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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至于这等生物现象的有次序的继承和进展依据什么自然法则或次级原因，我们还一无所知。”
1858年他在“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演讲时曾谈到，“创造力的连续作用，即生物依规定而形成的原理”（第51页）。当谈到地理分布之后，他进而接着说，“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如下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即新西兰的无翅鸟（apteryx）和英国的红松鸡（red grouse）是各自在这些岛上或为了这些岛而被分别创造出来的。还有，应该永远牢记，动物学者所谓他‘创造’的意思就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过程’。”他以如下的补充对这一观念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当红松鸡这样的情形“被动物学者用来作为这种鸟在这些岛上和为了这些岛而被特别创造的例证时，他主要表示了他不知道红松鸡怎样在那里发生的，而且为什么专门限于在那里发生；同时这种表示无知的方法也表示了他如下的信念：无论鸟和岛的起源都是由于一个伟大的第一“创造原因”。如果我们把同一演讲中这些词句逐一加以解释，看来这位著名学者在1858年对下述情况的信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即他不知道无翅鸟和红松鸟怎样在它们各自的乡土上发生，也就是说，不知道它们的发生过程。
欧文教授的这一演讲是在华莱士先生和我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在林纳学会宣读（下详）之后发表的。当本书第一版刊行时，我和其他许多人士一样，完全被“创造力的连续作用”所蒙蔽，以致我把欧文教授同其他坚定相信物种不变的古生物学者们放在一起，但后来发现这是我的十分荒谬的误解（《脊椎动物的解剖》 ［anat. of vertebrates ］，第三卷， 796页）。在本书第五版里，我根据以“无疑的基本型（type-form）”为开始的那一段话（同前书，第一卷，35页），推论欧文教授承认自然选择对新种的形成可能起过一些作用，至今我依然认为这个推论是合理的；但根据该书第三卷 798 页，这似乎是不正确的，而且缺少证据。我也曾摘录过欧文教授和《伦敦评论报》（london review ）编辑之间的通信，根据这篇通信该报编辑和我本人都觉得欧文教授是申述，在我之前他已发表了自然选择学说；对于这一申述我曾表示过惊奇和满意；但根据我能理解的他最近发表的一些章节（同前书，第三卷， 798 页）看来，我又部分地或全部地陷入了误解。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其他人也像我那样地发现欧文教授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是难于理解的，而且前后不一致。至于欧文教授是否在我之前发表自然选择学说，并无关紧要，因为在这章《史略》里已经说明，韦尔斯博士和马修先生早已走在我们二人的前面了。
小圣提雷尔（m. lsidore geoffroy saint-hilaire ）在1850年的讲演中（这一讲演的提要曾在《动物学评论杂志》［revue et mag. de zoolog，1851年7月］上发表），简略地说明他为什么相信物种的性状“处于同一状态的环境条件下会保持不变，如果周围环境有所变化，则其性状也要随之变化”。他又说，“总之，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观察已经阐明了物种的有限的变异性。我们对野生动物变为家养动物以及家养动物返归野生状态的经验，更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经验还证实了如此发生的变异具有属的价值”。他在《博物学通论》（1859年，第二卷，430 页）中又扩充了相似的结论。
根据最近出版的一分通报，看来弗瑞克（ freke ）博士在1851年就提出了如下的学说，认为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原始类型传下来的（《都柏林医学通讯》［dublin medical press，322页］。他的信念的根据以及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同我的完全不同；现在（1861年）弗瑞京博士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依据生物的亲缘关系来说明物种起源》，那么再费力地叙述他的观点，对我来说就是多余的了。
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先生在一篇论文（原发表于《领导报》[leader]，1852年3月。1858年在他的论文集中重印）里非常精辟而有力地对生物的“创造说”和“发展说”进行了对比。他根据家养生物的对比，根据许多物种的胚胎所经历的变化，根据物种和变种的难于区分，以及根据生物的一般级进变化的原理，论证了物种曾经发生过变异；并把这种变异归因于环境的变化。这位作者还根据每一智力和智能都必然是逐渐获得的原理来讨论心理学。
1852年，著名的植物学家Ｍ．诺丁（naudin）在一篇讨论物种起源的卓越论文（原发表于《园艺学评论》［revue horticole ］，102 页，后重刊于《博物馆新报》［nouvelles archives du museum ］，第一卷，171 页）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认为物种形成的方式同变种在栽培状况下形成的方式是类似的，他把后一形成过程归因于人类的选择力量。但他没有阐明选择在自然状况下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就像赫伯特教长那样地，他也相信物种在初生时，其可塑性比现在物种的可塑性较大。他强调他所谓的目的论（principle of finality），他说，这是“一种神秘的、无法确定的力量，对某些生物而言，它是宿命的；对另外一些生物而言，它乃是上帝的意志。为了所属类族的命运，这一力量对生物所进行的持续作用，便在世界存在的全部时期内决定了各个生物的形态、大小和寿命，正是这一力量促成了个体和整体的和谐，使其适应于它在整个自然机构中所担负的功能，这就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4
1853年，著名的地质学家凯萨林伯爵（count keyserling）提出（《地质学会会报》［bulletin de la soc. geolog］，第二编，第十卷，357页），假定由瘴气所引起的新病留经发生而且传遍全球，那么现存物种的胚在某一时期内，也可能从其周围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分子那里受到化学影响，而产生新类型。
同年，即1853年，沙福赫生（schaaffhausen）博士发表了一本内容精辟的小册子（《普鲁士莱茵地方博物学协会讨论会纪要》［verhand. des naturhist, vereins der preuss rheinlands］），在那里，他主张地球上的生物类型是发展的。他推论许多物种长期保持不变，而少数物种则发生了变异。他以各级中间类型的毁灭来说明物种的区分。“现在生存的植物和动物并非由于新的创造而脱离了绝灭的生物，而可以看做是绝灭生物的继续繁殖下来的后裔。”
法国的知名植物学家Ｍ．勒考克（lecoq. ）在1854年写道（《植物地理学研究》 ［etuides sur geograph，bot．］第一卷，250页）：“我们对物种的固定及其变化的研究直接引导我们走入了二位卓越学者圣提雷尔和歌德所提倡的思想境地”。散见于勒考克的这部巨著中的一些其他章节使人有点怀疑，他在物种变异方面究竟把他的观点引伸到怎样地步。
巴登·鲍惠尔（baden powell）牧师在《大千世界统一性论文集》（essays on unity of worlds，1855年）中，以巧妙的方法对“创造的哲学”进行了讨论。其中最动人的一点是，他指出新种的产生是一种“有规律的而不是偶然的现象”，或者，有如约翰·赫谢尔（john herscbel）爵士所表示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同神秘的过程正相反”。
《林纳学会学报》刊载了华莱士先生和我的论文，这是在1858年7月1日同时宣读的。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说的，华莱士先生以可称赞的说服力清晰地传播了自然选择学说。
深受所有动物学者尊敬的冯贝尔（von baer）约在1859年发表了他的信念，认为现在完全不同的类型是从单独一个祖先类型传下来的（参阅鲁道夫·瓦格纳（rodolph wagner）教授的著作《动物学的人类学研究》［zoologisch-anthropo-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51页，1861年），他的信念主要是以生物的地理分布法则为依据的。
1859年6月，赫胥黎（huxley ）教授在皇家科学普及会（royal institution）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动物界的永久型（persistent，types of animal life）”。关于这些情形，他说，“如果我们假定每一物种或每一个大类，都是出于创造力的特殊作用，在长年累月的间隔时期内，被个别地形成于和被安置于地球上，那么，就很难理解永久型这等事实的意义；想一想下述情况是有益的，即这种假定既没有传统的也没有圣经的支持，而且也和自然界的一般类推法相抵触。相反地，如果我们假定生活在任何时代的物种都是以前物种逐渐变异的结果，同时以此假定来考虑‘永久型’，那么，这些永久型的存在似乎阐明了，生物在地质时期中所发生的变异量，和他们所遭受的整个一系列变化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假定即使没有得到证明，而且又被它的某些支持者可悲地损害了，但它依然是生物学所能支持的唯一假定。”
1859年12月，胡 克（hooker）博士的《澳洲植物志绪论》（introduction to the australian flora） 出版。在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他承认物种的传续和变异是千真万确的，并且用许多原始观察材料来支持这一学说。
1859年10月24日，本书第一版问世，1860年1月7日第二版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