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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莫斯科之行——哈里曼先生与我同行——飞越高山到德黑兰——波斯国王的夏宫——讨论横贯波斯铁路问题的会议——从德黑兰到莫斯科——里海和伏尔加河——到达莫斯科——国家别墅七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阴暗的开端——“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激烈的字眼——产生了一个黑暗的背景——我介绍“火炬”计划——我画出一幅鳄鱼图画——“愿上帝使这事业成功”——斯大林的深刻理解力——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我在开罗逗留期间，莫斯科之行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8月4日，我致电斯大林：
首相致斯大林总理 1942年8月4日
我们打算在某日离开这里，第二天到达莫斯科，中途在德黑兰停留一下。
关于旅行的具体安排，有一部分须待我们在德黑兰方面的皇家空军当局与你们的空军当局商定。我希望你指示你们的空军当局在各方面予以协助。
关于日期，除我业已向你提出过的以外，我还不能明确决定。
我也迫切希望，美国人能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起积极的作用。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5日
我很希望你对我和约大叔的会谈予以支持和赞助。你能否让艾夫里尔和我同行？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能在一起，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我现在面临的是一项没有多少经验的任务。
请把你的复信抄一副本寄伦敦。我正使别人摸不清我的行踪。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5日
我正要求哈里曼尽早前往莫斯科。我认为你的见是对的，我即通知斯大林，哈里曼将根据他和你的意见在各方面协助工作。
哈里曼及时与我在开罗会合，和我们同行。
※ ※ ※
8月10日，在欢乐的开罗大使馆里与各界著名人士晚餐之后，我们于深夜出发去莫斯科。我们一行人乘坐三架飞机，其中有帝国总参谋长、能说俄语的韦维尔将军、空军中将特德和卡多根爵士。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我同乘一架飞机。黎明时分，我们飞近库尔德斯坦山脉。天气良好，范德克路特情绪高昂。当我们飞近起伏的高原时，我问他准备用多高的高度飞过去。他说九千呎就行了。然而看地图，我发现有些山峰高达一万一二千呎；似乎还有一座一万八千呎或二万呎的特高山峰，但距离比较遥远。只要不突然飞进云层之中，就能绕过丛山，安然飞过，但我还是要求飞到一万二千呎的高度，因此我们开始吸氧气管了。上午八时半左右，我们向德黑兰机场降落，接近地面时，我注意到高度测量计的记录为四千五百呎，就无知地说，“我们在再度起飞前你最好校正一下那个仪表。”但是范德克路特说，“德黑兰机场在海拔四千呎以上。”
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里德·布拉德爵士在机场迎接我。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不列颠人，在波斯有长期的工作经验而无一点非分的想法。
我们估计不能在黄昏前飞越厄尔布鲁士山北部山脉，于是蒙波斯国王的邀请，与他在他的行宫里一同进餐，行宫设在陡峭的横岭上，高大树林之中，有一个可爱的游泳池。上午，我观看雄伟的山峰，它闪耀着紫的和橙黄的颜色，灿烂已极。下午，在英国公使馆的花园里，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英美双方的高级铁路人员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会上决定应由美国接管从波斯湾到里海的横贯波斯的全部铁路。这条新近由英国一家公司建造的铁路，是一项卓越的工程。路线经过许多峡谷，计有大型桥梁三百九十座。哈里曼说，总统愿负全责，使它充分发挥效用，并愿供应火车头、车皮和部队技术人员——数量之多，我们无法与之相比。我因此同意移交，但规定我们对于主要军事需要享有优先权。由于德黑兰市的闷热和喧闹——那边每一个波斯人好像都有汽车，而且不断地揿喇叭——我就睡到英国公使馆的夏季别墅的高大树林里，那里比城市高过一千呎左右。
次日，即8月12日星期三，早晨六时半，我们继续登程。
当我们飞经通往塔布里兹的溪谷时，飞机逐渐升高，然后向北飞往里海的恩齐利湖。我们飞越这第二条山脉时，升到一万一千呎的高度，以避云层和山峰。两位俄国军官现在随机护送，苏联政府负责我们行经的路线和安全到达。白雪覆盖的大山由西向东，发出一片光芒。这时我发现我们这架飞机正在单独飞行，无线电讯报告说，我们的第二架飞机——载着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卡多根等人——因为引擎发生故障，必须飞返德黑兰。两小时后，前面看到里海了。下边是恩齐利湖。我从未见过里海，但我记得在二十五年前，曾以陆军大臣的资格接管里海上的一支舰队，这支舰队曾统治着这淡蓝的、平静的海面将近一年。我们现在向下飞了，不再需要吸氧气了。我们隐约望见西海岸的巴库和巴库油田。德军现在离里海很近，因此我们便取道古比雪夫，以便远离斯大林格勒和战区。这就使我们飞近伏尔加河三角洲。极目远望，俄罗斯大地一片褐色，平原万里，了无人烟。各处可以见到方方正正的耕地，说明那里一度曾是国营农场。巨大的伏尔加河有很长的一段是在宽广黑色的沼泽中流过，蜿蜒曲折，闪耀着光芒。有时出现一条大路，像直尺一样，从宽广的地平线的一头通到另一头。就这样看了一小时左右，我又爬过炸弹舱回到房舱睡觉。
我反复思量着我到这个悲惨而阴险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去的使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我曾一度力图扼死它；在希特勒出现以前，我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现在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才算尽到责任呢？具有文学癖好的韦维尔将军把我要说的话归纳成一首诗。这首诗分成几节，每节的末一行都是一句“1942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简直等于搬大冰一块到北极去。而且我还认为我的责任在于亲自对他们说明真相，当面向斯大林倾吐衷情，而不信赖电讯和信使的往返。至少我要表示对他们幸福的关心，表明我理解他们的奋斗对整个战局的意见。但我们过去是一直仇视他们的恶劣政权的；在德军进攻他们以前，他们竟坐视我们亡国灭种，并且欣喜若狂地同希特勒瓜分了我们帝国在东方的殖民地。
天气晴朗，风势和顺，我要到莫斯科的心情更为急迫，因此不准备绕道古比雪夫，而是直飞莫斯科，但我又顾虑这样一来会失去一次盛大宴会和俄国人热诚欢迎的机会。五时许，莫斯科市内建筑的尖塔和圆顶已经在望。我们依照仔细规定好的航线——沿线所有炮台都已经得到通知——绕城飞行，在机场上降落，这是我在这次大战中还要再度访问的地方。
迎接我们的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俄国将军们和各国外交使团以及在这种场合照例到来的一大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我检阅了一支穿着极为华丽的服装、很讲究军事礼节的盛大仪仗队；乐队演奏三大强国——它们的团结已决定了希特勒的必然死亡——的国歌以后，仪仗队即举行分列式。我经人引导到扩音器前，作了简短的致词。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致词。他将住在美国大使馆。莫洛托夫先生用自己的汽车陪我到莫斯科郊外八哩处准备好的住所——“国家别墅七号”。我在行经似无行人的莫斯科街头时打开车窗想透一下空气，令我惊异的是我发觉车窗玻璃竟厚逾二吋。我从未见过这样厚的车窗玻璃。译员帕夫洛夫说，“部长说这样安全得多。”经过半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那所别墅。
※ ※ ※
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极权国家的奢侈情况准备的。他们派了一位个子很大、外表华丽的副官（我相信他出身于沙皇政权下的贵族家庭）侍候我，他也好似我们的东道主，待人十分谦恭周到。一些穿着白上装满面笑容的老练的服务员，很能迎合客人们的心意和动向。餐厅内的长桌上和各种食橱放着各种珍肴和酒类。这些东西是只有应用最高的权力才能取得。我被陪同经过一处宽大的接待室，到了一间卧室和与卧室几乎大小相等的浴室。电灯上一尘不染，明亮已极，甚至可说是灿烂夺目。冷水和热水，应有尽有。我经过酷热的长途旅行后，早就想洗一次热水浴。一切立时准备好了。我才发觉，浴盆并不由冷热水龙头分别供水，也不用塞子。冷热水同时在一处喷出，其温度调节得恰如人意，而且人们不用在盆内洗手，而是在流水之下洗手。我在家内也适当地采用了这种办法。如果水不缺乏，这种办法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们大家经过必要的沐浴之后，经人招待到餐厅内，这里有着各种名菜美酒，当然包括鱼子酱和伏特加，而且还有许多从法国和德国来的珍肴好酒，那些东西都远非我们的心情或消费能力所能享受的，而且，我们马上就要回到莫斯科城里去。我已告诉莫洛托夫，那夜我准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建议定在七时。
我到了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会见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深谋远虑的俄国政治家和战士；在以后三年中，我同他保持密切、严肃的关系，相处之中常常感情激动，但有时却也非常亲切。我们的会谈几乎进行了四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第二架飞机（布鲁克、韦维尔和卡多根乘这架飞机）尚未到达，出席会谈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我自己、哈里曼和我们的大使以及译员。这里是以我们所保存的记录为基本材料，并根据我的记忆以及我当时致国内的电报进行叙述的。
会谈最初两小时的气氛阴森而沉闷。我一开始就立即提出第二战场问题来。我说，我愿坦率地说话，也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极端坦率的意见。若不是他肯定地认为可以讨论现实的问题，我也不会来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时，我曾告诉他，我们正制订在法国牵制敌人的计划。我也曾向莫洛托夫先生说明，我不能就1942年的行动作出保证，而且给他写过一份这样内容的备忘录。自此以后，英美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两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在9月份——从天气说是最晚的一个月份——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正如斯大林先生所知，英美两国正准备在1943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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