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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tic evolution, tychasm）、“必然演化”（anancastic evolution, anancasm）、“神爱演化”（agapastic evolution, agapasm）。只认为上述演化模式之一成立的学说可称为“强偶成论”（tychasticism）、“强必然论”（anancasticism）、“强神爱论”（agapasticism）。不否认其他模式成立，而认为它们在宇宙中各有其作用的学说可称之为“弱偶成论”（tychism）、“弱必然论”（anancasm）、“弱神爱论”（agapism）。
所有三种演化模式由相同的一般元素组成。这在神爱演化上表现得最清楚。在这里，好的结果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母体的自发能量传递给后代，另一个是后代把握关于自身的总体观念，从而促进总体目标的倾向。为了表达必然演化、偶成演化与神爱演化之间的关系，我要借用一个几何学术语。如果一条直线穿过一个椭圆，就会形成某种立方次曲线，因为立方次曲线就是与一条直线有两个交点的曲线。现在，再加入一条曲线，与椭圆有两个交点，与上一条直线有一个交点。此时，这个椭圆可能就不再是立方次曲线了。比方说，它不存在反曲异向，并且有了两个端点。几何学家将之称为退化立方。就像这样，必然演化和偶成演化都是神爱演化的退化形式。
那些试图调和达尔文主义与基督教的人会说，偶成演化与神爱演化一样依赖创生，所保留的形态乃是明智地应用了其传递的自发性，从而能够与其原本的形态和谐存在，进而与基督教体系相符。没错！这只是说明了就像爱不能有对立面，而只能拥抱与之相反的事物一样，偶成演化只是神爱演化的一种退化形式。只不过在偶成演化的过程中，进步完全取决于顺手牵羊的仆人与偷吃被抓的仆人之间的分布，就像赌桌上的赌徒之所以钱多了，完全是因为有些人赔光后退出了一样。它让对绵羊好的恰好对山羊坏，反之亦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在真正的神爱演化中，进步的发生来自对心智连续性所产生的创造迸发现象的积极同感。这正是强偶成论无法解释的地方。
强必然论者可能会提出反对，声称在这一点上，自己的理论与神爱演化相符，而与偶成演化相悖。根据这种理论，发展是遵循着特定阶段的，有着必然的起落和方向，同时在整体上倾向于形成注定的完善。这种宿命恰好反映了内在向善的倾向。我不得不承认，从广义上来看，必然演化是可以接纳为神爱演化的一种的。有些形式的必然演化很容易被误认为真正的神爱演化。黑格尔派哲学家就是这种强必然论的代表。这套体系有启示宗教，有连续性原则（虽然前面已经说过，它在这一点上是不完善的），也有“反思”，在整体上是卓越的，几乎可以说是崇高的。但是，毕竟在其研究方法中遗漏了生命的自由。历史整体的行进就仿佛推力驱使下的引擎，具有盲目而神秘的命运，最终达到崇高的目标。我的意思是，如果它可以实现的话，那是很好的；但事实上，它只是名不副实的“永动机”。即便它能像自身所宣传的那样运作，我们依然只能接受该哲学。但是，我也从没见过如此长的论证链条————我能否说每个论证环节都有缺陷————不，每个环节都是一把沙子，最后这些沙子被堆成了一个梦幻。或者说，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哲学模型。如果我们应用其中包含的珍贵之处，也就是概念，引入偶成演化，那么其每个步骤都隐含了任意性，并使之支持最关键的自由，也就是爱之精神的呼吸。这样我们也许能够产生真正的强必然论，而这正是黑格尔的目标所在。
区分方法
根据事物的本质，三种演化模式之间的界线不是十分清晰。这并不妨碍演化的真实性，或许这正表明演化是真实的。按照事物的规律，三基色（红、绿、蓝）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尽管如此，它们确实有所不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演化元素是否确实起着作用？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元素各自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
我打算用简短的篇幅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与人类思想的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为方便读者起见，我首先尽可能简短地定义思想发展的三种可能模式，同时区分两种必然演化的模式和三种神爱演化的模式。思想的偶成发展在于习惯性想法在不同方向发生了轻微偏离，这些新的偏离无足轻重、毫无目的，既不受外部条件的约束，也不受逻辑力量的限制，会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往往使其中一些而非其他的偏离想法固定成习惯。必然演化由新想法组成，采纳这些新想法时并不考虑它们的未来发展趋势，但它们却需要具备一种特性。确定这一特性的原因要么是心智外部的，例如变化了的生活环境；要么是心智内部的，是已被接受的想法的逻辑展开，例如推衍。神爱演化既不像偶成演化中那样全然不假思索，也不像必然演化那样借由环境或逻辑的力量盲目发展，而是凭借思想本身的吸引力而接受某些心理倾向。在头脑接受该思想之前，它的性质已经由通感的力量预示了，这根源于心智的连续性。这种心理倾向或许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可能以其共性影响整个人或整个群体，并由此传达给予该群体有强烈通感的人，尽管他们在知识层面可能无法通过个人理解来实现这一想法，或者甚至可能无法有意识地理解它。第二种类型可能直接影响到某个人，然而即使如此，这个人也只是凭借对身边人的支持，在思想的惊人经历或显著发展的影响下能够理解这个想法，或是欣赏它的独到之处。使徒保罗的转变就是一个例证。第三种类型通过作用于某人的思想偏好，即使此人尚未理解，也能够造成对他情感偏向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天才预见”的现象，因为这就是常人思维与上帝之间应有的连续性。
我们接下来讨论如何在自然界的事物中区分这几种演化类型。事物的规律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从事物的本质来说，不同类别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然而，我们可能找到定量表征，通过这种定量表征，明智而适当地评判人性，或许能够估算出不同类别的影响混合在一起的近似比例。
如果人类思想的历史演变是随机的，它就应该通过无意识或细微的步骤演变，因为这就是由偶然形成规律现象的性质。例如，假设1880年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成年男性中，身高低于5英尺4英寸的人占1/4，身高高于5英尺8英寸的人也占1/4。那么通过概率原则，在整个人口中，我们应该得出：
216人低于4英尺6英寸 216人高于6英尺6英寸
48人低于4英尺5英寸 48人高于6英尺7英寸
9人低于4英尺4英寸 9人高于6英尺8英寸
不足2人低于4英尺3英寸 不足2人高于6英尺9英寸
我列出这些数字是为了表示，几乎没有任何大大超出一般规律的事例是偶然发生的。虽然身高为5英尺4英寸和5英尺8英寸之间这4英寸内的人只占一半，但如果把区间的上下界分别扩大4英寸，那么几乎所有出生在美国的800多万白人男性（1880年）就几乎都可以被包含进去了，除了仅仅9个身材高于上界的人和9个身材低于下界的人。
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基于细微变化的检验，那么偶成演化就会被绝对地否定；如果通过了，那么必然演化就会被否定，而神爱演化并不会。我们想要一种只满足于偶成演化的正面检验。无论在何处，我们发现人的思想与激励他们开始思考的决心难以察觉地突然对立起来，尽管他们的欲望达到了顶峰，在那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偶成行为发生了。
思想史学者们学识渊博，让我这种水平有限的学者心中充满了羡慕，羡慕又因欢快的敬佩而变得愉快。他们坚持认为，想法刚一出现时是怪异的，并且可能仅仅是异想天开，原因是这些想法还没有经过批判性的审视。不论何时何地，发展都是渐进的，因而难以清楚地辨认出最初是什么人做了什么。随之而来的是，偶成发展成为知识前进的唯一方法。我必须承认，我不能如此解读历史。我不禁想到，偶成演化有时确实在发挥作用，但有的时候，由不同的人独立完成、建立在同样基础上的巨大进步也被误认为一个个微小前进的序列。这些学者不愿意承认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真实的、本质的“精神”。在曲解的且没有仔细审视的印象下，他们可能因此形成野蛮的、违背人性的假设。相反，我觉得这可能与个人思维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思想的历史发展很少是偶成的，充斥着落后而野蛮的运动。我希望自己的发言尽可能谦虚，符合自己逻辑学者的身份。逻辑学是人类思想的一个至为广阔的领域，而研究它的人只能从宏观上做一纵览，只有凭着最精熟的技能才能带来些微价值。但是，我毕竟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非转述他人的观点。以我个人拙见，偶成论最大的势力就是基督教的历史，从君士坦丁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再到爱尔兰建起修道院的时代，这之间过了大约500年。几乎可以肯定，最初使人们接受基督教的美与善的，是外部环境而非其他因素。当时的外部环境极其恶劣，社会被无情的贪婪与铁石心肠的人弄得土崩瓦解，罗马人让世界陷入了可怕的堕落。然而，也是那个同样的事实，而非其他外部环境，助长了人们对邪恶世界的怨恨。在朴素的《马可福音》中丝毫看不到对外物的诅咒。最起码，我在其中关于亵渎圣灵的言论中都没有发现这一点，丝毫没有谈到复仇。甚至在《以赛亚书》的结尾都没有。要知道，《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可是“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焰是不灭的”。但是，那种怨恨一点一点地增加，直到《新约》的最后一篇，在作者笔下，基督总是在说自己要来拯救世界，神秘的计划要毁灭一切人类（除了微不足道的14000人），把他们投入硫黄里，令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然后转过身来说，“以后再没有咒诅”。说这种话时的笑容是麻木的假笑还是恶魔般的笑容呢？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约翰并没有描写这个笑容。但就是他的“福音”讲述了“使死者复活来继续受苦”————也就是说，让他们醒过来，好继续受折磨————但是，无论如何，《启示录》都是一部非常古老的作品。人们能够明白，早期的基督徒就像人们用尽全力试图攀爬一个陡峭倾斜的湿滑土坡。他们生活中最深刻、最真实、使得心灵和头脑有了生气的元素是博爱。但是，在违反自己意志的情况下，他们一点点、一步步滑向偏狭，人们对此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种偏狭不知不觉地增长，直到大约公元330年，圣马可纯洁正直的光辉精神被大大地玷污，以至于优西比乌（相当于今天的贾里德·斯帕克斯）在《教会史》的序言中宣布自己的意图是夸大每一件可以为教会带来荣耀的事，并且压制任何可能玷污教会的事情。拉克坦提乌斯与优西比乌大约同时代，是拉丁语区的人物，他做得更加过分。于是黑暗越发黑暗，直到那个世纪末之前，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西奥菲勒斯摧毁[70]；直到两个世纪后，大格里高利烧毁了伟大的罗马图书馆，宣称“无知是虔诚之母”，（这正如压迫和不公正是灵性之母的道理一样）；直到今天，对教会状况的清醒描述仍被一些不太友好的报纸评论为“不宜发表”。运用上述测试显示，这场运动完全是偶成的。另一个规模小一些但迅猛程度远胜于此的类似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研究它的文献能装满一整个图书馆。
必然演化是连续的，当然中间可能会有停顿。原因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被推翻的思想习惯由紧接着最强有力的思想习惯取代，而后者肯定与前者在很多方面都迥然不同，有时更是截然相悖。它让人想起我们从前的规则————排名第二的总统候选人自动担任副总统。这个特征因而将必然演化与偶成演化明确地区分开来。必然演化与神爱演化的区别在于，它是没有目的的。但是，外部与内部的必然演化必须分开审视。在外部环境压力下取得的发展或剧变的演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可置疑的。它在强度上有无数个等级，从暴力和战争————战争不止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思想潮流————到确凿的事实，或者被众多人误认为确凿的事实。在这样的历史面前，唯一能够存在的犹豫就是对数量的不确定。外在因素从来都不是唯一影响思想的因素，因此要想看一个运动是不是主要由外力影响，是否值得为它设定法则，这是一个具体判断的问题。在中世纪思想的兴起过程中，我是指经院哲学和伴随发展起来的艺术，十字军东征以及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被发现无疑有强大的影响。从罗塞林到大阿尔伯特，教育随着对亚里士多德的不断认识而发展。伯兰特认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并且很少有人比卡尔·伯兰特读过的书更多。尽管他草率地做出判断，但他已经做了具体扎实的工作。然而，在一群经过定期组织并遵守相应规则的学者去系统地探索并消化事件的全貌之前，我们甚至不能很好地理解教育。但是，至于我们现在特殊考虑的那个时期，那个罗马式建筑兴起的时代，文学是容易被掌握的。当时的作者盲目地信奉权威，而这是与伯兰特的说法不相吻合的。此外，他们在一切研究活动中都贯穿着一个先定的明确目的。因此，我不能把这个时期的教育作为一个纯粹的思想必然演化的例子，必然演化似乎相当于思想元素中的氟气。最近，日本人接受了西方思想或许是它在历史上最纯粹的例子。然而，它其中也混杂了其他的元素。如果将研究外部事实影响之下的思想发展视为外部必然演化，它就处于外部和内部形式之间的边界上————当然，这是现代学术中的最主要元素。但是，韦威尔对于科学评论史的见解太过无知，让人无法领会，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在那个方面，它也还远不能产生压倒性的重要影响。
内在的必然演化，或者叫逻辑展开，按预定的路线前进，既无法预见其被送往何处，也无法操纵其进程，这是哲学发展的规则。黑格尔最先让世界了解了这一点。他企图使逻辑不仅成为主观引导和思维模范（这曾是他之前一直以来的抱负），还要成为思想的主要源泉，并且不仅仅是个人思想的源泉，而是集体探讨的源泉，是思想发展历史的源泉，是一切历史的源泉，是一切发展的源泉。这包含一个显而易见的正面错误，让所讨论的逻辑成为一切可能的逻辑，一个必要推论的逻辑或可能推论的逻辑（也许可能形成适合任一逻辑的理论）。无论如何，它假定逻辑本身足以确定从给定的前提条件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因为，除非黑格尔式的逻辑会这么做，否则它不足以解释单个的推理为什么应该恰好选择它所选择的进程，更不要说其他发展了。它由此假设，由给定的前提条件，逻辑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并且没有任何余地可供自由选择。由给定的前提，逻辑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逻辑学家将注意力局限于思想的孤岛，与相关项无关。而在相关项的逻辑中，它并不适用。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如果历史的演变有相当一部分内部必然演化的性质，那岂不与个人发育相似？对于个人来说，33年是一个自然的时间单元，虽然它只是一个粗略值。这是一个人能否贡献力量的平均时长。那么，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被另一场运动所取代，也应该有一个周期。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得到。我们以罗马政权的发展为例，这是一个足够长的过程。大事年表如下所示。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
公元前510年，驱逐塔奎尼乌斯。
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
公元962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
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最后一个事件是世界历史上较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之一，尤其是对于意大利历史来说。它们的间隔时间为243年、483年、503年、486年和491年。除了第一个数字是其他数字的一半之外，所有数字都惊人地几乎相等。连续几位国王的在位时间一般可就没有这么大的规律性了。再来看看思想史。
公元前585年，泰勒斯观测日食。希腊哲学发端。
公元30年，耶稣受难。
公元529年，雅典学园关闭。希腊哲学终结。
公元1125年，（大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兴起。
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现代科学发端。
它们的间隔时间为615年、499年、596年和418年。接下来是形而上学。
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
公元1274年，阿奎那去世。
公元1804年，康德去世。
它们的间隔时间为1596年和530年。前者的间隔大约是后者的3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们不能彻底地得出任何结论。同时，这些数字似乎暗示，存在一个大约500年的自然周期。如果存在独立证据的话，那么我们注意到的这些间隔可能会获得重大意义。
如果存在神爱性质的思想演化，其特点就应该是目的性，这里的目的就是思想的发展。凭借思想的连续性，我们对神爱思想演化应该有直接的敏锐或同情的理解和认可。我在此认为神爱思想演化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去年7月发表于《一元论者》的“心智之规律”中已经提出论据来证明这种思想的连续性。即使这些论据本身并不令人信服，但如果它们能够因为思想史上明显的神爱演化而夯实，那么双方就会相互印证。我相信读者有着扎实的逻辑知识根基，不会把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误认为是循环论证。如果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这样的实体是独立存在的，并且不能仅凭个人的智慧来解释这一现象，那么它就能够同时证明强神爱论和连续性原则。我必须承认还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明。但我相信能够提出这样的论据，来确认那些从其他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我相信，所有伟大的思想成就都超出了独立个人的能力。我还发现，除了从连续性原则和许多伟大思想运动的目的性获得的支持以外，这些思想是那么崇高，并且同时独立地发生在许多天赋寻常的个人身上，这也给了我相信神爱论的理由。在我看来，在高耸的哥特式建筑的几座伟大的成就中都有这样的特性。哪怕是现代建筑师中最渊博、最有天分的人，他们对哥特式建筑的模仿都显得很平淡，就连设计者自己也这样认为。然而，在哥特式建筑风格存在的时代，能够建造这类雄伟而富有力量的建筑作品的人不计其数。在不止一种情况下，现存文献表明，大教堂在选择建筑师时，会将较高的艺术天赋视为次要考虑的因素，好像他们根本不缺有这种才华的人，结果证明他们的信心是正确的。那么，那些时代的人真的就总体上拥有这样崇高的本性和较高的智力吗？我们稍做考察即可改变这种看法。
如今的中年人见证过多少次独立且几乎同时完成的伟大发现啊！我记起的第一个例子是勒韦里耶和亚当斯对天王星外的一颗行星做出的预测。尽管我们有理由把能量守恒定律看作科学最伟大的发现，然而人们根本不知道是谁提出了它。1850年2月，在这同一个月里，兰金和克劳修斯都提出了热力学理论。如今一些声名显赫的人把这伟大的一步归功于汤姆森[71]。气体动力学理论是由约翰·伯努利提出的，之后虽然被遗忘了，但又迎来了复兴，它不仅被用于解释波义耳定律、查理定律和阿伏伽德罗定律，还至少分别被三位物理学家用来解释扩散与黏度。众所周知，自然选择学说是由华莱士和达尔文在英国协会的同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达尔文的《历史大纲》后来成为《物种起源》的再版前言。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在他与华莱士之前已经提出了这一学说。光谱分析方法是斯旺和基尔霍夫都提出来的，或许还有人更适合赢得这一殊荣。“元素周期表”的著作权在俄罗斯人、德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引起了争议，尽管主要功劳属于俄罗斯人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几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足为奇的是，电报应该是由几位发明者独立发明的，因为它是很容易从之前取得成功的科学事实中衍生出来的。但电话和其他几种发明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乙醚是第一种麻醉剂，由三名新英格兰医生独立提出。如今，乙醚已经风行一个世纪之久了。三个世纪之前的一本药典中就记载了乙醚。要是人们当时还不了解它的麻醉能力，那也是太不可思议了；而实际上，当时人们就知道了。从巴兹尔·巴斯瓦伦丁的时代开始，它可能就是一个口耳相传的秘密了。但是长久以来，它只被当成荒唐人的秘密。多年来，新英格兰的男孩们用它寻开心。为什么当时乙醚没有被用在正道上？说不出理由。我们只能说，把它用在正道上的动机不够强大。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是渴望获得利益，同时为公众谋福利。慈善事业推行之时大约在1846年，那时它无疑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而这个在19世纪推崇的“感伤主义”，或者叫“情感主义”，已经经历了趋于成熟的过程。因而，尽管它不似从前那么强烈，但比起已经受它影响的人而言，更可能影响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人。使用乙醚的三方面动因可能都受到了欲望的影响，但是它们显然也都受到了神爱性质的影响。
我怀疑把伟大的发现完全归功于个人是否正确，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持有这种疑问。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又如何解释思想的连续性和神爱论呢！我不想太费力气。如果思想家们只能被说服才能放弃偏见，然后专心致志地研究这一学说的论据，我将心满意足地等待这最后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