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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戴高乐的重要性——解放达喀尔的计划——支援自由法国军队的必要——我于1940年8月8日发出的备忘录——战时内阁批准“威吓”作战计划——拖延和泄密的危险——“雅克”传来的消息——我们的第二条线索——寻获法国巡洋舰——在白厅的失败——为时已晚——我建议战时内阁放弃这个计划——司令官们急欲进攻——戴高乐将军坚持——战时内阁授与各司令官便宜行事的全权——我致史末资将军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对达喀尔的进攻——军舰对炮台——维希法国的顽强抵抗——我海军的损失颇大——内阁和各司令官同意罢手——内阁和战地司令官的主张一变再变——为各司令官申述理由——议会不要求解释。
在这一时期，英王陛下政府非常重视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援助，为的是将法国的非洲属地和殖民地，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属地和殖民地，争取过来。我们获悉，这一切地区的大部分法国军官、官员和商人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们因祖035国之突然战败而感到震惊，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尚未沦入希特勒的军队和贝当的伪政权之手，所以并无投降之意。在他们的眼中，戴高乐就好像是漆黑的夜晚中的一颗闪耀的明星。距离给了他们时间，而时间又给了他们机会。
一旦确知卡萨布兰卡已非我方兵力所能达到，我自然就想到了达喀尔。作为我个人的法国事务顾问机构而组织起来的那个小型工作委员会，对整个这件事的筹划，既富有信心而又十分积极。关于运送法国军队到西非登陆的拟议，我已于1940年8月3日晚从契克斯发出了批准书。戴高乐将军、斯皮尔斯少将和莫顿少校已经拟定了一份计划提纲，目的是要在西非升起自由法国的旗帜，占领达喀尔，从而为戴高乐把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团结起来，然后再争取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卡特鲁将军预定从印度支那前来英国，准备在法属北非殖民地获得解放后，充任该地区的指挥。
8月4日，参谋长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联合计划委员会详细拟定的计划，并起草了向战时内阁提出的报告。参谋长委员会的方案是以下面的三个前提为基础的：第一，这些军队必须装备齐全，用船载运，以便能在任何法属西非港口登陆；
第二，这支远征军应全部由自由法国军队组成，除运输军队的船只及其护航军舰外，不包括任何英国人员；第三，此事应作为法国人之间的事来处理，从而使远征军登陆时不致遇到有效的抵抗。
自由法国军队的实力约有二千五百人，包括两个营、一个坦克连、数排炮兵和工兵、一个轰炸机小队和一个战斗机小队，对该战斗机小队应由我方供给“旋风”式飞机。这支军队可于8月10日在奥尔德肖特准备停当，估计运输船只和补给船只可于8月13日从利物浦启航，而军队运输船则在19日到23日之间出发，于28日抵达达喀尔，或者在几天之后到达其他港口，如科纳克里和杜阿拉。战时内阁在8月5日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些方案。
不久以后，情况清楚了：戴高乐所要求的英国援助，比参谋长委员会所估计的多。因此，他们向我说，这将使我们承担的义务比以前预料的大，时间也更长，而且这支远征军也将开始失去自由法国的色彩。这时，我们人力、物力的供应已非常紧张，因而不能轻易接受这种再事增加的要求。不过，8月6日，我与戴高乐将军进行了会谈，并于8月7日晚11时召开一次参谋长委员会，讨论这一计划。大家一致认为，自由法国军队登陆最好的地点是达喀尔。我声称，为了保证这支远征军的成功，英国军队应予以充分的支援，我要求他们根据这种方针拟出一个较大的计划。三军参谋长详细讨论了我们改善与维希的关系的政策和我们引导法国殖民地反对德国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说，戴高乐的行动，可能导致既同法国本土又同法国殖民地作战。虽然如此，如果当地的自由法国的谍报人员和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代表报告认为形势有利，他们就主张远征军前往。因此，我便在8月8日凌晨发出如下的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8月8日
1．尼日利亚总督的来电说，在维希政府的默许或支持下，德国势力有迅速伸展到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危险。除非我们采取神速而有力的行动，否则，由德国空军支援的强大的潜艇基地行将遍布于西非沿岸一带，如同欧洲西海岸一样，使我们难以接近，而只有德国人能使用。
2．自从内阁极力想在卡萨布兰卡采取行动并派遣达夫·库珀先生和戈特勋爵前往以后，迄今已有六个星期了，但是毫无结果。当地的法国人抱有敌对态度。参谋长委员会又不能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局势显然已大为恶化。
3．使戴高乐将军尽早取得达喀尔，对英国利益似乎极为重要。如果他的秘密使者报告，能和平占领该处，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报告的情况恰恰相反，则应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和英国军队，并给予充分的海军掩护。行动一经开始，必须贯彻到底。戴高乐当可使此次行动具有一种法国的色彩，一旦成功，当然应由他的政府控制该地区，但是我们必须提供这一行动所需要的那一部分不足的兵力。
4．参谋长委员会应制定一项占领达喀尔的计划。在制定计划中，他们应把下列各项看作现已具备的条件：（1）戴高乐的军队以及所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法国军舰；（2）强大的英国海军，既能控制附近的法国军舰，又可掩护登陆；（3）装备齐全的一旅波兰军队；（4）皇家海军陆战旅，该旅原拟用于大西洋岛屿，但可尽先用来帮助戴高乐的军队登陆，或者换一个办法，从罗杰·凯斯爵士的军队中抽调突击队；（5）或由航空母舰，或由英属西非殖民地起飞的飞机，给以适当的空中支援。
5．立即作出一个计划，并配合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安排日期。
6．不打算在占领达喀尔后用英国军队驻守。戴高乐将军的政府将宣布成立，并须自己维持自己，英国的援助只限于适当的供应，当然还要防止德国化的法国从海上侵袭。如果戴高乐不能长久抵御空袭和空降部队，我们便在破坏港口的一切设施之后，把他带走。当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夺取悬挂法国国旗的“黎歇留”号战舰，并把它修好。波兰人和比利时人可以取回他们的黄金，那是法国政府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为安全而运往非洲的。
7．为实现这一计划，最关重要的是争取时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方便，就以英国船只作为运输舰，不过要悬挂法国国旗。关于英国运输舰换升法国国旗一事，不需要枢密院的命令或经过立法程序。
8．关于法国宣战的危险以及是否应对它进行拉拢的问题，留待内阁解决。
※ ※ ※
8月13日，我向战时内阁提出这件事，说明它已超出原来纯系法国远征军的计划范围。我的同僚们曾审查了以下的细节：在假定将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在黎明时分，用六个分遣队在达喀尔附近的六处海滩登陆，以便分散防守部队的力量。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个计划，但须请外交大臣对维希法国宣战的可能性加以考虑。尽我的能力对形势作了一番衡量以后，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形。这时，我已决定要冒这一次险了。我同意任命约翰·坎宁安海军中将和欧文陆军少将担任这支远征军的司令。他们在8月12日晚上到契克斯来见我，我们把这件成败难卜的复杂的事情的各个方面都彻底地研究了一番。我亲自拟定了给他们的指示。
于是，我对这次以“威吓”为代号的达喀尔远征的发起和鼓动，便负起了非比寻常的责任。虽然我觉得我们不能处处得利，而且也的确遇到过不幸的事，但是我从来未曾后悔过。达喀尔是值得为之一战的地方，而争取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意义尤为重大。很可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获得这些结果，我深深相信维希法国不会宣战。英国的顽强抵抗和美国的坚定态度，在法国人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如果我们获胜，维希政府只会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如果我们战败，他们将以他们的抵抗得力，向德国主子请功。最严重的危险是战斗的时间拖长。不过，在这些日子里，再严重的危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见惯了。我意识到，纵然我们的人力、物力已拮据到最后的一点一滴，也还能勉强应付。在德国对我本土的入侵日益临近，不断加紧的时候，我们尚且毫不吝惜地把坦克车的一半运送给韦维尔去保卫埃及。相形之下，这一次，真是不值一提。我们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都是些坚强不屈的人，越来越主张采取积极争取胜利的手段。于是，发出了所有有关的命令，事事都在令出必行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的。
我们当前的两种危险是拖延和泄密，而前者又加重了后者的危险。这时，在英国的自由法国军队，是一群流亡在外、从事于武装反对统治着本国的现政府的英雄。他们情愿向自己的同胞开火，同意用英国大炮击沉法国的军舰。他们的领袖都处在死刑的威胁之下。他们情绪紧张，乃至举动轻率，也是难免的，谁能责怪他们呢？战时内阁要命令我们的部队干什么，只需把我们的意图告诉几位司令和参谋长委员会中的人就行了，此外，就无需告诉另外任何一个人。但是，戴高乐将军必须说服他的那群豪放的法国人同他一道干。所以许多人就必然会知道一切。在法国军队中，达喀尔已经成为共同的话题。在利物浦一家饭馆的宴会上，法国军官在敬酒时高喊“达喀尔！”我们进攻用的登陆艇必须用拖车从朴次茅斯附近穿过英格兰运到利物浦，而且护送人员又全身热带装备。
我们大家都处于战争的初期阶段。这时，本土的保密工作，与后来在“火炬”和“霸王”两个最重要的作战行动中采取的保密措施，简直不能相比。
此外，还有拖延的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9月8日进攻，但是现在看来主力军必须先到弗里敦去加油和进行最后的整顿。计划原来是按照法国运输船以十二浬的时速在十六天中到达达喀尔的日程拟定的。但是发现，装载着摩托车辆的船只时速只能达到八九浬，这一情况直到装船的时候才发现，向上报告，这时再改装快船也要损失时间，于事无补。总计比原定日期不可避免地要晚十天：五天是因为对船速的估计错误，三天是由于装船中出乎意料的困难，还有两天是用来在弗里敦加油。现在我们只好推迟到9月18日了。
我曾在8月20日晚10时30分主持了一次有三军各参谋长和戴高乐将军参加的会议，并且，根据记录，我对这个计划作了如下的概括：
英法舰队将于黎明到达达喀尔，飞机将在该城上空投下标语和传单，英国分遣舰队将停留在远处，而法国舰只则开往港口。一位使者将乘坐一只插着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侦察艇驶入港口，带着一封致当地总督的信，说明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已经到达。在信中，戴高乐将军将着重指出，他之所以前来，是为了解救达喀尔，免遭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并且还给驻军和居民带来了食物和援助。假如那位总督表示服从，便万事大吉；如果不是这样，而且海岸防御部队还要开火，那么，英国分遣舰队就逼近该港。如果抵抗持续不止，则英国军舰便向法国炮兵阵地开炮，不过要极力抑制。如果遇到顽强的抵抗，则英国军队就要用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抵抗。要紧的是：务必在傍晚结束战斗，由戴高乐掌握达喀尔。
戴高乐将军对此表示同意。
22日，我们再次会晤，外交大臣向我读了一封揭露泄密的信。至于这次泄密到底影响如何，谁也不知道。海军用于攻势作战的优点，即在于一经出动没有人能够确知它将攻打何处。大海是宽阔的，大洋更是广阔无边。以热带装备作为一条线索，也只不过能猜到是前往非洲。在利物浦，一位法国人的妻子有与维希联系的嫌疑，据说，她认为集结于默尔西河的运输船是开往地中海的。即便“达喀尔”三字一时不慎，传了出去，那也是一个无从猜测的谜。当我们逐渐变得富有经验而机警的时候，这种“保密”的办法发展到非常周密的程度。时间的拖延使我担忧，使我不胜为难。至于是不是泄密了，谁也不知道。不管怎样，内阁在8月27日最后一致批准，开始行动。于是以9月19日为预定日期。
※ ※ ※
9月9日下午6时24分，英国驻丹吉尔总领事打电报给北大西洋战区司令诺思海军上将，说在直布罗陀海岸有一个约会，他还向外交部再次报告此事：
下面是“雅克”传来的消息。法国分遣舰队可能试图驶过海峡，向西开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预计此事可能发生于未来七十二小时。
这位上将并不是进攻达喀尔计划的幕中人，所以对此并未采取特别的行动。从丹吉尔同时也拍来了一封相同的电报给外交部，该电于10日上午7时50分收到。这时我们在伦敦正在遭受几乎是继续不停的轰炸。由于在空袭中工作屡屡停顿，密码部门积压了许多未译的电报。这封电报并未标明“重要”，所以只能按次序翻译。直到9月14日方译好准备分发，这时，才终于送到了海军部。
但是我们另外还有第二条线索。驻在马德里的英国海军武官在9月10日下午6时得到法国海军部的正式通知说，有三艘“乔治·雷格”型的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已经离开土伦，准备在11日晨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这样作法，是当时维希政府已经承认了的正规程序，而且也是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所采取的慎重措施。这位英国海军武官立刻报告了海军部和驻在直布罗陀的诺思海军上将。海军部在9月10日晚11时50分接获这个消息。电报译出后，送给了值勤的上校，他又转送给（海外）作战司司长。这位军官本来应当对这封电报的莫大重要性一目了然，因为他自己完全知道这次达喀尔的远征。但是，他没有即时采取行动，而是按照通常的手续，把这封电报与第一海务大臣的电报一起送出。由于这一错误，当时他的上司们对他都很不高兴。
不过，当“烈性”号驱逐舰在地中海巡逻的时候，曾于9月11日上午5时15分在直布罗陀以东五十哩的海域内发现了这些法国舰只，并且随即报告了诺思海军上将。以直布罗陀为基地的“H”舰队的司令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同一天早晨也收到了一份驻马德里海军武官在午夜零时8分发出的消息。晨7时，他命令“声威”号在一小时内升火待发，等待海军部的指示。由于作战司司长的错误，以及驻丹吉尔总领事的另一封电报在外交部也受到耽搁，所以第一海务大臣直到三军各参谋长在内阁开会时，才知道“烈性”号驱逐舰发来了法国军舰行踪的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海军部，命令“声威”号及所属驱逐舰升火待发。它们已经升火待发了。他接着就来到战时内阁。然而，由于分别发来的这两封电报——一封来自驻丹吉尔的总领事，另一封来自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正巧都被延误，而且各个部门都未加以重视，所以一切都为时太晚了。如果这位总领事把头一封电报标明“重要”二字；或者，驻直布罗陀的这两位海军上将虽非幕中人，但如果其中之一有所觉察；或者，外交部一直工作正常；或者，作战司司长把第二封来电尽先送出，使第一海务大臣加以注意，并立刻阅读，那么，“声威”号当可拦阻这支法国舰队与之谈判，以等待明确的命令；战时内阁一定会发出明确的命令，或者在召集战时内阁会议之前，由我发出。
结果，所有我们的安排都宣告失败，三艘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遂于11日上午8时35分开足马力（二十五浬）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向南开往非洲海岸。战时内阁闻悉后，立即指示第一海务大臣，让他命令“声威”号与法国军舰进行接触，询问它们的目的地，并声明，不准它们前往任何德国占领的港口。如果对方答称是开往南方，就应该告诉他们只能开到卡萨布兰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它们进行跟踪。如果它们试图驶过卡萨布兰卡开往达喀尔，则应制止。但是一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12和13两日霾雾笼罩卡萨布兰卡。有一架英国侦察机被击落；关于另外的军舰驶入卡萨布兰卡港的报告又互相矛盾；这时“声威”号及其他驱逐舰便在卡萨布兰卡以南的海域日夜守候，准备拦截这支法国分遣舰队。13日下午4时20分，“声威”号接获无线电报告说，在卡萨布兰卡没有巡洋舰。其实，它们早已远远地开向南方，正全速向达喀尔开去。
不过，似乎还有一个机会。我们的远征军及其强大的护航舰队现在已经开到达喀尔以南，即将抵达弗里敦。9月14日上午12时16分，海军部通知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说，法国巡洋舰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并命令他阻止它们开进达喀尔。他应使用所有一切可用的舰只，包括“坎伯兰”号在内；在不可避免的时候，“皇家方舟”号即便没有驱逐舰掩护，也应出动它的飞机作战。因此“德文郡”号、“澳大利亚”号和“坎伯兰”号以及“皇家方舟”号便掉转舰首，以最高的速度往回开，以便在达喀尔以北形成一条巡逻线。直到9月14日晚它们才到达巡逻水域。这时，那支法国分遣队的舰只早已在达喀尔港下锚，张开了甲板上的布篷。
这一段意外的事情决定了法英远征达喀尔的命运。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应当放弃这次远征。不费一兵一卒地登陆并由戴高乐将军占领达喀尔的全盘计划，看来，由于这支法国分遣舰队的到达已经失败，它们很可能载有援兵、优秀的炮手和冷酷的维希政府的官员，去加强当地总督的决心、诱惑驻军并控制炮台。好在我们可以打消这个计划，而不致丧失目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威信，而且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把这支远征军转移到杜阿拉去掩护戴高乐将军对法属喀麦隆采取的军事行动，然后将这些舰只和运输船遣散或调回本国。
于是，在9月16日中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我概述了进占达喀尔计划自始至终的经过，谈到了从原定的9月13日往后延期的严重后果，谈到了各方面的情报泄露以及不幸让法国军舰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然后我宣称，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因而这一计划已经不能执行了。内阁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在当天下午2时对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发出了以下的命令：
英王陛下政府决定，法国巡洋舰之到达达喀尔，已使我们不能执行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此间曾经研究过代替的计划。
鉴于前往波马柯的交通困难，军队缺乏运输工具，来自达喀尔的敌军可能先发制人，因此，看来，在科纳克里登陆成功的机会不大。另外，以现有的海军力量，是不能从海上对达喀尔实行严密的封锁的，所以即使戴高乐的军队到达波马柯，也不会对达喀尔的形势有多大的影响。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戴高乐将军的军队在杜阿拉登陆，以巩固喀麦隆、赤道非洲和乍得，并把戴高乐的势力伸张到利伯维尔。远征军中的英国部队目前应留在弗里敦。
除非戴高乐将军对后一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否则应立即实行。
※ ※ ※
远征军在9月17日到达弗里敦。所有的将领都激烈反对放弃进占达喀尔计划。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欧文将军认为，在未判明维希巡洋舰到达达喀尔究竟使当地的人心振奋到何种程度以前，不能认为它们一出现在那里，就大大改变了以前的海军形势。据说，那些巡洋舰目前都已在甲板上张开了布篷，其中两艘的停泊位置充分表明它们毫无战斗力，而是一个轰炸的绝好目标。
这是当时形势的另一转折点。在战争的现阶段里，很少见到现场的司令官一心要采取大胆行动。通常要求冒险的压力是来自国内。这一次，这位将军，即欧文将军，在出发以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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