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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至6月4日
祝愿和祈祷仪式——“沉重的坏消息”——阁员的表现——小型船只的集结——七百艘船只——三个重大因素——“蚊式”舰队——撤退法国人——给戈特勋爵的最后命令——一个可能的结果——戈特把敦刻尔克的指挥权交给亚历山大——5月31日我第三次访问巴黎——斯皮尔斯将军和贝当元帅——撤退完成——6月4日我向议会发表的演说——空军胜利的重大意义——英国的决心。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5月26日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祝愿和祈祷仪式。英国人不愿意把他们内心的感情形之于外表，但是，我坐在歌唱班的座位上，也能感觉到那种郁积在心的激昂情绪，感觉到会众有害怕的心情，不是怕死、怕伤或者怕物质的损失，而是怕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灭亡。
※ ※ ※
那一天是5月28日星期二，到这一天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下院了。在这段期间再发表什么声明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议员们也未曾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我们军队的命运，甚至还有比我们军队的命运更重要的事情，很可能在这个星期还没有过完之前就最后决定了。“下院，”我说道，“应当对沉重的坏消息有所准备。我只补充这么一点，在这次战争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放弃我们要誓死保卫世界正义事业的职责，也不能摧毁我们有力量勇往直前的信心，正如在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一样，我们有力量冲破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打败我们的敌人。”自从政府组成以来，在内阁成员之外，我只与个别人见过面，而没有会晤更多的同僚，因此我觉得在我的下院办公室内召集战时内阁成员以外的所有内阁级大臣开一次会，是很有益的。我们在座的大约有二十五人。我阐述了事态的过程，并且坦率地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以及一切成败难卜的事情。然后我不把它当作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大事，而只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当然，无论在敦刻尔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
这时阁员的表现使我感到惊奇，因为，就这次聚会的人物来说，这二十五个人都是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议员，对战争的看法，不论正确与否，观点都很不相同。有许多人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我的椅子旁边，一面喊叫一面拍我的背。
毫无疑问，在这紧要关头，如果我在主持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稍有踌躇，我会被他们赶下台的。我确信，每个大臣都已下定决心，宁愿马上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全遭毁灭，也不愿屈膝投降。他们的这种表现，代表了下院，而且可以说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在这以后的几天和几个月中，我每遇适当的场合便表述他们的心情。我是能够表述他们的心情的，因为他们的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 ※ ※
关于英国和法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已有翔实而完善的记载。自从20日以来，舰只和小型船只的集结便已在多佛尔港司令官拉姆齐海军上将的指挥下进行。26日晚，（下午6时57分）海军部一声令下，“发电机”作战计划便开始实行，第一批军队就在那天夜里运回国来。当布洛涅和加来失陷后，只有敦刻尔克港和连接比利时边境的开阔海滩还在我们手里。这时，我们认为，我们最多只有两天时间救出大约四万五千人。翌晨，5月27日，采取紧急措施，搜寻更多的小型船只，以“应付特殊的需要”。这不得少于足敷撤退全部英国远征军之用。显而易见，除了较大的船只从敦刻尔克港装载士兵外，还需要大量的小型船只，以备在海滩应用。依照海运部里格斯先生的建议，由海军部官员从特丁顿到布赖特灵锡之间的各个船坞中找到了一共四十只可用的汽艇，第二天便集中在希尔内斯。同时，伦敦各码头定期航轮上的救生艇、泰晤士河上的拖船、快艇、渔船、驳船、平底船和游艇，只要可以沿海滩使用的运输工具，都一律征集备用。27日夜间，所有的小型船只像潮水似的涌向大海，先到我们的海峡港口，再从那里开往敦刻尔克，到达我们热爱的军队的身边。
一旦不需要保密了，海军部马上就放手让我国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船民普遍自发的行动充分开展起来。凡是有船的人，无论是汽船或帆船，都开往敦刻尔克；幸而准备工作一个星期前就着手进行了，现在又有许多人纷纷自愿前来积极支援。29日开来的小型船只数目还不多，但是它们是以后开来的将近四百只小型船只的前驱，这四百来只船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从31日起，把大约十万人从海滨渡送到了远离海岸的大船。在这几天里，我没有见到我的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其他两三个经常见到的人。他们驾驶了一艘荷兰小船，在四无内运送了八百人。在敌人不断空袭之下，前往营救军队的船只共计约八百六十艘，其中将近七百艘是英国的，其余是同盟国的。
※ ※ ※
官方的统计数字表（表中不包括未参加载运军队的船只）如下：
英国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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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船上的救生艇以及有些私人的小船无记录可查，故未计入。
此时，在环绕敦刻尔克的海岸上，对周围地区的部署有条不紊、甚为严密。队伍到达时并不混乱，井然有序地沿着防御工事整顿，在两天之内使防御力量大为增加。阵容最好的队伍调去构筑防线。损失最大的部队，如第二师和第五师，作为后备队留在海滩上，然后，尽早登船。最初，前线有三个军，但是到29日，由于法军接过了更多的防线，所以有两个军就够了。敌人拼命追击我们的后撤部队，激烈的战斗没有停过；尤其在靠近尼乌波特和伯格的两翼更是激战不已。随着撤退的进行，英国和法国军队的数目都在不断减少，所以防线也相应地缩短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在海滩的沙丘中间一连三四天或五天遭到无情的空袭。希特勒以为用德国空军就可以使我们无法逃走，所以他想把他的装甲部队留作战役的最后一击之用；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三个因素使他的希望落了空。第一，接连不断地轰炸沿着海岸集结的大量军队，造成的伤亡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沙内，爆炸的弹片被沙子包住，散不开。在最初阶段，经过一阵轰隆隆的空袭之后，军队吃惊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但是很少有什么人受伤。有岩石的海岸也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结果。不久以后，兵士们对空袭就不在乎了。他们沉着地蹲在沙丘之间就有活的希望。在他们面前的大海是灰色的，但并不是不欢迎他们的。在那边，有救命的船——就到家了。
第二个为希特勒所未料到的因素是他的飞行人员的伤亡。英国和德国的空军的质量在这里直接受到了考验。英国的战斗机队尽最大的努力在战场上空不断巡逻，与敌人殊死战斗。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入德国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予敌机以重创，把它们打得七零八散，逐出上空。天天都是这样战斗，一直到皇家空军获得光荣的胜利为止。无论在哪里遇着德国飞机（有时德机一来就是四五十架），便立刻向它们展开攻击，往往我们的一个中队或者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便打下几十架敌机，敌机的损失不久就达到几百架之多。我们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也全体出动，投入战斗。
战斗机的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战果很显著。优势的敌人有些被击败了，有些被打死，尽管他们很勇敢，但也被我们战胜，甚至被我们打得畏缩不前。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可惜，海滩上的部队很少见到这空中的伟大战斗场面，因为战斗时常是在几哩以外或云层上空进行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空军使敌人遭受的损失。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敌机向海滩投下的炸弹，这些敌机从上空飞过，但是也许就飞不回去了。在陆军中甚至对空军有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有些军队在多佛尔或泰晤士河港口登岸时，由于不了解情况还侮辱了穿着空军制服的人。他们应当和空军紧紧握手的，但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在议会中，我千方百计地向大家讲明这一事实。
但是，如果没有海，所有海滩细沙的有利条件和空中的英勇战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十天或十二天以前所下的命令，已在事态的紧急和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结了丰硕的果实。岸上、船上秩序井然。海面很平静。小船来往于海岸与大船之间，在海滩边把涉水过去的士兵运走，把落水的士兵救起来，它们全不顾敌人的轰炸，虽然轰炸常常使它们遭受牺牲。单是船只数目之多，便足够弥补空袭造成的损失。就整个“蚊式”舰队来说，是打不沉的。正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光荣的事情传到了我们团结一致、不可战胜的岛国人民的耳里，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
虽然小船的工作很出色，然而不要忘记最繁重的任务还是由军舰负担的，它们来往于英国和敦刻尔克港之间，载运了三分之二的士兵。正如本书第89—90页的损失表所表明的，驱逐舰起了主要的作用。私人船只和他们的商船水手的巨大贡献也不能忽视。
※ ※ ※
人们以焦急的眼光和逐渐增长的希望注视着撤退的进展。27日晚，海军当局认为戈特勋爵的阵地已十分危急；海军部派往敦刻尔克担任高级海军军官职务的皇家海军上校坦南特紧急电告，要求立即派遣所有能够利用的船只到海滩去，因为“明天夜间是否能撤退将成问题”。情势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希望了。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派去了一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和二十六艘其他舰只。28日是很紧张的一天，但是由于皇家空军的有力支援，我们守住了陆上的阵地，因而紧张的局面又逐渐缓和。我方尽管在29日受到了严重损失（三艘驱逐舰和二十一艘其他船只被击沉，还有许多被击伤）但海军的计划却仍然照样执行。
绝没有发生过把法国士兵丢在后面不管的问题。在法国方面还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或发出什么怨言以前，我就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首相致陆军大臣、帝国总参谋长和伊斯梅将军
1940年5月29日
（正本送帝国总参谋长）
应尽量使法国军队和我们共同从敦刻尔克撤退，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他们单依靠他们自己的航运工具。应立即与驻在我国的法国代表团会商办法，或者，如果必要的话，与法国政府洽商，以免引起指责，或尽量避免引起指责。假使我们从敦刻尔克撤退那两个法国师，并以我们自己的军队临时代替他们，以便简化指挥，这样做也许比较妥善。但是请向我提出尽可能妥善的建议，并告我还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首相致斯皮尔斯将军（巴黎） 1940年5月29日
把以下文件送交雷诺，以便通知魏刚和乔治：
我们已从敦刻尔克港和海滩撤退了将近五万人，并希望今晚再撤退三万人。前线随时可被突破；或者，码头、海滩以从船舶也可能被空袭和西南方射来的炮火破坏得不能使用。没有人能够预料目前顺利撤退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或者将来我们还能救出多少人。我们希望法国军队尽量和我们共同撤退。已命令海军部在法国海军提出要求时予以援助。我们不知道将来被迫投降的有多少人，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分担这一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忍受这种损失，不要对不可避免的混乱、繁重和紧张的工作有什么怨言。
当我们撤退的军队一经改编就绪，并且准备好了为保障我们的生命、对付敌人扬言的甚或是迫在眉睫的进犯所必需的力量时，我们就要从圣纳泽尔组织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我正从印度和巴勒斯坦调来正规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军队不久就可到达。现在我们正在亚眠以南搬运装备，足供五师的需要还有余。但这只是为了妥善部署和应付紧急的突击，我们不久将把增援我们驻在法国的军队的新计划送给你们。我怀着满腔的袍泽之情发出此信。请把你们的意见坦率告诉我，不必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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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我在海军部作战室召集海、陆、空三军大臣和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议。我们研究了当天比利时海岸的情况。军队撤退的总数已达十二万人，其中只有六千法国人；参加工作的各种船只共八百六十艘。在敦刻尔克的海军上将威克－沃克来电说，尽管有激烈的轰炸与空袭，在前一小时也有四千人上船。他还认为，敦刻尔克也许明天就守不住了。我强调迫切需要撤退更多的法国军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对我们和盟国的关系产生无法弥补的损害。我还说，当英军的力量缩减到一个军的时候，我们便应当告诉戈特勋爵上船回国，留下一个军长负责。英国军队应坚守阵地，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以便法国军队得以继续撤退。
由于我深知戈特勋爵的性格，所以我亲笔给他下了如下一道命令，由陆军部于30日下午2时正式发出：
应尽最大努力继续防守目前阵地以便使目前顺利进行的撤退工作能撤走最多的人。可每隔三小时通过比利时西部的拉·潘尼报告情况。如果我们仍能保持通讯，当我们认为你指挥的部队已缩减到可以移交给一个军长时，我们将给你下达命令，让你偕同你到时觉得应当撤退的军官返回英国。你现在即应指定这位军长。如果通讯断绝，当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不超过三师的人数时，你就应移交指挥，并按照规定的办法回国。这是按正确的军事程序部署的，此事不能由你个人自由行事。从政治上考虑，当你指挥的部队只剩下一小部分时，你被敌人俘虏就等于是让敌人获得一种多余的胜利。应当命令你所选择的司令官继续与法军共同防御，并继续从敦刻尔克或海滩撤退，但是当他认为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撤退并且不能再给敌人以相当的杀伤时，他有权与法军高级司令官协商正式投降，以免无谓的牺牲。
很可能这封最后的电报对其他的大事和另一位英勇的司令官的命运产生了影响。1941年12月底，我在白宫从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那里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和科里几多尔①美国驻军即将面临的命运。我认为，我们在一位总司令指挥的部队已经缩减到他原来指挥的一小部分时，我们应当站在他的地位给他们指出这样处置的方法。总统和史汀生先生都很注意地读了那封电报，我感到惊奇地是，那封电报好像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天，过了一会儿，史汀生就来要一份电报的抄件，我立刻给了他。也许（因为我不知道）这封电报促使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他部下的一位将军②，从而使这位伟大的司令官后来才得以建立许多辉煌的战功，否则他不死也会成为日本的俘虏，不能参加战争。我希望我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①珍珠港事件后三日，日军在吕宋北岸登陆（1941年12月10日），麦克阿瑟下令全军西撤进入巴丹半岛，据守科里几多尔，1942年3月17日温赖特（Wainwright）继麦克阿瑟指挥美菲军。1942年4月9日，巴丹守军被迫投降；1942年5月6日科里几多尔失陷。——译者
②指温赖特将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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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戈特勋爵的参谋人员与在多佛尔的海军上将拉姆齐会商后通知戈特说，6月1日白天是可望守住东部外围阵地的最后时间。因此，应采取非常的紧急措施，尽可能保证撤退那时还留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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