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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英国在美国的军火合同——洛西恩勋爵到迪奇利来见我——1939年11月，“现金购货，运输自理”——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英国损失的美元——1940年5月，一个新时代——我草拟1940年12月8日致总统的信——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共同利益——需要预先规划——英国自6月以来的恢复——即将于1941年到来的大西洋上的危机——我们船舶的损失——英、德战舰的力量——日本的威胁——大西洋上的生命线——美国对爱尔兰的影响——我要求每月多供给两千架飞机——陆军的装备——怎样支付账款——向美国呼吁——总统的发明：“租借法案”——他12月1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消去美元的符号”——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菲利浦·洛西恩忽然逝世——我挑选哈利法克斯勋爵为他的继任人——我赞赏哈利法克斯勋爵——艾登先生像重归故里似的回到外交部——马杰森上尉出任陆军大臣——等待“租借法案”通过——致总统的新年贺电。
这时，在一片刀枪交响和大炮轰鸣声中，在我们面前浮现一件另外一种决定世界命运的大事。美国于11月5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这四年一度的竞选你争我夺，激烈进行，尽管两个大党在国内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但是，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袖人物都一样，非常重视这“崇高的事业”。11月2日，罗斯福先生在克利夫兰说：“我们的政策，是向那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对面仍在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一天，他的竞选对手温得尔·威尔基先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宣称：“我们大家——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赞成支援英勇的英国人民。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我国工业的产品。”
这扩大的爱国主义保障了美国联邦的安全和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仍然是非常不安地等待着竞选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我个人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结束这种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要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种种商谈，去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重新谈起，这对于我不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自从敦刻尔克之后，我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的焦灼不安。当我得到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的消息后，我的欣慰之情真是难以形容。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11月6日
我认为，在选举进行之际，我身为外国人，对美国政治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但是，现在，我相信你不会责备我，如果我说我曾经祝愿你取得成功，并且现在为你取得了成功感到庆幸。这并不是说，在我们两国都有义务来挽救的岌岌可危的世界大局上，除了你充分公正而自由地运用你的智谋以外，我还有其他的希求。我们正面临显然是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阴暗局面，我盼望能够本着我在战争爆发出掌海军部时就在我们两人之间成长起来的互相信赖和以诚相见的精神同你交换意见。事情正在发展，只要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说英语的人，就不会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在我因美国人民再次把这副艰巨的重担托付给你而深感欣慰的时候，必须在此表明我这一坚定的信念：我们循着智慧的光辉航行，必将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真奇怪，我一直没有收到这份电报的复电。它很可能是被压在一大堆贺电里，由于公务紧急就搁在一边了。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向美国提出军火定单，虽同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磋商，但并不通过他们的手。由于我们在各方面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因而时常在许多地方发生定货重叠的现象，尽管大家都怀着一片好心，但仍有可能在较低级的官员中引起摩擦。斯退丁纽斯写道，“只有政府对一切防务用的物资采取单一的、统一的采购政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这项艰巨任务”。①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统筹安排所有在美国的军火定单。总统在重新当选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来分配美国的军火产品。军火一出厂，就大致把其中的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则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批准了英国的要求，答应在我们在美国定购的一万一千架飞机以外，再供应一万二千架。但是这笔钱怎么偿付呢？
①斯退丁纽斯：《租借法案》，第62页。
※ ※ ※
11月中旬，洛西恩勋爵从华盛顿乘飞机回国，同我在迪奇利一起盘桓了两天。人们劝我不要老是到契克斯去度周末，特别是在月圆的时候，恐怕敌人特别注意我的行踪。罗纳德·特里先生和他的夫人曾多次在他们牛津附近的又宽敞又精致的住宅里盛情接待我和我的僚属。迪奇利和布伦宁相距仅四五哩。我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接见了洛西恩大使。我觉得洛西恩完全变了。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岁月里，他给我的印象是学识渊博，一派贵族气概，超然于世俗之上。他讲究风度，有主见，落落寡合，举止端庄，批评严苛，但他的态度却很轻松和活泼，始终是一位很好的伙伴。现在，在我们一起遭受严重的打击之下，我发现，他变成了一个十分踏实、凡事深思的人了。他对美国的态度了如指掌。他在主持“驱逐舰与海空军基地交换”的谈判中，曾博得华盛顿的好感和信任。他和总统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在回国之前一直和总统保持密切联系。他现在把全部心思都用来考虑“美元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受中立法的约束，使总统不得不在1939年9月3日颁布禁运令，禁止把武器运往任何交战国家。十日之后，他召开国会，举行特别会议，考虑撤销禁令，因为这项禁令表面上似乎很公允，实际上却剥夺了英国和法国在运输军火和供应品方面拥有制海权的优越条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讨论和争执，直到1939年11月底才撤销中立法，而代之以“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这样，在美国方面，仍然保持着一副严守中立的样子，因为美国人既可以把武器自由地卖给盟国，也可以自由地卖给德国。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海军力量阻止了德国的一切海上运输，而英国和法国则只要他们有“现金购货”，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运输”。在这项新的法令通过后的第三天，以才能出众的阿瑟·珀维斯先生为首的采购委员会就开始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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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参战时，有四十五亿美国的资产，其中包括美元现金、黄金和在美国可折算的投资。增加这些资财的唯一方法是：在大英帝国——当然主要是在南非——开采新的金矿，以及千方百计地向美国输出商品，特别是奢侈品，如威士忌酒、上等毛织品和陶瓷等。在战争的头十六个月中，用这种方法又获得了二十亿美元。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急欲向美国定购军火，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里害怕我们的美元储备消耗殆尽。在张伯伦先生执政时期，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时常向我们诉说，我国的美元储备已经少得可怜，并一再强调要保留美元。大家或多或少地承认，我们向美国购买商品应当严加限制。我们的做法就如珀维斯先生有一次向斯退丁纽斯说的一样，“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口粮不足，应尽量靠这点口粮多维持几天。”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精打细算，以弥补我们的款项之不足。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自由进口，交付货款不受限制。当战争到来的时候，为了动用黄金、美元和私人财产，为了防止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把他们的资财转移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国家，为了削减浪费金钱的进口货和其他的开支，我们不得不设立一个管制机构。除了确保我们不浪费货币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察看其他国家是否还接受我们的货币。英镑区的国家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采取了同样的外汇管理政策，而且也愿意接受和持有英镑。我们同其他国家作出安排，对他们用英镑支付，使英镑可以在英镑区的任何地方使用，而且，他们答应，保存暂时不用的英镑，并按外汇官价进行贸易。这种办法起初是同阿根廷和瑞典商定的，后来扩大到欧洲大陆和南美其他的一些国家。这些办法是在1940年春季以后商妥的，我们在这样困难的环境里能够商定和维持这种办法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足见英镑是受人信任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用英镑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进行贸易，把我们大部分宝贵的黄金和美元保存下来，以便向美国购买重要物资。
①斯退丁纽斯：《租借法案》，第60页。
1940年5月，当战争急转直下，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可怕的现实时，我们意识到，在英美的关系上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自从我组成新政府，由金斯利·伍德爵士出任财政大臣以来，我们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在敌人继续不断地轰炸，虎视眈眈地即将入侵之际，我们为生存而战，而且现在几乎成了孤军，如果过分担心于美元告罄的后果，那是错误的节约方法和不恰当的小心。我们意识到，美国舆论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而且，不仅是华盛顿，就是整个联邦，也越来越相信，他们的命运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况且，这时，在美国全国掀起了一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的浪潮。从华盛顿直接给我们送来了非常友好的信息，而且还通过加拿大转告我们，他们鼓励我们勇敢战斗，并指出，无论如何能想出一个办法来。有摩根索先生当财政部长，盟国的事业就有了一位始终不渝的拥护者。
我们在6月间把法国在美国的订货合同接手过来，从而使我们外汇开支几乎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我们向各方面发出了新的订货单，订购飞机、坦克和商船，推动了美国和加拿大兴建大规模的新工厂。
※ ※ ※
截至1940年11月，我们付清了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货款。我们已经卖掉了价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是用英镑从英国的私人持有者那里征购来的。我们支付了四十五亿美元以上的现金。我们只剩下二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投资，有许多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显然，我们再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即使我们卖掉了我们的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货款，况且，战争的拖延还使我们需要的订货增加十倍。我们手头必须留点钱，以供日常的使用。
洛西恩确信，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认真寻找一条最好的途径来帮助我们。现在，选举已经结束，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爵士和摩根索先生代表双方的财政部正在华盛顿继续不断地进行会谈。大使催促我写一封信，向总统全面地陈述我们的处境。于是，在那个星期天，我在迪奇利和他商量着草拟了一封致总统的私人信。11月16日，我打电报给罗斯福说，“我正在给你写一封长信，阐述1941年的展望，将于数日后由洛西恩勋爵面交。”由于这份文件需要经过参谋长委员会和财政部的一再审核，而且还要经过战时内阁批准，所以在洛西恩返回华盛顿以前，未能完成手续。11月26日，我给他拍去了一封电报说，“我仍在忙着致总统的那封信，希望能够在几天之内拍发给你。”这封信最后定稿的时候是12月8日，并且立即拍发给总统。由于这封信阐明了伦敦各有关方面对整个形势的共同看法，而且对我们的前途起了显著的作用，所以值得研究。
白厅，唐宁街10号
亲爱的总统先生： 1940年12月8日
1．在接近年终的时候，我觉得你也许希望我向你提出我们对1941年的展望。我这样做是出于至诚和信心。因为，我觉得，美国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深信，美国的安全，以及我们这两个民主国家的未来和我们所代表的文明，是和英联邦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分不开的。只有这样，那些为控制大西洋和印度洋所必不可少的制海权才能掌握在忠实的友好的国家之手。美国海军之控制太平洋和英国海军之控制大西洋，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安全和通商航道所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防止战火蔓延到美国海岸的最可靠的方法。
2．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把一个现代国家的工业改变为满足战争目的的工业，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当最大的工业能力尽可能地从民用转用于军需生产的时候，便达到了饱和点。德国无疑地已在1939年年底达到了饱和点。我们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只走了第二年的一半。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一定不如我们走得多。而且，我知道，美国目前正从事于大规模的海、陆、空防御计划，完成这些计划无疑需要两年。在美国准备停当之前，坚持阵地并与纳粹势力博斗，是我们英国人对共同利益应尽的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许两年之内胜利便可到来，但是我们不应当这样打算，从而放松任何人的力量所能作到的努力。因此，我怀着莫大的敬意请你以友好和善意考虑这样一点，即：只要上述情况还存在，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益就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才冒昧给你写这封信。
3．这场战争已经采取了这样的形式，而且看来还可能继续采取这种形式，因此使我们难以在任何德国人能够集结主力的战场上和他们的陆军抗衡。然而，我们能够借助于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在德军只能投入较少部队的地区和他们周旋。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德国的统治从欧洲扩展到非洲和南亚。我们还必须在我本岛保持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强大到使渡海入侵成为敌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正如你已经知道的，为了这些目的，我们正在尽快筹编五十到六十个师。即使美国成了我们的盟国，而不仅是我们的朋友和必不可少的伙伴，我们也不会请求美国派遣一支庞大的远征军。限制的因素是船舶而不是人员，必须把力量尽先用来运输军火和供应品，然后再用来从海上运送大量士兵。
4．对同盟国和欧洲来说，1940年上半年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时期。最后五个月，大不列颠孤军作战，坚强地，也许是出人意料地挽回了颓势，但这和你第三次被选为元首的那个伟大的共和国在军火和驱逐舰方面给予我们的莫大援助是分不开的。
5．大不列颠被敌人以优势兵力迅速一击就完全消灭的危险，目前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继此而来的，是另外一种长期的和逐渐形成的危险，虽然不像前一种危险那样突如其来、触目惊心，但也同样是致人死命的。这种致命的危险就是船舶吨位继续不断地、一天一天地减少。在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之下，房倒屋塌，平民惨遭杀伤，这我们是能够忍受的。我们希望，随着我们科学的进展，能够逐步应付空袭，而且在我们的空军力量更接近敌人的力量时便回敬他们，去袭击德国的军事目标。决定1941年的成败系于海上。除非我们确能维持我本土的食品供应和输入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军火，除非我们确能把我们的军队调动到各个战场去迎击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墨索里尼，而且把我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并且确信，能够把所有这一切一直进行到使欧洲的独裁者精神崩溃，否则，我们就可能中途失败，同时，美国也将失去其为进行防御准备所需要的时间。因此，1941年整个战争的进展取决于船舶以及远涉重洋——特别是大西洋——的运输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使我们所需的船舶运输无限期地在海洋上来去航行，那么，我们就可把优势的空军力量转用于德国本土，更加上德国人民以及其他惨遭纳粹蹂躏的民族日益增长的反抗，也许就能给遭受浩劫的文明带来幸福，使它重见光明。
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这项任务。
6．我们船舶损失的程度，几乎和上次战争损失最大的一年不相上下，最近几个月的损失数字，请见附件。在11月3日以前的五个星期内，损失共达四十二万零三百吨。为了使我们的作战活动保持充分力量，我们估计，每年应进口的吨数是四千三百万吨；9月间，进口吨数只达到了三千七百万吨，10月份达到三千八百万吨。如果船舶吨数像目前这样继续减少，那么，除非真能及时得到远远超过目前补充的吨数，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虽已想了许多新的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但要减少损失显然比上次战争困难得多。我们缺少法国海军、意大利海军和日本海军的协助，特别是缺少美国海军的协助，虽然美国海军曾在紧张的年代里给予我们重大的援助。敌人已控制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的所有港口。越来越把这些港口和法国海岸附近的岛屿当作潜艇、飞艇和战斗机的基地。我们不能利用爱尔兰的港口和领土以便从空中和海上对我们的海岸进行巡逻。事实上，我们只有一条可以进入英伦三岛的航道，即北部航道，但是敌人正在那里集中兵力，并以潜艇和远程轰炸机不断骚扰。除此之外，近几个月以来，在大西洋和印度洋还出现了袭击商船的敌舰。现在我们还需要对付强大的袭击军舰的敌舰。我们既需要能够追击敌舰的舰只，也需要护航用的舰只。尽管我们的资源和准备都如此充分，但还是不够用。
7．在未来的六七个月里，我本土水域内战舰力量的对比不太能令人满意。“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在1月份内一定可以服役。我们已经有了“英王乔治五世”号，并且希望“威尔斯亲王”号也能同时参加战斗行列。这些新式战舰的装甲方面，特别是在防御空袭方面，当然大大胜过二十年前设计的“罗德尼”号和“纳尔逊”号这类舰只。我们最近不得不把“罗德尼”号用于横渡大西洋护航，但是，当船只的数目这样少的时候，任何时候一个水雷或是一个鱼雷就会断然改变战斗行列的力量。当“约克公爵”号在6月份竣工时，我们就可以松一口气，当“安森”号在1941年年底也参加战斗行列的时候，我们就更好了。但是，那两艘装设十五吋口径大炮的第一流的三万五千吨①新式德国战舰使我们不能不集中一支自开战以来尚未见过的雄厚的海军力量去对付。
①实际上它们都将近四万五千吨。
8．我们希望，意大利那两艘“利特里奥”级战舰暂时不能投入战斗，而且只要不配备德国海军，就没有什么了不起。
也许它们会配备德国海军的！我们非常感激你在“黎歇留”号和“让·巴尔”号方面所给予的帮助，而且，我敢说，这样做就行了。但是，总统先生，没有一个人比你更清楚，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必须考虑到在这次战争中将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舰队行动，即敌人至少将有两艘战舰相当于我们最优秀的、也是仅有的两艘新式战舰。我们不能缩减我们在地中海的兵力，因为土耳其的态度，实际上整个东地中海的局势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在那里保有一支强大的舰队。那些非近代化的较陈旧的战舰要用来作护航舰。因此，即使在战舰级的舰只上，我们也是十分紧张的。
9．还有第二种危险。维希政府或者参加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或者用某种办法，如从海路派遣一支远征军去侵犯自由法国的殖民地，使我们不得不去打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借口，把现在尚留在他们手中的那支相当大的、没有受到损失的海军用来和轴心国家一起作战。如果法国海军参加轴心国，则西非将立刻落到他们的手中，从而严重危及我们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之间的交通，而且也会影响到达喀尔，当然也会随之影响到南美。
10．第三种危险是在远东。看来很显然，日本正在穿过印度支那向南挺进到西贡和其他海、空军基地，这样他们就和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相距不远了。据悉，日本人正在准备五个精锐的师，以便有朝一日充当海外远征军。这种形势如果继续发展，则我们今天在远东的兵力就不能应付。
11．面对着这些危险，我们必须尽量利用1941这一年来建立足以奠定胜利基础的武器供应，尤其是飞机，一面在我本土冒着敌人的轰炸提高产量，一面得到海外的供应。从我罗列的那些事实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事实可以看出，这项任务是至为艰巨的，因此，我觉得我有权，不，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以便美国能够给予这个从某些方面看来是共同的事业以崇高的和决定性的援助。
12．最迫切的需要，是在大西洋通向我本土的航道上防止和减少船舶的损失。要作到这一点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对付袭击的海军力量；一个是增加我们所需要的商船数目。
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似乎有下列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甲）美国重申海上自由通航的原则，船舶不受非法的和战争的野蛮手段的骚扰，这是上次大战之后有的决议，而且德国在1935年欣然承诺并作了规定的。根据这项原则，美国船只可以和一些没有受到有效的、合法的封锁的国家自由进行贸易。
（乙）我认为，接着，就应以美国的武力，即护航战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空军编队，保护这种合法的贸易。你如何能在战争期间在爱尔兰获得基地，这种保护措施就会更加有效。我想，这种保护措施大概不致于引起德国向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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