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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约克公爵，号航行——我的一行人员——我们同国内的通讯和接触——我们应当迫使苏联对日宣战吗？——12月16日到18日艾登先生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斯大林对于解决战后问题的意见——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要求——内阁支持我的抗议——继续举行的莫斯科会谈——俄国和日本——友好的离别——我们同维希的关系：非福即祸——日军进攻香港——守军的竭力抵抗——投降——日军在马来亚登陆——我于12月12日给韦维尔的电极——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达夫·库珀的劝告和我的信念——沙漠攻势的进展——隆美尔退却到阿盖拉——德国空军回到地中海——对于美国政策的忧虑——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乐观情绪——无端的担忧。
当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的这个时候，基于许多重大理由，我有留在伦敦的必要。我从来不怀疑，英美之间的完全谅解比一切别的事都重要，我得立即率领能够抽派出来的最强的一队专家顾问们前往华盛顿。大家认为我们要在这个季节乘飞机朝一个不利的方向前去，未免过于冒险，因此，我们就在12日旅行到克莱德河。“威尔士亲王”号已不复存在。“英王乔治五世”号在监视着“提尔皮茨”号。新诞生的“约克公爵”号可以载运我们，同时也可以逐渐发挥它的十足的效能。
我们一行的主要人员是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空军中将和这时已经由布鲁克将军接替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的迪尔元帅。我殷切希望布鲁克留在伦敦，以便掌握那些等待着他去解决的重大问题。我邀请仍然知道我们的事务内情而为大家所信任和尊敬的迪尔代替他同我到华盛顿去。这里将要对他开辟一个新的活动领域。
同我来的也有在1941年成为我的常年医药顾问的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这是他第一次同我航海，而在以后的各次旅行中，他都随我同行。我能够活着，或许要归功于他的可靠的照料。虽然我不能在他患病时说服他听从我的劝告，而他也不能总是指望我绝对遵照他的一切指示，我们却结为忠实朋友，而且我们两人都活下来了。
为了顾到迂回曲折地行驶以避开埋伏的德国潜艇，我们希望以平均二十浬的速度在七天内完成这次航行。按照海军部制定的路线我们沿爱尔兰海峡而下，进入比斯开湾。天气不佳。有狂风巨浪。天空布满朵朵白云。我们必须穿过德国潜艇来往于法国西部各港口和大西洋上的搜索区域之间的通路。德国潜艇在附近有那么多，以致海军部命令我们的舰长不要将我们的小舰队抛在后面；但是这个小舰队在风浪中的航速不能超过六浬，因而我们就以这种速度绕着爱尔兰南部缓慢地行驶了四十八个小时。我们通过了离布雷斯特不到四百哩的地区，我不禁想起一星期前，“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遭受基地在海岸上的鱼雷轰炸机袭击而被炸毁的情形。
云层使我们的所有护卫飞机无法同我们会合（除偶尔有一架外），但是当我走到舰桥上的时候，我却望见一大片不受欢迎的蔚蓝色天空出现了。然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切顺利。那艘巨舰率同护卫的驱逐舰徐缓地向前驶去。可是我们对于它的低速感到不耐烦了。在第二天的夜里，我们驶近德国潜艇的出没路线。作出这个决定的庞德海军上将说道，我们本身撞着一艘潜艇比被一艘潜艇用鱼雷击中的机会还要多一些。
当夜一片漆黑。所以我们甩开了驱逐舰而以可能的最大速度单独在不停息的大风浪中向前行驶。我们密闭舱口，巨浪撞击着甲板。比弗布鲁克勋爵诉苦说，他要是乘一艘潜艇也同乘这艘军舰差不多。
我们的大批译电人员当然可以由无线电收到许多事情来做。我们能够在有限的程度内发出复电。在新派出的护卫舰艇从亚速尔群岛驶来同我们会合后，它们可以在白天收取到我们用摩尔斯电报符号译成的密电，然后，在我们后方一百哩左右的地方，把这些密电发出而不致暴露我们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无线电不通的恐怖——我们是处在世界大战之中啊。
※ ※ ※
我们在旅行中也在考虑我们的一切问题，我的心思则同外交大臣在一起，他也在航行中，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速前进。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要求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的这个政策。我已经将下列电报发给艾登先生：
1941年12月12日
你在离国以前，曾经就俄国对日本宣战是否对我们有利征询三军参谋长的意见。参谋长们经过考虑后，表示意见如下：
俄国对日本宣战，对我们会非常有利，只要，但仅仅是只要，俄国人自信这不会在目前或明春危害到他们的西部战线。
三军参谋长然后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赞成和反对的理由。
两者相抵后，他们着重指出避免俄国在西线崩溃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
我继续对外交大臣说：
如果你们的讨论导致你认为俄国人准备对日本宣战，那么，可以考虑的是应否由美国人，而不是由我们去施加所需要的任何压力。
作为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给他的一句附言，我补充道：
鉴于美国、中国并且我预料澳大利亚显明地强烈希望俄国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你不应做任何事情来阻碍这事的顺利进行，如果斯大林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去那样做的话。考虑到我们曾经能做出的贡献是多么微小，我们不应当对他施加过分的压力。
次日又续电说：
很可能，在俄国前线最近的一些成就会使斯大林更愿意面对一场对日本的战争。局势日益变得对我们有利，所以你得就地判断对他施加压力到什么程度和多大强度才是明智的。
在我们的航程中，我收到了不久就到达莫斯科的艾登先生发来的一系列的电报，叙述他在抵达后所面对着的苏联方面关于其他事项的意见。
这些电报的内容由他在回国后用自己的话语概括在1942年1月5日的详细报告中：
……当我于12月16日第一次同斯大林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会谈时，斯大林先生相当详细地陈述了他所认为战后欧洲各国国境边界应如何划定的意见，特别是他对于如何处置德国的意见。他提议恢复奥地利为一个独立国，使莱茵区从普鲁士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并在可能范围内组成一个独立的巴伐利亚国。他又提议应将东普鲁士移交给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给捷克斯洛伐克。他建议南斯拉夫应该复国，甚至从意大利方面取得某些额外领土，阿尔巴尼亚应该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土耳其应取得多德卡尼斯群岛，关于在爱琴海中对希腊具有重要性的岛屿，则可作有利于希腊的调整。土耳其也可以取得在保加利亚境内的以及在叙利亚北部的某些区域。一般说来，被占领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在内，应该恢复战前的国境，而且斯大林先生准备支持联合王国在西欧国家——例如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获得基地等的任何特别安排。关于苏联的特殊利益，斯大林先生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比萨拉比亚方面希望恢复1941年德国进攻以前的局势。“寇松线”应当成为将来苏波边界的根据，罗马尼亚应当以基地等的特殊便利给与苏联，并从匈牙利现在占有的领土内取得补偿。
在这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先生大致同意由德国用物品来赔偿被占领国家的原则，尤其是关于用机床等来赔偿，而拒绝金钱赔偿为不适当。他对于“民主国家”在战后结成军事同盟一事表示有兴趣，并声称苏联不反对欧洲某些国家结成联邦关系，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
在12月17日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先生促请英王陛下政府立即承认苏联的未来边界，特别是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和恢复1941年苏芬边界。他认为任何英苏协定的缔结有赖于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我虽然应允于回国后就商于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美国政府和英王陛下各自治领政府，却曾对斯大林先生解释说，由于我们与美国已有约定在先，英王陛下政府要在目前阶段对于战后欧洲的任何国界承担义务，是完全不可能的。斯大林先生认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这个问题曾经在12月18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在俄国的要求中最前列的，就是关于由俄国于战争初期征服的波罗的海国家应该最后并入苏联的那项要求。还有许多别的关于俄国主权扩张的条件，结合着对于无限制供应和不可能的军事行动的强烈呼吁。我刚读过这些电报之后，立即对归并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作出激烈的反应。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1年12月20日
斯大林关于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要求是直接违反他曾经赞同的大西洋宪章第一、第二和第三款的。要使我们未经先同美国达成协议，就订立这样的协定，不论是秘密的或公开的，直率的或隐含的，那是无论如何谈不到的。
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这些问题只能在我们战胜后在缔结和平条约的会上解决。
2．仅仅要订立一个可以公布的协定的愿望，绝不应该导致我们作出不正当的许诺。外交大臣应付得极好，所以即使他不得不悄然离开莫斯科，也不应当丧气。俄国人无论如何是要为他们的生存继续作战的，并且要依赖我们给以很大数量的供应物资，这些物资是由我们极艰苦地搜罗来，并将忠诚地交与他们的。
3．我希望内阁将同意把上述各节通知外交大臣。无疑地，他将运用必要的机敏审慎方法去行事，但是他应该明确地知道我们的立场。
战时内阁与我的意见相同，于是就发出电报。我答复艾登先生如下：
首相（在海上）致艾登先生（在莫斯科）
1941年12月20日
你自然不会对斯大林粗鲁行事。我们对美国负有义务，不得订立秘密或特殊协定。如果拿这些建议去同罗斯福总统商量，那么就会遭到断然拒绝，而且可能引起双方长久的麻烦。
2．俄国在西部边疆的战略上的安全，将是缔结和平条约会谈的目的之一。列宁格勒的地位已经由事变证明是特别危险的。第一个目的将是防止德国重新发动任何战争。把普鲁士从南部德国分离开来和普鲁士本身实际定界问题，将是以后有待决定的最大问题之一，但是这一切都是属于一个不确定的、或许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我们现在必须经过艰苦和长期的奋斗以赢得胜利。如果现在公开提出这些问题来，那只会促使所有的德国人都集合在希特勒的周围。
3．即使在这时非正式地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些问题，据我看来，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是我应当采取的一种方针，以避免突然或最终地关闭会谈之门。如果你不能把根据你所收到的内阁文件里提出的方针而发表的一项联合公告携带回国，你也不必感到失望。我确信你的访问已经获致最大的效益，并且你的态度将获得普遍的赞同。
这次航程似乎很长。
艾登先生以他自己的话语叙述了他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结束的经过。
我们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互相告别的。在我作了许多解释后，斯大林先生似已充分了解我们在目前无力在欧洲开辟一个第二战场。他对于我们在利比亚的攻势的进展，表示有很大的兴趣，并且认为最合意的事就是根据轴心国集团会随着它的最薄弱环节的毁灭而崩溃这个原则去打败意大利。
他不认为他已经有足够力量去继续对德国作战而又激起与日本的敌对行动。他希望到明年春季能够把他的远东军队恢复到在他被迫从中抽调一部分到西方以前的那种实力，他没有约定在明年春季对日本宣战，而只是要在那时把这事重新考虑一下，虽然他宁愿敌对行动由日本人开始，正如他似乎预料事情将会是那样。
※ ※ ※
但是我们这时放心不下的在对外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法国。美国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发生战争，这对维希法国将产生什么影响？在英国我们保持同戴高乐的关系。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却同维希有密切而有所助益的接触。处在德国人掌握中的贝当正在患病。有人说，他因前列腺扩张而必须经过手术治疗。魏刚已经奉召由北非回到维希，并被解除了司令职务。看来达尔朗海军上将正在最得意的时候。况且奥金莱克在利比亚及其以外地区的胜利，在最高一级上展现了关于法属北非的一切问题。希特勒在沙漠地区遭到挫折，在俄国被遏阻之后，会不会坚持派遣德军，这时不经过西班牙，而是由海上和空中进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达略尔呢？这样做法，或其中的某些做法，会不会是他对美国参战的回答呢？
有迹象表明达尔朗海军上将可能继承或接替贝当，并且外交部已经收到了些秘密探询，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伟大盟国对他的关系怎样。这些可能发生的使人为难的事情牵涉到我们的整个海军局势——土伦舰队、在卡萨布兰卡和达喀尔的两艘未造成的战列舰、封锁和许多别的事情。在我们从首相别墅乘火车到克莱德河的旅程中，我曾经把一项关于海军局势的备忘录送给在相邻的房间的第一海务大臣。
1941年12月13日
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对维希提出一项非福即祸的联合建议。如果对维希不成，就对法属北非提出。
我们还说不出美国参战对法国会发生怎样的影响，也有希望从利比亚方面的胜利获致有利的反应。尤其是德国军队在俄国的灾难日益加剧，将影响到所有的人的心理。很可能的是，如果美国提议派遣一支美国远征军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加上我们在执行“体育家”作战计划时所能给予的援助，将会决定法属北非（马达加斯加可能附带在内）的行动。无论如何，这是值得一试的。在我们知道维希将怎样答复以前，我不愿在有关“体育家”或“短棒”作战计划的部署方面作任何变更。
必须记住，美国一般会赞成把北非和西非作为英美联合行动的一个主要战区的。
我致电史末资将军说：
1941年12月20日
我认为再次渡过大西洋是我的职责，希望在几天以内就全部指导战争的问题同罗斯福总统会商。我虽然希望从他那方而获得对于在法属北非和西非实行一种前进政策的协助。
这是符合美国人的意念的，但是他们很可能过分专心致力于对日本的战争。我当随时把情况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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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期间，战事在新旧各战区进行着。我对于处在日本的压倒力量冲击下的香港的命运，并不存有幻想。但是英国的抵抗如能进行得更好一些，对大家的好处就更大一些。香港是在差不多和珍珠港同时受到日本攻击的。在莫尔特比陆军少将指挥下的守军，面对着从一开始就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外的一项任务。日本人用了三个师的兵力，而我们只能集合六个营来对付他们，其中有两个营是加拿大军队。此外有少数的机动炮兵、有两千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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