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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国的大动荡——兴登堡与希特勒——施莱歇作为补缺者失败了——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希特勒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新主人——质量上的裁军——1932年的德国——1933年英国空军预算——军备状态的均等——“麦克唐纳计划”——“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历险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一些聪明的朋友——马尔巴罗的古战场——“普齐”——保守党的态度——远东的危机——日本进攻中国——责有攸归。
①四年后，精通《圣经》的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引用《圣经》上一个生动的说法，把他接任工作的前一段凄凉的时期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旧约》约珥书，第二章，第25节〕。（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上台，德国已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译者
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的政府，而实际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他毕生致力创设的工党发生分裂，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在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人占优势，因此，他虽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觉得清闲。鲍德温先生宁取实权，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后掌握大权。外交大臣一职由约翰·西蒙爵士担任，他是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继斯诺登先生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而大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领导之责。在这个政府从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这四年多的执政时期内，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已翻转过来了。
在新议会第一次集会时，政府要求对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动议：
该政策并不规定本院必须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规定来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领宪法……而且在这个期间，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问题都不得有损议会为了维持印度帝国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担负的根本职责。
我这一次发言长达一个半钟头，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但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后来对于国防问题一样，不论人们怎么说，也不会有些微的变异。在这条次要的东方道路上，我们现在也走到了可怕的尽头：几十万可怜的人民，本来只期望在和平与公正的情况下谋生，现在却陷于厮杀之中。我大胆向各党的不了解情况的议员们说：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我们在议会的休息室里，仅能召集四十多人与下院三个政党相对抗。这必须视为在这条下坡路上的一个不幸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德国全境在动荡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来。
在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下台后的一年之内，出现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将军施莱歇，向来都一直企图凭机诈和阴谋来统治德国，但是现在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继布吕宁任总理的巴本，希望取得兴登堡周围亲信和国会内极端国家主义派的支持。7月20日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被迫下台。巴本的对手正在积极图谋夺取权力。按照施莱歇的盘算，夺取权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长的名气和势力的后面，正在冲击着德国政治的那些阴暗和隐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运动成为德国陆军的驯服的仆人，并由此而使两者都归入他的掌握。施莱歇同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接触，开始于1931年，至第二年就发展为施莱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间的更为正式的关系了。这两个人要取得政权，其唯一的障碍看来就是巴本以及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总统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进一步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在这位领袖的背后，有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的支持。只要他开口，想必有显赫的官职。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和向罗马进军前夕墨索里尼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并没有理会最近的意大利历史；他有兴登堡的支持，并无辞职之意。高年的元帅接见了希特勒，但并没有产生好印象。“这个人想当总理？我可以委他当个邮政局长，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头像的邮票。”希特勒在宫廷的圈子里，并不具有他的竞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势力。
在国内，广大的选民浮躁不安，彷徨而无所适从。1932年11月，德国全境举行这一年内的第五次选举。纳粹党在选举中失势，由二百三十席减到一百九十六席，共产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被削弱。也许施莱歇将军可以完全用不着他了。这位将军获得了兴登堡的谋士们的赞助。11月17日，巴本辞职，施莱歇继任总理，但这位新总理比较适合于在幕后操纵，却不擅长于公开执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现在联合起来反对他；而共产党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纳粹党格斗，另一方面又用罢工同政府作斗争，这更使施莱歇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巴本运用了他个人对兴登堡的影响力量。为抚慰希特勒，把希特勒推出去做官，负起责任，这岂不是最妙的办法吗？兴登堡最后勉强同意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那些将会或可能会反对新秩序的人不久就尝到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国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在全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褐衫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负责办理的。这是为下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的最厉害的敌人——共产党。组织选举运动是戈培尔的工作。他当然是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
但是，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对希特勒主义不愿接受，或坚决反对，甚至是积极反对的。选举的结果，共产党获得八十一席，有许多人在徬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党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的与希特勒结成同盟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五十二席。为数较少的右派中心集团分得三十三席。纳粹党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二百八十八席。选举结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得以操纵国会。希特勒不择手段，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能在德国选民中得到这一多数选票。按照通常文明国家议会政治的情况，这样庞大的少数，对国家是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本身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的。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现在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墓陵的驻军教堂内召开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征德国威力绵续的陆军代表和复兴的德国的新显贵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3月24日，国会的多数压倒或压服了一切反对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四年为期。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搞得兴奋热烈，欢欣鼓舞的国社党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火炬游行。当队伍经过他们的领袖面前，行异教徒式的敬礼。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知战败痛苦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希特勒从失败的深渊唤起了潜伏在欧洲这一个人数最多、最有作为，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隐蔽而狂暴的愤怒。他召来了一个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则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至于如何以难以想象的残暴和凶狠下流的手段来形成这种仇恨与暴政的机构，以及如何使这种机构趋于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的只是，在这个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可怕事实：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正当德国发生这些极其严重和不祥的变化的时候，麦克唐纳—鲍德温的政府迫于财政危机，却认为必须在若干时期内把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大大削减和限制。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则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心地致力于胜利者的裁军，使之减缩到同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裁军相等。他们曾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法国方面，虽然它的政治状态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它却坚定地保持法国的陆军，把它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这种态度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受到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去面对事实，而且这股逆流又是十分强大的。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废止两类的新的划分界线。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这种说法适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
外交大臣告诉我们，要把武器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范畴是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进攻，也可以用作防御；既可以由侵略者来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无辜的受害者来使用。为了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说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个罪恶的范畴。但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达到高潮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些武器。重炮被称为“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设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质是属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战场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当然会被搬到战场去的——它就立刻变成恶劣的、罪恶的和黩武的了，而且必须被视为人类文明所不允许的。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一百五十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比较正确的分类，我想，应该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漫无目标的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导致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导致远离战场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儿童的伤亡。在我看来，这才是在日内瓦开会的各国有希望获得谈判结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国空军预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对于当前局势的演变完全缺乏认识。我不得不说话了（1933年3月14日）：
我听到次官说，我们只是居第五位的空军国家，十年计划要推迟到明年才实行。我深感遗憾。我听到他自豪地宣称空军部在本年内没有成立过一个新单位，这使我引以为忧。事态的发展使这些想法越来越显得荒唐。我们应该听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强我们的空防建设。
※ ※ ※
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之下，英国的舆论显得越来越放松对德国的戒备。1931年7月21日，法国毫无结果地在一个备忘录中正确指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继德国单方面废除军备之后，各国将实行普遍裁减军备这个一般性的保证，并不构成一种条约义务，更不是不管时势和环境如何都必须强制履行的义务。然而，当1932年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权利的一切限制时，竟得到英国报纸的有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适时补救”。《新政治家报》称之为“对各国平等的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这就是说，应该准许七千万德国人重行武装，准备战争，而最近一次艰苦战争中的胜利者却不许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是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法国与比其几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国之间的平等！
英国的姿态给德国政府壮胆，他们把这种姿态看作是民主和议会制的社会给一个北欧种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软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颓废性。他们有希特勒的民族运动为其后盾，采取了一条傲慢的路线。七月间他们的代表团挟起公事包，退出了裁军会议。此后，用好话来劝请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就成了胜利的协约国的主要政治目标。十一月，在英国的持续的重大压力之下，法国提出了名称有欠公允的“赫里欧计划”。计划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欧洲国家的国防军改编为短期服役并在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的军队，承认各国地位平等，但并不一定要接受实力平等。不过既然承认了地位平等，则无论在原则上和事实上结果也得接受实力平等。这使协约国政府可以给德国提供“在保障各国安全的体制之下的平等权利”。
法国在某些幻想性质的保证之下，勉强接受这个没有意义的公式。这样，德国就同意回到裁军会议上来。这件事被歌颂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和平胜利。
英国政府受流行的舆论的推动，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个以其发起和草拟者命名的“麦克唐纳计划”。它以接受法国的短期服役军队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时规定服役期为八个月），并进而为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规定确定的人数。法国的陆军应由平时编制的五十万人减为二十万人，而德国则应扩充到与这个数字相等。德国此时的军事力量，虽然还缺乏受过训练的大量后备队伍，因为这是只有靠逐年征召一定数额人员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国可能已经有了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半武装的热心的志愿兵，他们从改装的和部分改装的工厂里得到许多最新式的武器来装备。
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法国也同英国一样，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国军队的大炮，事实上都已按照和约炸成碎片。麦克唐纳先生为了补救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提议把机动炮队大炮的口径限为一百零五公分或四点二时。现有口径六吋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后的补充替换必须以四点二时为限。英国的利益与法国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议举行新的海军会议时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德国不准保有军用飞机，但三个协约国都得把空军裁减为每国只能有五百架飞机。
我对这种损害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法德两国搞成平等的企图深为不满；1933年3月23日，我在议会说：
我怀疑现时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我不认为法国会表示同意。他们对于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他们一些邻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关切。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许多人也这么说了。当我们看到德国的情形，当我们以惊讶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黩武精神的喧闹动乱，残忍地虐待少数派，废除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正常保障，仅仅以种族为理由迫害大批人——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赋、最有学识、科学最发达的强大国家时，我们不得不引以为幸的是，是德国尽情发泄的这种凶恶的情绪，除了向他们自己发泄之外，还没有向别的地方发泄。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时候，要求法国把军队减去一半，而德国则增加一倍，要求法国把空军减少一半，而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这个提议，至少在目前，法国政府很可能认为有点不合时宜。计划中关于陆军和飞机的实力所规定的数字，保证法国所能有的飞机数额，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飞机数额相等，而对于德国所能有的空军力量，却没有给予规定。
在同年4月，我又说：
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平等，我们听有人说，“你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得有。”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是不同意的。
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然而，只要德国在它的怨恨和不满还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大战后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德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国家，从而使我们享有安全保障。所有这些，现在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有的是最严酷的独裁。有的是军国主义和唤起各种战斗精神的方式，如从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决斗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学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况。有的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现在先放下德国，来谈谈法国吧。法国不仅是在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还是一个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是几个国家和民族联成的体系的领袖。它是从比利时绕弯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整个新月形地带中各个小国的保证人和保护者。它们全都指望着法国。如果英国或其他大国采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国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安全的步骤，那么，所有这些小国就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它们害怕这个在中部的保护力量会被削弱，如果这样，它们就只好俯首听命于那个条顿人大国了。
如果人们认为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对于由尊敬的先生们来组成的负责政府竟然会采取这些行动，而舆论界也竟然会这样一窝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难令人理解了。这好像蒙了一床鸭绒被，捂得令人窒息。记得当我在下院中说到“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时，我特别注意到各方面议员们脸上那种难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唇舌。
但是法国顽强地坚持，必须过四年之后才销毁他们的重武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在即将签订的一项文件中明确规定销毁他们的大炮。法国答应了。1932年10月14日约翰·西蒙爵士对前几个星期德国改变态度一事埋怨一阵之后，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草案。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现在已任总理并成为德国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权力就发出了各项命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军事训练营或工厂，都大胆向前赶。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巩固。他甚至懒得理会向他提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建议。他以轻蔑的态度命令德国政府一起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命运。
※ ※ ※
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有，但在这个可悲的时期里，他们也确实反映了两国议会的意见。美国也逃不了历史的责难。他们只顾自己的问题，专心致志于自由社会的各种各样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张大嘴呆看着，以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为数相当多的精明干练而素有训练的美国官员，虽有他们自己的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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