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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睡状态的继续——“凯瑟琳”计划的最后阶段——同俄国的紧张关系——墨索里尼的疑惑——霍尔·贝利沙先生离开陆军部——行动的种种障碍——工厂处于暧昧不明状态——5月中的结果——截获德国进攻比利时的计划——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与发展——没有装甲师——法国陆军的衰退——共产党的阴谋——德国侵犯挪威的计划——2月5日的最高军事会议——我第一次参加最高军事会议——“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舰长菲利普·维安——救出英国俘虏——张伯伦的有效辩护——希特勒任命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统率德军进攻挪威——先攻挪威，后攻法国——德国空袭我国东部沿海航运——对付空袭的措施——最初六个月海战令人满意的结果——1940年2月27日关于海军预算的演说。
1939年底，战争仍处在不祥的昏睡状态。只有偶然的炮击和侦察的巡逻机声，打破了西线的沉寂。双方的军队，从它们日益巩固的防御工事后面，隔着一个公认的“无人区”彼此遥遥相望。
现在的情势，同1914年底比较，很有几分相似（我在圣诞节写信给庞德说）。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了。在外洋上，敌人的海面船只至少暂时已经肃清。法国境内的防线，呈现出静止的状态。此外，我们在海上已经击退了最初的潜艇袭击，而在上次的大战中，直到1915年2月，潜艇战才开始发动；同时，对于新奇的磁性水雷，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的办法。而且，在法国，沿着边界设有防线，而不像在上次大战中，法国有六七个省以及比利时都已经陷于敌人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和1914年比较，也许要好得多。并且我还觉得德皇时代的德国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顽强的对手（不过，这种观感可以随时修正）。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只能以上述感想当作圣诞节的贺片了。
这时我更加确信，在1940年不可能执行“凯瑟琳”计划。
“派遣一支最优秀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我写信给庞德说（1月6日），“虽然非常合乎理想，却不是夺取并占有铁矿区的必要手段。因此，虽然派遣舰队开入波罗的海的一切准备工作，仍旧应当继续进行，并且应当作出坚强的努力，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设法在空袭下保全舰队，否则，轻加尝试必然会造成错误；如果要依赖派遣海面上的舰队来占领铁矿区，那就更加错误了。让我们满怀着信心前进，随着时事的展开，看看海军方面将如何发展。”
于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15日
（1）承你送来为答复我关于“凯瑟琳计划”各项草案所作的各种报告，我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不得不勉强而又十分明确地断定，我们在秋季所计划的作战行动，在今年将不可能实行。我们对于潜艇、水雷及袭击舰，还不能够取得充分的制服手段，因而仍不能够派遣许多必需的较小船舰，去担负它们的特别任务。如何使我们的船舰在防御空袭方面能够比较安全，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俯冲轰炸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至于火箭〔为保密起见，又称“U．P．武器”，就是“不旋转的投射弹”〕，虽然迅速地趋向生产阶段，但是，即使一切进行顺利，在今后的许多个月内，仍不能有充分的数量可供利用。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予我们较大的船舰以更多的装甲保护。波罗的海方面的政治局势，总是使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9月间，“俾斯麦”号的到达会使我们将要遭到的海上抵抗大大地加强。
（2）但战争很可能在1941年猛烈进行，而且谁都不能说那时会有什么机遇。所以，我希望，所有列在你的表格中标明“有利”字样的各种船舰及辅助舰的准备工作，只要时机允许，应该继续进行；并且希望船舰在入坞修理或重行装配的时候，应当为它们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耽误它们回队服役。
还有一点，鉴于俄国的态度，要继续使我们的驱逐舰为在冬季海面上展开活动作好准备。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谨慎态度。我们对此都意见一致，使我感到愉快。
※ ※ ※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盟国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的态度，比任何其他时期更为冷淡。我一直坚持和美国总统通信，但是很少有反应。财政大臣为我们日益减少的美元储备而叫苦。
我们和土耳其已经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正在考虑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财源中，能给它一些什么援助。芬兰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使我们和苏联间早已不和睦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如果我们要采取任何行动来援助芬兰，都可能引起对俄国的战争。苏联政府和纳粹德国间根本的敌对，并没有妨碍克里姆林宫以种种的供给和便利条件，积极帮助希特勒发展其威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存在于英国的这一类共产主义者，都谴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战争，并尽他们所能来阻挠军需工厂的工作。他们在由于久不作战而早已变得生气索然的法国陆军的内部，确实产生了一种打击士气和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继续用礼让的态度和有利的条件，来笼络意大利，但我们并不能够有任何安全感，或获得任何博得友谊的进展。齐亚诺伯爵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国大使。墨索里尼则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
然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忧虑的。1月3日，他写了一封透露隐衷的信给希特勒，表明他对德苏成立协定的厌恶：
我曾经有四十年的政治经验，因此，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一个政策——尤其是一个革命的政策——是有它战略上的要求的。我是在1924年承认苏联的。1934年，我和他们签订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所以，我明白，·尤·其·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关·于·英·国·和·法·国·不·会·采·取·干·涉·政·策·的·预·言，·结·果·并·未·实·现，你不得不设法避免造成第二战场。你为此事不得不付出代价，因为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已经在波兰及波罗的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具有革命气质，并且始终未曾改变革命意志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能永远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来适应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并且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告诉你，如果你和莫斯科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那就会在意大利引起具有严重后果的反应。在意大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是绝对一致的，和花岗石一样坚实，并且是牢不可破的。
我很希望这种情形不会发生。要解决你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到俄国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到了我们能够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对于双方的革命，完成了心愿。然后便要轮到各大民主国家了，因为这些民主国家，身受癌症的折磨，是无法幸存的。……
※ ※ ※
1月6日，我再访法国，向法国最高统帅部说明我那“耕种者第六号”和“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两个军械设计①。那天早晨，在我动身以前，首相召我前去，告诉我说，他已决定更换陆军部长人选，要使霍尔·贝里沙先生让位于奥利弗·斯坦利先生。那天深夜，霍尔·贝里沙先生打电话到巴黎英国大使馆找我，把我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我。
我竭力促使他在政府向他提出的其他职位中择一担任，但没有成功。这时，政府本身颇不景气，全国报纸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政府失去了一个极有作为而又活跃的人物。霍尔·贝利沙在各报一致赞扬声中离开了陆军部。议会是不接受报纸的意见的，实际上，报纸的议论往往使它采取相反的行动。一个星期以后，下院开会时，霍尔·贝里沙先生只有寥寥几个拥护者，他自己也没有作任何发言。我写信给他如下：
①见附录（15）与（17）
1940年1月10日
我们共事不久，便告分离，使我非常惋惜。在上次大战中，我也经受过和你相同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任何专心致志于工作的人，对于这件事都会感到多么的伤心与痛苦。这次提出的人事变动，事先我并未参加商议。我只是在事情决定以后才获得通知。同时，假使我不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是能担任贸易部或新闻部的职务，那我就太不坦白了；我很遗憾，你对于这些重要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竟然也不愿接受。
你在陆军部任职期间的显著成绩，就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征兵法。你对这点可以引以自慰。我希望我们不久仍然可以再作同僚。这次暂时的挫折，对于你将来获得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来说，绝不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我虽想实现这个希望，始终未能成为事实；直等到联合政府解散以后，1945年5月，我组织所谓“看守政府”时，才邀请贝里沙担任国民保险部大臣。在他赋闲的这段期间，他曾经是严厉抨击我们政策者之一；但是，我对于能够罗致这样一个干才，重新参加政府，确实感到非常愉快。
※ ※ ※
在整个1月份中，芬兰人坚守阵地，到了月底，人数逐步增多的俄国军队，仍然被遏制在它们原有的阵地。红军的空军连续轰炸赫尔辛基和维伊普里，芬兰政府要求飞机和军用物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北极的夜晚的缩短，苏联的空中攻势即将逐渐加强，不但芬兰的城镇，并且芬兰军队的交通线，都将成为袭击的目标。直到现在为止，只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少量军用物资和几千名志愿军到达了芬兰。在1月中，在伦敦开设了一个招慕新兵的机构，并有几十架英国飞机运往芬兰，其中有若干架直接由空中飞去。实际上，这些都无济于事。
关于纳尔维克部署的迟延，仍然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内阁虽然准备考虑对挪威和瑞典施加压力，以便使援助物品得以通过两国国境到达芬兰，但它们对于在水道布雷这个比较微小的行动却始终反对。在这两个行动中，第一个是高尚的举动，而第二个只是战略上的措施。此外，大家可以看出，挪威和瑞典对于提供条件以便进行援助的事，一定会加以拒绝，因此，这个计划终究毫无结果。
在某次内阁会议后，我在烦恼中，写信给一位同僚说：
1940年1月15日
我心中的烦躁不安，主要是由于我们指挥作战的机构，对于积极行动所造成的对种巨大的困难。我看到阻挠我们的势力，已经或正在筑成一道道的高大的围墙，因而使我怀疑任何计划是否会有机会越过它去。只要看看七个星期中，我们在讨论纳尔维克部署问题方面必须克服的种种议论，就可以知道了。第一，是各个经济部门，如供应部、贸易部等的反对论调。第二，是联合计划委员会。第三，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第四，是所谓“不要为了小事而损害大的计划”这种别有用心的论调，其实，当时很少有机会坚决地尝试大的计划。第五，是法律上、道义上的反对论调，这派论调，后来逐渐地被压下去了。第六，是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态度，但是请看美国对我们的“行动”的反应是多么的良好啊！第七，是内阁本身，议论纷纭，意见分歧。第八，是等到所有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以后，又要去和法国商量。最后，是必须使各个自治领以及它们的正义观念和我们协调一致，因为它们事先并没有参与我们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整个过程。所有这些情形使我感到，在现在的安排下，我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坐待敌人进行可怕的袭击。对于这种袭击，我们无法使各方面的步骤一致，同时加以预防，而避免使国家的力量受到致命的消耗。
我已有两三个正在进行的计划，但我引以为忧的是，所有这些计划，会在消极论调和消极力量形成的巨大堡垒前面，化成泡影。因此，如果我流露出烦恼，则请你原谅。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即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是绝不会获得胜利的。
不过，关于纳尔维克的全部故事，现在由于低地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已经暂时被搁在一边。假使这个威胁成为事实，则必须根据崭新的事变，对形势加以研究了。……假使低地国家发生大战，对于挪威和瑞典，或许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即使战争结果陷于相持不下的僵局，它们也许会感到远比以前更加自由，而对我们来说，则甚至可能更加需要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事变。
※ ※ ※
另外，还有使人不安的原因。在改造我们的工业，使它投入战时生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没有达到所需要的速度。
1月27日，我在曼彻斯特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竭力阐述扩大我们劳动力来源，招收大量妇女参加工业生产，以代替被征调入伍的男子并增强我们国家力量等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我接着说：
我们必须进行巨大的扩展，尤其要吸收那些能够从事熟练或半熟练生产的技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期待我们的工党同僚和工会领袖的援助与指导。我在前军需部极盛时代担任过该部大臣，所以能够以懂得一些内情者的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需要数百万新工人，而且必须有百万以上的妇女勇敢地来参加我们的军事工业——进入炮弹工厂、军火工厂以及飞机工厂。假如不扩大这种劳动力的来源，假如不让英国妇女像她们所希望的那样参加战斗，我们就根本不能负起英法两国共同担负的责任中我们应该承担的一部分。
然而，关于这件事，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努力。人们似乎缺乏一种局势变得极其紧急的感觉。在工人和管理生产的人员中以及在军事行动中，都存在着“暧昧不明”的态度。直到5月初，才有了一个关于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提交内阁，透露了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个报告，由我管辖的统计部门，在林德曼教授的主持下，加以彻底研究。虽然这时因挪威问题的喧嚣使我分心和激动，但我仍有时间把下面的备忘录，送给我的各位同僚：
海军大臣的备忘录 1940年5月4日
本报告提出，我们在这个基本的工业集团方面，至少还几乎没有开始把人力组织起来，进行军火生产。
据〔以前的文件的〕估计，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将需要在从事金属工业生产人员方面进行很大的扩充，其数量将达到71．5％。而实际上，本报告中所讨论的这个占整个金属工业人数五分之三的机械、动力和飞机集团，在1939年6月到1940年4月期间，只扩充了11．1％（十二万二千人）。这个比率少于上述所需要的扩充数的六分之一。在1936年至1937年间，政府并未进行任何干涉，仅仅因为贸易的改善，人数的增长就和这次的增加同样快。
虽然每年有三十五万青年离开学校，可是在这个集团中，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的就业男子数，只增加了二万五千人。不但如此，妇女与年轻人的比率，也不过从26．6％增加剧27．6％。在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中，我们现在所有的女工人数仅占男工人数的十二分之一。在上次大战中，金属工业中的女工与男工的比率，曾由一比十增加到一比三。在上次大战中的第一年，从1914年7月至1915年7月，金属工业所吸收的新工人，达到原有工人的20％。在现在调查的这个足以代表整个金属工业的集团中，在过去十个月中，增加的人数仅占11％。
在海军部所属各部门中，就业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27％，因为缺乏工人的分类数字，这里没有考虑在内。
※ ※ ※
1月10日，我们对于西线的忧虑，得到了证实。德国第七空军师的一名少校参谋奉命携带若干文件前往科隆的总司令部。他错过了火车，决定飞行。但他的飞机掠过了目的地，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比利时部队将他逮捕，并没收了他的文件；当时他曾拚命企图销毁文件，结果未遂。这些文件，包括希特勒所决定的侵略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全部实际计划。不久，这个德国少校便被释放，让他自己去向上级报告事实经过。当时我听到了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很难设想比利时不拟定一个计划，邀请英、法两国派兵开入它们的国家。但是比利时对这一点没做任何事。英、法、比利时三个有关的国家，都议论这件事，认为这或许是敌人的一个狡计，但这是不可能符合事实的。绝对没有理由认为，德国人企图使比利时相信，他们准备在最近的将来要向它发动进攻。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比利时做出德国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它和法英两国军队制订计划，让英法军队在某个天气晴朗的夜晚，秘密而又迅速地进军。因此，我相信德国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了。
1月13日，凯斯海军上将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我们同意作出某种影响深远的保证，则比利时国王或许能够说服他的大臣们邀请英法两国军队“立刻”开进比利时去。按照我们的理解，“立刻”意味着现在“立刻”，而不是在德国侵入以后“立刻”。战时内阁决定答复说，除了已经包含在军事同盟条约中的保证以外，我们不能再给予任何其他保证，而且，如果要求盟国军队开入比利时，则必须尽早地发出邀请，以便使盟国军队能够预先制止德国的侵略，因为比利时政府显然认为德国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1月15日，凯斯海军上将发来电报说，比利时国王认为，如果他将英国的答复转达给他的政府，则会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如果盟国的军队“立刻”开来，比利时和荷兰马上就会卷入战争，最好还是让德国承担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责任。比利时政府给达拉第先生一个类似的答复。法国驻伦敦大使也告诉我们，比利时政府认为，如果让德国作出侵略行动，英法两国的援助将“取得道义的性质”，这就会增加“获得胜利的机会”。
于是，比利时国王和他的陆军参谋们仅仅等待着，希望一切都会好转，尽管有了德国少校的文件，盟国和受威胁的国家都没有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希特勒却召见了戈林，在他获悉所有被截获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全部进攻计划以后，大发雷霆，然后下令准备新的修改方案。
由此显然易见，在1940年初，希特勒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预备把比利时与荷兰卷入漩涡，以便进攻法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种侵略行动开始，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就会立刻实行，其中包括法国第七集团军和英国军队的出动。“D计划”制定得非常详细，只须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它付诸行动。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战争开始时，虽然曾经非难过这个方案，但在1939年11月17日，巴黎会议却明确地、正式地加以批准。两个盟国在这个基础上，等待着逼近的突然袭击，而希特勒则正在等待用兵的季节，因为过了4月以后，就可能有适宜的气候了。
在冬季和春季中，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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