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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第二次重大打击——阿杜瓦之战的记忆——审慎时期——在外交部的一次谈话——和平投票——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实力——霍尔爵士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和英国海军的调动——我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发言——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亚——在英国的强烈反应——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假制裁——鲍德温先生的和平决定——保守党会议——鲍德温先生对选举所采取的行动——他的巨大多数——霍尔—赖伐尔协定——议会的动乱——我在国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对欧洲的影响。
世界和平现在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大打击。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接着就是意大利投到德国方面。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沿着他早已决定的狠毒的路线前进了。
我们看到墨索里尼对维护奥国的独立有过不少帮助，这对中欧与东南欧有重大意义。现在他却要走到相反的阵营中去了。
纳粹德国也不再孤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之一，竟然很快就同它携手合作。安全的天平发生这种一头沉的转变，我心里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是不符合二十世纪的伦理道德的。这种野心是属于黑暗时期的行为，那时白种人认为他们有征服黄种、棕种、黑种或红种人的权利，用优越的实力和武器来征服他们。在我们现在的文明时代，人们所犯的罪恶和残暴行为是以前野蛮人所畏缩不敢犯，或至少没有能力去犯的，像这样的行为，非但古老陈旧，而且不可恕宥。
况且，阿比西尼亚还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说来奇怪，1932年坚持要使阿比西尼亚加入国际联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加以反对的，乃是英国。那时英国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性质，以及这块野蛮地域中所盛行的暴君专制、奴隶制度和经常进行部落战争等等，都与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不符。但意大利偏要这样做，于是阿比西尼亚便成了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享有国际联盟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它所能赋予的安全保障。
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确是测验这个世界政府机构是否能够满足一切善良的人对它所抱的希望的一个问题。
意大利的独裁者并非只是为扩张领土的欲望所驱使。他的统治、他的安全，是依靠威望来维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战败耻辱，以及那时一支意国军队不但遭受歼灭或俘虏，而且很丢脸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引起全世界的讪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头。他们曾经看见英国人在经过若干年后，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马祖巴的战败之辱。在意大利，报阿杜瓦战败之仇，就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令人显得扬眉吐气。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险，不费重大代价，轻易地巩固他本人的权力，或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威势，这似乎只有洗雪几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并且把阿比西尼亚并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国版图才能办到，此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和卑劣的，但是，想了解别国的观点，总不失为明智的事，所以或许可以把这些思想记录下来。
当我感到反抗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的进攻没受到非难，就将最后破坏国联作为集合各国力量的因素，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足以控制复兴起来的德国的威力以及可怕的希特勒的威胁。从国联尊严受到维护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多半要比意大利所能给予、保留、或让与的为多。所以，假使国际联盟准备用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来抵制墨索里尼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真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从各方面看来，英国似乎没有带头的义务。面对着德国的重整军备，英国必须考虑到自己因为丧失空中均势所导致的弱点，而且更须考虑到法国的军事地位。有一件事是明显而确定的：
如果英国充当领导，他就不能姑息，因为姑息手段，于国际联盟毫无用处，而对英国则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决裂对欧洲的法律和安宁来说是正当而必需的，我们就必须把他打倒。打倒了这个较小的独裁者，或许可以把所有的力量——这些力量现在仍然具有压倒优势——连结起来，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遏制那个较大的独裁者，以防止德国掀起第二次战争。
这些一般的感想，就是本章记述的序曲。
※ ※ ※
自从斯特雷扎会议以来，墨索里尼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的部署就日趋明显。对意大利这种侵略行为，英国的舆论显然是会加以反对的。在我们当中，那些认为希特勒的德国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类生存的人，都对当时被认为是一等强国的意大利竟然从我们这边倒向那边而感到焦虑。我记得有一次宴会，在座的有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达夫·库珀先生，那时库珀先生还只是一位次官，在这次宴会中，人们已明显地预见到欧洲均势上这种不幸的转变。大家提出一个计划，在我们当中请几位去见墨索里尼，对他说明，如果他发动侵略，在英国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什么结果。这件事情没有下文，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样，以为英国是一个已被吓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妇，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吓人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跟他要好的劳埃德勋爵曾注意到，当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发表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乔德决议时，曾给他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 ※ ※
7月11日，我在议会里表达了我的忧虑：
我们似乎已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自己像一只挂上铃子的羊或一位向导一样，正在向前走，领导着欧洲舆论，去反对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甚至有人建议我们采取单独行动。我听到外交大臣说，此说并无根据，才使我放心。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必须只根据其他各国都承认的义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和发言人的地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被要求去做超出我们的责任的事情……
在现在，确实有一团乌云笼罩着英意两国的深交旧谊；这一团乌云，我看是不易消散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确都希望它会消散。我们两国之间是有老交情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一件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事实，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当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的时候，它特别地要在条约上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不得导致它同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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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外交大臣请我和反对党领袖分别到外交部看他。
关于这些磋商的事情，已由政府公布了。霍尔爵士对我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已引起日益加甚的焦虑，并且问我，应该准备怎么样来反对它。我在答复之前，希望能多了解一些在两位大臣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内部的和个人的立场观点，便问到艾登的见解如何。霍尔说：“我去叫他来。”于是，几分钟后，艾登笑容可掬地来了，态度十分和气。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我说，我认为外交大臣·可·以·以·他·能·够·带·动·法·国·那·样·的·程·度·同·国·际·联·盟·一·起·来·反·对·意·大·利。但是我又说，他不应该给法国施加压力，因为法国同意大利订有军事条约，而且它还有对付德国的心事；所以在这种情势下，我并不认为法国会走得太远。于是我又谈到在勃伦纳山口的意大利军队，谈到没有防卫的法国南部防线以及其他军事形势。
一般地说，我坚决劝告各大臣不要使英国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走在前面。我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
※ ※ ※
在1935年的头几个月中，有人为了拥护集体安全和支持国际联盟盟约而组织了一次和平投票。这个计划受到国际联盟协会的赞许，但发起的人则基本上是由工党和自由党所支持的一个组织。所提的问题如下：
和平投票
一、英国是否应该仍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
二、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裁军？
三、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
四、国际协定是否应该禁止为私人谋利的军火制造及其贩卖？
五、假使有一个国家坚持要进攻另一个国家，那么你认为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联合起来采用（一）经济的及非军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来强迫他停止进攻？
6月27日宣布投票结果：一千一百多万人具名作肯定的答复。在起初，各部大臣对和平投票似乎有点误会。它的名称掩盖了它的目的。它显然是把裁减军备和抵抗侵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联在一起。有许多人认为它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其实恰恰相反，第五个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勇敢的政策，如果在这个时候加以实行，定可获得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塞西尔勋爵和国际联盟协会的其他领袖，在这个问题提出之时，正如不久事实所表明的，都愿意而且决心为正义事业而战，如果一切必要行动都是国际联盟所倡导的话。在以后几个月中，他们对事实的估计有了很大的变化。的确，在整整一年中，我极力使他们在我称之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上同我取得一致。
※ ※ ※
经过整个夏季，意大利的运兵船不断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军队和军需供应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亚东部边境一带。我在外交部谈话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8月24日，内阁作出决定，并宣布英国要遵守条约和国联盟约的义务。这就使地中海立刻出现危机；因为外交大臣最近才征询过我的意见，所以我认为应该请他把海军形势给我说清楚。
丘吉尔先生致霍尔爵士 1935年8月25日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谨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我们在1914年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舰队在什么地方？它们的情况很好吧？它们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它们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们是否安全？它们事先曾否接到戒备警告？不要忘记，你正在对一个可能不顾死活蛮干一切的独裁者施加极大的压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后两星期内某个时候，认为你有什么图谋，超过目前内阁所能预料的。当你正在谈论精确规定的明智的信条时，说不定他就会采取暴力行动；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诱惑物。
我在报纸上看到，地中海舰队正在离开马耳他开往勒旺岛。〔为舰队着想〕离开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为我知道马耳他完全没有防空设备。以亚历山大港等处为基地的地中海舰队，按统计的数字（这是我们所能依据的一切），比意大利海军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查一下大战以来两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建造情况。我觉得以现代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而论，我们的实力还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潜水艇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必须向海军部问清楚的问题，就是在勒旺岛的英国舰队的情况。它非常有可能使我们遭到惨败。它有足够的力量来自卫吗？要用大西洋舰队和本土舰队去支援，还得航行三千哩以上。在这些舰队开去与之会合之前，恐怕已经发生许多事情了。我并不怀疑，的确也不敢怀疑，海军部对这种部署是否用心研究过。我希望你将获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回答，使你感到满意。
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的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如果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那时要是我们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乔治·劳埃德现在和我抱一致的看法，他鉴于形势危急，认为我应该把这封信送交给你。我并不是要求你给予详细答复；我只希望海军部的部署确实使你感到满意。
外交大臣在8月27日的答复：
你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已经并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请你放心。你所提到的种种危险，我全都注意到了，我一定尽力注意，决不疏忽。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议或警告，请你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像这样的一种危险形势，你和任何人一样都很了解，对于目前我国防务的情况，至少在政府局外人士之中，你也和别人一样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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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是国际联盟事务大臣，与外交大臣地位几乎相等。他去日内瓦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在日内瓦召集了一次国联大会，商讨一项“制裁”意大利的政策，如果它进犯阿比西尼亚的话。给艾登先生指派这个职务以及这一职务的性质，使他把注意的重点偏重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视了。所谓“制裁”，指的是断绝对意大利的一切财政援助和经济供应，而把这种援助给予阿比西尼亚。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旦打起仗来，许多必要物资都得仰赖国外源源进口，因此这种制裁对它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艾登的热忱和他的发言，以及他所提出的原则，支配着这个会议。9月11日，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到达日内瓦，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对国际联盟的支持以及英国人民对集体安全的关切。国联盟约所包含的观念，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建立法治的迫切愿望，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良心的一部分。英国已经表明，它所要恪守不渝的不是别的什么特殊表示，而是国际联盟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来看，那就不但低估我们的信义，而且污损我们的真诚。国际联盟为了恪守它的明确的和鲜明的义务，对于集体维护盟约的完整，特别是对一切无故寻衅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集体反对，都给予大力支持。而我们英国是始终不渝地和国际联盟站在一起的。
虽然德国的事情使我十分焦虑，我国对事情的处理又使我不满意，但是，我却忘不了我在里维埃拉的阳光下读到这篇演说时所受到的感动。这篇演说激发了每一个人，轰动了全美国。它也使在英国那些大胆提倡正义与实力并重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这至少是一种政策。如果演说者在那时知道把他掌握的力量释放出来会多么巨大，恐怕他在当时就领导整个世界了。
这个声明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效力，在于它有英国海军作为后盾；在过去，凡是对人类的进步和自由确实具有重大作用的许多事业，也是如此。国际联盟似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操有一种永久性的武器。这就是国际警察的力量，依靠它的最高权威，实施外交上和经济上的种种压力或进行劝说。9月12日，即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胡德”号和“声威”号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还有第二巡洋舰队和一支驱逐舰队随同开到直布罗陀去。各方面都以为英国要用行动来支持它的言论。在国内，这种政策和行动立即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英国海军部对于在地中海究竟需要多少军舰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的，否则就不会发表这个声明，也不会调动舰队了。
在9月底，我在一个有影响的正统派组织卡尔顿俱乐部发表演说。我想给墨索里尼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会读到我的演说词的。我说：
违反整个世界的善良愿望，又没有制海权，就把一支由二十五万意大利优秀子弟组成的军队开到二千哩外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去，然后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很可能是一系列战役，攻击一个民族，而那块地区，又是四千年以来没有一个征服者认为值得去征服的，这确实是千古以来所未有的以国家前途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①
①参看我同格兰迪伯爵的谈话，附录（1）。
奥斯汀·张伯伦写信给我，对我的演说表示赞同。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1935年10月1日
你赞同我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这使我很高兴；但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年以来，我们请求法国同意大利和解，而现在我们又迫使法国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激烈的方法来领导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确有这么强烈的反感，那我们在两个月之前就应该对墨索里尼提出警告。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初夏的时候就逐渐增强地中海舰队的实力，让他知道问题严重。现在他会采取什么步骤呢？如果（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爆发，我预料人们的情绪会大大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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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墨索里尼并不因为英国海军为时已晚的调动而有所佩服，竟调动意大利军队去进攻阿比西尼亚。10日那天，在国际联盟的大会上，各主权国家以五十对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对意大利采取集体措施，并成立一个十八人委员会，为和平解决作进一步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发表了一项显得十分尖锐的明确的声明，他不说“意大利将以战争来对付制裁”，却说，“意大利将以纪律、节约和牺牲来对付制裁”。然而他同时暗示说，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这就是在英国解散议会并根据宪法举行大选的几个星期之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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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的流血，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国际联盟提出制裁，所有这些使英国工党内部发生动乱。工会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气质上根本不是和平主义者。坚强的工资劳动者一致表达了对意大利独裁者进行战争的强烈愿望，要求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制裁，必要时要出动英国舰队。他们在激愤的集会上发表激烈而粗暴的演说。有一次，贝文先生埋怨说：“用马车装载着兰斯伯里的良心，从会议到会议搬来搬去，实在使我厌烦极了。”议会许多工党党员都抱有职工大会的情绪。在更大的范围内，国际联盟协会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必须维护国际联盟的宗旨。
问题已涉及他们的和平投票的第五条。这里有一些原则，如果服从这些原则，即使终身拥护人道主义的人，也得准备赴死沙场，而且如果要赴死沙场，也就得去杀人。10月8日，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曾屡立战功的艾德礼少校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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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次全国的觉醒同鲍德温先生的看法和意向并不相符。大选后几个月，我方才开始对“制裁”所根据的原则有所了解。首相曾宣称，制裁意味着战争；其次，他决意不能再打仗了；第三，他决定采用制裁的办法。把这三个条件调和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的指导和赖伐尔的压力下，负责制定制裁方案的国际联盟委员会，把可能引起战争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军用物资，都不准运进意大利，一个洋洋大观的禁运项目已草拟出来。但是，维持在阿比西尼亚作战所必需的汽油却源源不绝、毫无阻难地运入意大利，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运汽油，就意味着战争。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却是世界主要石油供应国，它的态度虽然和善，但不明确。不但如此，停止向意大利运输汽油就势必停止向德国运输汽油。向意大意运输铝矿是严格禁止的；可是铝矿在意大利的矿产中几乎是唯一的、产量超过自己需要的金属。至于向意大利输入废铁和铁矿一事，则为了公众正义而坚决予以否决，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冶金工业只能利用少量的废铁和铁矿，而钢板和生铁又不受限制，因此这个规定对意大利并无多大妨碍。这样一来，这种声势浩大的措施，并不是一种足以使侵略国陷于瘫痪的真正制裁，而仅仅是侵略国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虽然名目繁杂，而事实上却适足以激发意大利的战争精神。所以，国际联盟对阿比西尼亚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碍于意大利侵略军队为原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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