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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新形势——最后胜利的保证——英美在太平洋的孤立无援——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发生的冲突——我同柯廷先生的来往电讯——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呼吁——鲍登先生关于新加坡危急情况的报告——柯廷先生发表在《墨尔本先驱报》上的文章——我负起分配我国物资的全责——1月3日我给柯廷先生的答复——1月14日的答复——第一护航队安抵新加坡——1月17日对新西兰的解释——柯廷先生1月18日来电和我的复电——总的观察——澳大利亚情况——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执行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新的一年——1942年——以完全不同的形势展现在英国的面前了，我们不再孤立无援；在我们的身旁站着两个强大的盟国。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俄国和美国都已同英帝国紧密合作，坚定不移地战斗到底。这种联合已使最后胜利确定无疑，除非它在某种压力下分崩离析，除非德国人手里出现了崭新的武器。事实上，交战国双方都在似饥若渴地摸索着，企图掌握一种新的作战武器。正如后来事实所表明的，原子弹的秘密注定要落到我们已经占了上风的盟国的掌握中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可怕的血腥的战斗。我们无法预料这场血战的发展进程，但对于结局却是完全有把握的。
这时，“伟大的同盟”不得不面对日本所发动的进攻。这次进攻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英美两国的前线——如果可以称之为英美前线的话——成了残酷而猛烈的攻击对象。任何时候都无法设想日本能战胜美国；但是在菲律宾群岛和其他岛屿，在太平洋，美国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英国和不幸的荷兰则在东南亚蒙受损失。当时俄国正在和德国主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日本所发动的进攻给俄国带来的损失，只不过是本来英美用于援助它的力量和物资现在则转用在其他地方而已。英美两国还得遭受长期的惨败。这些惨败虽不足以影响最后的结局，但对两国人民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英国由于力量被钳制在他处，因而简直没有招架的余地，至于美国，虽然资源无穷，但还仅仅在开始组织的阶段，因而也有穷于应付之感。对我们英伦三岛的人们来说，一切事情似乎都每况愈下，但是仔细想想，我们便知道，战争是赢定了的。
※ ※ ※
尽管有新的负担落在我们肩上，但英国本土却没有增加新的危险。恰恰相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突然之间倒感到自己成了战争的最前线。他们发现自身可能成为直接被侵犯的对象。战争不再意味着远涉重洋，运送人力物力去支援危难中的祖国。这个新的敌人可以直捣澳洲本上。澳洲大陆的漫长的海岸线是无法防御的。而他们所有的大城市又都在沿海一带。他们仅有的训练有素的四个义勇师、新西兰师以及他们的最优秀的军官，都远在大洋彼岸。太平洋的海军控制权，转瞬之间就落到日本手中了，而且不知要落多久。澳大利亚的空军简直等于不存在。惶恐不安的气氛席卷了澳大利亚，他们的内阁只一心一意考虑自身的事务；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又怎能引以为奇呢？
值此危急之秋，值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员及其专业顾问们也似乎感到澳大利亚联邦已濒临毁灭之际，他们还不和衷共济，共赴时艰，这一事实将永远被看作是值得惊异的。然而他们的党力量不强且态度僵硬，以致地方主义的政治牢不可破地主宰着一切。工党政府以两席的多数垄断了全部行政权，甚至连保卫本土的征兵措施都遭到了禁止。这些派性的决策是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的，而且使得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了。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尽可能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保障，又要在全球战略上保持真正的平衡。
这卷书的黯淡无光的记载，必须从我和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先生的通信开始。我们就调遣驻防在托卜鲁克的澳洲军队所进行的商谈是不愉快的。后来战局好转，他到英国来，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了很深刻的认识，这位杰出不凡的澳洲人士受到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我个人和他也建立了友谊。不幸他中道溘逝，死非其时，我们的友谊也从此中断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压力非常大，我过分注意我们在看法上无法取得一致的许多严重的分歧。我对于在拍给他的电报中所流露出的任何急躁情绪，是深表遗憾的。
当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柯廷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博士，通过他们驻华盛顿的代表凯西先生给我发来一系列函电。柯廷先生也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下列电报：
1941年12月26日
1．值此严重关头，我愿乘二位为推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进行会商之时，一陈己见。
2．我已就俄国问题致电丘吉尔先生。我认为这一问题，与对日作战有重大关系，深望二位在会商期间予以考虑。
3．兹就一项更迫切事件略申我见。
4．根据一切报告，事态非常明显，日本人已控制北马来亚的天空和海洋。驻防该地的少数英国军队只有一个澳洲师，因而我们已派遣一个空军中队前往马来亚，两个空军中队前往荷属东印度。陆军必须有空军的支持，否则势将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的覆辙，而新加坡亦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5．新加坡的沦陷将意味着菲律宾群岛的孤立，荷属东印度的沦陷，以及企图围困一切其他基地。这也必然会在这一区域内切断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
6．这种挫折对于美国和我们的利益都将导致同样严重的后果。
7．联合王国决定派往马来亚的增援，在我们看来，完全不敷所需，特别是在飞机方面，而在用于作战的飞机方面尤甚……少量的增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事实上，在马来亚抵抗日军的力量将直接取决于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所提供的抵抗力量。
8．我们的战士曾经奋勇作战，将来仍将奋勇作战，但是5大洋洲方面的忧虑他们必须获得充分的支援。在中东我们有三师兵力。我们的空军正在英国和中东作战，也正在加拿大受训练。我们已运送大量物资到英国、中东和印度去。我们这里的资源的确是极其有限的。
9．你们完全有能力应付这个局势。如果美国政府有意，我们在太平洋区域乐于接受一位美国海军司令官的统辖。总统曾说过，澳大利亚将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基地，但是要使它作为一个基地，则必须增援新加坡。
10．尽管我们困难重重，我们正进一步向马来亚增援。
11．如果这件事被看作是极端迫切的问题，我将深以为幸。
伊瓦特博士从英联邦驻新加坡专员鲍登先生那里得到的报告已转交给我。消息是严重的，并且已经加以证实。
1942年12月26日
今天看到的报告，指出空军形势日益恶化。昨天英国损失了八架战斗机，日本只损失了三四架。
吉隆坡和瑞天咸港现在是我方供空军侦察用的前方降落场，但是面对着日本飞机的优势，连进行空军侦察也很困难。
我们的战斗机大部分已向新加坡撤退，以保卫岛屿和基地。然而，空军指挥官表示，载有紧急需要的援军、人员和物资的海军护航队即将来到，为了派战斗机有效地加以护卫，他只好听任新加坡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
报告又说：
我必须强调指出，马来亚保卫战形势的恶化，使整个防御体系有崩溃之势。装箱的新式战斗机如期运到，但装配需数星期，且有被炸毁的危险，不能挽救局面。盼望已久的增援部队将全部用来同前线疲劳的军队换防，但改变不了多少局面。英国现在的防御政策是要把保卫马来亚的战斗机和高射炮的大部分力量集中在新加坡岛，以保护海军基地，只能让担任保卫马来亚的包括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在内的先锋部队孤立无援了。
目前对于增援马来亚防务的措施，从实际上看来，不过是摆摆样子。我以为，挽救新加坡的办法是立刻从中东用飞机调遣强有力的援军，大批最新式的战斗机，并配有受过充分作战训练的人员。增援部队不应该是多少旅，而应该是多少师，必须火速到达，以便调遣。凡是没有威力的，非现代化的，不立刻可用的，都无济于事。按照现在的情势，在我看来，新加坡的沦陷不过是几周之内的事情。如要营救新加坡和在马来亚的皇家澳大利亚部队，必须立刻采取彻底而有效的行动。
事实十分明显，如果不是立即空援，新加坡势必陷落，我怀疑，一位澳大利亚部长前来访问在目前会产生什么效果。几小时内，不要等到几天之内，就必须作出决定，采取行动。
伊瓦特博士补充说，据他的判断，鲍登的这番概括正确地把情势摆出来了。“若不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后果不堪设想。”
※ ※ ※
12月27日柯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亲笔签名的文章，被我们的敌人拿来向全世界大肆宣传。他在文章里说：
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论调，说什么太平洋的战斗必须作为总冲突的一个附属部分来看待。这并不是说，其他任何战区不如太平洋战区那样重要，而是说澳大利亚要求一项能发挥各民主国家的最大力量而坚决击退日本的联合计划。
澳大利亚政府因此认为，太平洋的战斗首先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
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清楚，澳大利亚指望着美国，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关系而有什么内疚。
我们知道联合王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知道入侵的威胁是经常存在的。我们知道力量分散的危险。但是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会崩溃，而不列颠能依然维持下去。
为此，我们抱定决心，不让澳大利亚崩溃，我们要竭尽全力来制订一个以美国为主要支柱的计划，这个计划将给我国以能够坚持到战局不利于敌人的信心。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将是争取俄国的援助，并与起主要作用的美国一道，连同英国、中国和荷兰的武装力量，订出一个太平洋的战略计划来。
这种论调在美国上层人士当中，在加拿大，都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印象。我敢断定，这些焦急不安的流露，即使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人的心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党领袖W．M．休斯先生（有名的比利·休斯）立刻就说：“如果澳大利亚认为英国的支援不如其他伟大的盟国那么重要，这就等于自杀，这就是一项既靠不住而又危险的政策。”澳大利亚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我从华盛顿打电报给艾德礼先生说：“我希望对这件事不要再兴风作浪，与此同时，我们要尽人力之所及，去支援他们。……”我心中痛苦地权衡着要不要直接向澳大利亚人民作一次广播演说。同时，我完全接受落在我身上的责任。“我希望你设法搁下一切问题，等我回来，以便我自己去应付任何反对意见。……如果马来半岛已因利比亚和俄国的关系孤立无援，首先应由我负责，但我还要照样做下去。议会里倘有质问，希能说明我特别要求在回国后亲自答复，幸甚幸甚。”
关于军事形势，我立即向柯廷先生作了答复：
首相致柯廷先生 1942年1月3日
韦维尔将军的指挥地区限于现在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战斗地带。因此并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澳之间的交通线，或者实际上任何其他的海洋交通线。这当然不是说，在我们的资源所及的范围内，对重要地区和交通线竟不加以保护。我们看来，美国海军应当负责保护这些交通线，包括同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海岸临近的各岛屿在内。这就是我们正在全力要求的。海军上将金刚刚受权统率全部美国海军，他还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显然，我如果不能说服美国人负起这部分责任，我们只好竭尽全力，勉为其难；但我依然希望我们的意见会被接受下来，果能如此，我们或你们在那地区的所有船舰，在那里作战时当然要听美国指挥。从来谁也没有想把盟军的主力集中在新划出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来这个消息的。……
我在这里日夜工作，要尽可能为你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安全，作出最妥善的安排。同时，又要考虑到其他战区和其他危险；我们的资源有限，而危险非应付不可。就在不久以前，你还坚决要求中东的澳大利亚部队能得到最高级的配备。在那里前景虽好，战事却尚未结束。在当初日本是否参战尚不能确定的时候，如果把飞机坦克等等调往马来半岛，因而有损于奥金莱克的作战，那不是大蠢事吗？由于俄国的胜利和奥金莱克的成功，高加索地区的危险已经和缓下来，这才可能大量增援你们；而暂时牺牲中东（这点已经通知了你），何况马来亚现在已经成了战区，这也是妥当的。……
我和柯廷先生继续交换意见。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1年1月11日
日本人竟能轻而易举地霸占除柔佛以外的马来亚全境，总司令认为即便现在要执行他保卫这有限地区的计划，还须遭受某些危险；听到这些消息，自然令人焦急不安。
据报告，第八澳大利亚师即将奉命进行决战。政府毫不怀疑这一师能保持皇家澳大利亚部队最优秀的传统，完成任务。不过，我恳请你按照我早先的建议和你自己的意图，千方百计增援马来亚，多多益善。我特别关切空军的力量；倘使重蹈希腊和克里特岛战役的覆辙，难免群情愤激。必须妥作安排，使无发生的可能。
你会注意到我们同意将第六、第七两澳大利亚师，连同军直属部队、给养和基地组织，从近东调到荷属东印度群岛。
我继续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保证，并且更详尽地解释了我们对于在东南亚战区统一指挥政策的动机。我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夕，总结了我们的情况。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1月14日
1．一旦日本获得制海权，而我们又须同德意两国作殊死战，我不知道谁还指望马来亚能够守得住。唯一紧要的地方是新加坡要塞及其重要的后方。我个人所忧虑的是，唯恐我们为争取时间而沿半岛打后卫战，反把长期保卫新加坡所必需的实力消耗殆尽。这方面可用的兵力原等于四个师，其中一个师已经丧失，另一个师受到损失，赢得了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的时间。也许有人认为，当初调回得快些，损失得更少，那就好了。
2．全力支持最高统帅的决定，显然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辽远的岗位上无法判断到底是让丰盛港方面冒些险，在半岛西北边作战好呢，还是让全部军队现在就退守到岛上的要塞里。我个人认为韦维尔是对的，那种主张是受到三军参谋长支持的。我相信你对于这一主张的大部分是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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