目前对的黎波里方面将不准备使用大量兵力。海上损失迄今为止已得到补偿。我方所损失的运兵船已由所获得的数目相等的法国船舰所补偿，而我方每损失一艘商船，就有一艘潜艇被击沉。
关于达尔朗，已经发表的一些宣言已使该地法国领袖们大为不安，那种做法如再过分一点就有危险了，诺盖已扬言要辞职，由于他控制着摩洛哥居民，他如果采取这一着，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从争取法方的合作和稳定局势的观点看来，最糟糕的是给法国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仅仅是在利用这些领袖们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在一旦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时，就会把他们一脚踢开。在这场战争中，达尔朗和他的伙伴们已经破釜沉舟，在尽全力与轴心国作战并团结法国人来支持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法军正在非战斗性的任务上，甚至在小规模的作战上与我方合作，但是由于缺乏正规的武器，他们目前战斗力不高，达尔朗并非是由艾森豪威尔，而是由其他的法国领袖们所选定的，其中有些人还是他的仇人，是竭力支持我们的人；他们一致认为，由他来领导合作，对我方的作战说来乃是必要的。如果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很快会被一脚踢开，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军事局势可能要求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保留他，在此期间不应公开给人以一种与此相反的印象。
我对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我认为不会再重申已经发表的声明甚至发表更过分的声明了，因为那项声明的用意仅在于扭转这一印象，即我们已和维希分子在政治上妥协。将来的政治安排应由有关各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一致意向来决定。
我想最好你能把我这种强烈的印象转致罗斯福总统：再发表更多的反对达尔朗的声明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害，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将于今日傍晚启程，我将在开罗再次来电。昨天有幸得以和你作一夕畅谈，受惠不浅。特此致谢。
总统也不断把他的心情告诉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2年11月20日
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关于北非以及其他未来可能增加的地区，我认为你我可以考虑任命一位英国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们无权过问民政事务，但对法国行政官员有否决权，并在极少的情况下命令他们贯彻执行某些方针。例如，我已通知艾森豪威尔，必须释放北非和西非的一切政治犯。如果达尔朗不执行这个命令的话，艾森豪威尔就必须立即执行他的最高统帅的职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单独行动。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2月5日打电报给我说：
……我再次向你保证，我们并没有参加打算要把达尔朗立为首脑（当地的机构除外）的阴谋。他在此间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实际帮助都是通过他一个人得来的。只要你仔细想一下由此处通过山区一直伸延到突尼斯的长达五百哩的交通线，你就会发现，该地的法国人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使我们蒙受重创，从而迫使我们迅速撤回到能从海上取得给养的那些港口去。吉罗很快就放弃了想给我们一些帮助的企图；多亏达尔朗之助，我们现在才得以在突尼斯，而不是在布奈附近甚至比布奈更往西的地方与德国鬼子作战。我们认为，布瓦松和达尔朗已经是无可挽回地效忠盟国了。……
总统所提到的“权宜之计”，使达尔朗深为苦恼，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这时给克拉克将军去了如下这封信：
将军阁下：
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只被美国人挤干后将要扔掉的柠檬”。
我并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否则我又何必在对事态不加过问、听其自然发展原是轻而易举之际，在对我个人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本着一个法国人的纯粹爱国心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美国政府曾庄严地允诺，它将把法国主权的完整恢复到像1939年时那样；是因为轴心国家和法兰西所签的停战协定已因法国本土被全部占领而撕毁——贝当元帅对此已提出郑重的抗议。
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我在我的国家中忝居要职，我有责任这样做。
我一生都忠贞为国，我决意在法兰西的主权完整成为既成事实时——我希望这在最短期间即可实现——退职隐居，度此余生。
※ ※ ※
这位海军上将之所以继续任职，仅是因为他认为当时北非的盟军统帅部没有他就不行，而且他是掌握权要的人。11月22日，所谓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签定，成立了一个管理这一地区的临时机构。两天以后，在达尔朗代表的游说下，布瓦松总督率领法属西非和达喀尔这一重要基地起义，归附盟国。
但是与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在英国激起了公愤。我的一些友人义愤填膺，这些人曾对慕尼黑协定极为愤慨，在战前的那些紧急关头，我就是在他们的这种愤愤不平之情的激励下采取行动的。“原来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这个吗？”他们问道。许多和我最志同道合的人感到极为苦恼。那个戴高乐委员会和组织也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报纸充分反应了这种情绪。这肯定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好机会嘛。不仅是议会，就是全国同胞也很难相信“戴高乐遭到排斥，达尔朗受到扶植”这件事。但是，既不能公开说明事实，又不能公开辩论。
在我的思想里，我从未丝毫怀疑过（且不论这是对还是错），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拯救献身于这场战事的士兵们的生命乃是我的职责，但我对反面的论点却极为敏感，并且，尽管我藐视这种已被我放弃了的相反的信念，我却可以理解这种信念。
※ ※ ※
12月9日，我把我的不安告知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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