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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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科学家、艺术家、花花公子的包围。据说，那位去年给您画像的著名画家，如今在马萨诸塞州荒野酗酒无度（govoryat，spilsya②）。另有许多其他谣传。所以我在这里敢于给您写信。

    “我长得并不漂亮，我这个人枯燥无味，我也没有天赋。

    我甚至也不阔绰。但是，丽丝，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您，直到我的最后一个白血球，直到我的最后一滴眼泪，样样都献给您。请相信我，这比任何一位天才所能提供给您的都要多，因为天才需要给自己保留许多，从而不能象我这样把他的全部都献给您。我也许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我深信自己将尽一切力量使您获得幸福。我希望您写诗，我希望您继续研究您的精神治疗法——这一方面我懂得不多，而且怀疑我懂得的那一部分的效用。顺便另邮附上我的朋友沙多教授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精采地反驳了您那位哈尔普博士认为出生对婴儿来说是一种自杀行动那套理论。我斗胆地在沙多这篇杰出的论文第四十八页上改正了一个明显排错的字。我等待您的”（接下去大概是“决定”这个词，底下的信纸和签名都让丽莎裁掉了）。

    六年后，我重访巴黎，听说铁莫菲和丽莎?包果列波夫在我上次离开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她送给我一本她出版的诗集SuhieGub？

    ①(《干枯的嘴唇》），并用深红色墨水在扉页上题辞道：“一个陌生人赠给一个陌生人”（neznakomtsuofneznakomki）

    ②。一位著名的流亡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在他的公寓里举办茶会，我在这个场合遇见了普宁和丽莎；这是一种非正式的集会，来宾当中有老派的恐怖主义分子啦、英勇的修女啦、富有才华的享乐主义者啦、自由派人士啦、冒险的青年诗人啦、上了岁数的小说家和艺术家啦、出版商和评论员啦、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和学者啦，这一伙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骑士精神，一个流亡的社会的活跃而重要的核心，它在本世纪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很兴旺，可是对美国知识分子来说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在他们的概念里，由于精明的共产党的宣传，俄国流亡者是指一帮完全虚构的模糊的人群，其中包括所谓的托派分子啦（不管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腐败的反动分子啦、变节或乔装的契卡①人员啦、有贵族衔头的夫人啦、职业神甫啦、餐馆经理啦、白俄军团的成员啦，全都在文化上没有什么重要性。

    普宁正在桌子另一头同克伦斯基②展开一场政治辩论，丽莎就趁这个机会告诉我（仍然带着以往那种赤裸裸的坦率态度），她“把自己的往事都向铁莫菲和盘托出啦”；可他是个“圣人”，“原谅了”我。幸好她后来不经常陪他出席一些招待会，我在那种场合中荣幸地有时坐在他身旁，有时坐在他的对面，我们这一群亲密的朋友聚集在自己孤独的小行星上，超脱了那个邪恶而豪华的城市，灯光照在这位或那位苏格拉底③的脑壳上，一片柠檬在那用匙儿晃荡的玻璃杯里打转转。一天夜里，巴拉甘大夫、普宁和我坐在布罗托夫家里聊天，我碰巧跟那位精神病学家谈起他的一位表亲柳德米拉，现在是德某某夫人，我在雅尔塔、雅典和伦敦都见过她，突然普宁从桌子对面冲巴拉甘大夫喊道：“喂，他说的话可千万别信，格奥吉耶?阿拉莫威奇。他捏造事实。有一次他居然编谎话，说我和他在俄国是中学同学，还在考试时共同作弊。他是个可怕的说谎家。”这一突然的爆发使巴拉甘和我瞠目结舌，弄得我们两人只有默默坐在那里，面面相觑。

    人在回忆旧友时，后期的印象往往比早期的印象要淡。

    我记得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纽约看一出俄罗斯戏剧，幕间休息时我同丽莎和她的新丈夫埃里克?温德大夫聊天。

    他说他“对普宁教授先生确实有一股亲切的感情”，而且还讲给我听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从欧洲来美途中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细节。那几年我在纽约的一些社交场合和学术集会中碰见过普宁多次；但是我只清楚地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一九五二年我们两人在一个挺欢乐、挺潮湿的夜晚搭乘一辆西区的公共汽车的情景。我俩来自各自执教的学府，参加一次为纪念一位伟大作家逝世百周年而在纽约市中心举办的文艺集会，有许多流亡人士参加。普宁从四十年代中期起就开始在温代尔学院教书，我过去从来没见过他象当时那样健康，那样顺利，那样自以为是。他逗乐地说他和我原来都是vos’midesyatniki②（八十年代人），意思是说我俩当晚碰巧都下榻在西区八十号街；在那辆乘客拥挤的、颠簸的车上，我们俩揪着车上两个紧挨着的吊环，我这位好友时不时想法低头，歪着脑袋朝外瞧瞧（不断地试图一再查对十字路口的街号），同时还跟我大谈特谈他方才在纪念会上没时间谈到的荷马和果戈里如何运用迂回曲折的比喻。

    我决定接受温代尔学院教授职位时，约定可以自己邀请我需要的人在我计划开办的俄语专科任教，得到这一项保证之后，我就写信给铁莫菲?普宁，用最友好的措词聘请他协助我一道工作，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协助到什么程度都悉听尊便。他的回信却使我骇然，而且伤透了我的心。他简略地答道他已对教学感到腻味，甚至不想等这个春季学期结束就想不干了。接下去他就谈起别的事。维克多（我在信中有礼貌地问起过他）跟他母亲在罗马；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离了婚，又嫁给一个意大利艺术品掮客。普宁在信末尾表示非常遗憾，说他可能在我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于温代尔学院作学术报告之前两三天就要离开那里。他没说明去向。

    十四日星期一夜间，我乘长途汽车到达温代尔。考克瑞尔夫妇在车站接我，并请我到他们家去吃夜宵，我发现当晚我得住在他们家里，而不是照我原来所希望那样，在一家旅馆过夜。格雯?考克瑞尔四十边上，猫咪脸，优美的胳臂腿儿，原来是个很漂亮的娘们儿。她丈夫我在纽黑文①见过一面，记得是个相当无精打采、圆脸盘、淡黄色头发英国人，如今却长得跟他一直模仿了差不多十年之久的那个人的长相一模一样了。我很疲倦，并不过分期望晚餐自始至终有什么助兴节目，可我得承认杰克?考克瑞尔模仿普宁的言谈举止简直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他至少扮演了两个钟头，样样都表演给我看——普宁讲课的姿势啦、普宁的吃相啦、普宁向女学生飞个媚眼啦、普宁有一次粗心大意地把一架风扇放在澡盆上方的一块玻璃搁板上扇风，结果它本身的震荡差点儿让它一头栽进澡盆里，后来普宁怎样把这个史诗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啦；普宁死乞白赖让那位跟他几乎不相识的鸟类学家温教授相信他俩是哥们儿，铁姆和托姆——搞得温教授匆匆武断：这人准是一个假冒普宁教授的家伙。这一切当然穿插着普宁式手势和普宁式蹩脚英语；除此之外，考克瑞尔居然还会模仿其他事儿，譬如普宁和赛耶紧挨着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教员俱乐部里的椅子上沉思默想，两人的沉默之间的细微差别他都学得上来。我们还看到普宁在书库里查书的架式，普宁冬天在校园冻冰的湖上蹑手蹑脚行走的样儿。我们听到普宁对他租住的一连串不同的房间所下的评语。我们还听到普宁讲他怎样学开汽车，以及他从考克瑞尔估计他是去度暑假的那个“沙皇某位枢密顾问官的养鸡场”返回时怎样应付车胎首次被扎破的尴尬处境。最后，我们终于谈到普宁有一天宣布他已经被“shot”（枪毙了），据那位模仿者说，那个可怜的家伙意思是说被“fired”（解雇了）——（我怀疑我的朋友怎么可能犯这样一个语病）。聪明的考克瑞尔还讲了普宁和他的同胞考玛

    洛夫之间那种古怪的不和，那位平庸的壁画家步伟大的朗氏的后尘，继续没完没了地往学院食堂的墙壁上增添教员像。尽管考玛洛夫和普宁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这位爱国的艺术家还是从院方解雇普宁这一事件中看出是一种反俄姿态，于是便开始把那个站在年轻而结实（如今已经瘦削）的布劳伦吉和年轻而蓄小胡（如今已经剃掉）的哈根中间的绷着脸的拿破仑像抹掉，以便腾出地方画普宁；于是就出现普宁和波尔院长午饭时相遇的场面——一个气急败坏、唾沫星子飞溅、操着乱七八糟的英语的普宁，用哆哆嗦嗦的食指指着墙上一个幽灵似的、帝俄时代的俄国农民的画像初稿，大喊大叫地说如果他的脸出现在那件宽肥的短外套上面，他就到法院去控告学院；他那位听众，双目完全失明而陷入困境的、沉稳的波尔院长，等着普宁的火气慢慢消失后，向周围的人笼统地问道：“刚才说话的那位外国绅士是咱们这儿的教员吗？”哎呀，这场模仿的表演简直妙不可言，格雯?考克瑞尔尽管一定听见过多次，还是哈哈大笑，把他们家那条脸带泪痕、长耳朵的西班牙种棕色老狗索巴克威奇都给笑毛了，直用鼻子闻我。我再重复一遍，这段表演妙透了，不过也太长了。到了午夜，大家的兴致才淡下来；我觉出自己一直让脸上浮现的那种微笑开始发僵，嘴唇都有痉挛的迹象了。最后，整个事情叫人感到腻味透了，我都怀疑普宁的趣事是不是由于某种富于想象力的报复，已经在考克瑞尔身上形成致命的着魔程度，使他这个嘲弄普宁的人反倒成了真正的嘲笑牺牲品。

    我们喝了大量的威士忌酒，午夜后，考克瑞尔突然做出一个决定，这种决定在某种醉醺醺的程度下看来是聪明而有趣的。他说他敢保证普宁这条老狐狸昨天根本就没走，而是躲起来了。干吗不打个电话探听一下呢？他就拨个电话，尽管对方电话铃声在想象中的远方过道里响着，催人来接而却没人答理，可是如果普宁当真已经走掉，把房子腾空了，这个没毛病的电话也许就会被电话局掐断线路了。我当时莫名其妙地想同我的老伙伴铁莫菲?巴里奇说几句友好的话，所以过了片刻，我也试试想把电话打通。突然电话里传来卡嗒一声响，有了回声，一阵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接着有一个伪装得很差的声音说：“他不在家，他已经走了，他早就走了。”——刚一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然而，那不是别人，而正是我的老朋友，就连学他说话学得最象的人也不会把“at”（在）这个字念得很重而发出德语“hat”那个词的音，“home”（家）念得象法语里的“homme”，“gone”（走）象“Goneril”眠的夜晚，那间屋子的门窗都关不严，我在床头柜上用一本经常带在身边的《福尔摩斯探案选集》垫起一盏台灯，就在微弱的灯光下校阅我带来的清样，即使这样也没能减轻我的失眠症。每隔两分钟左右，外面就有卡车通过一次，隆隆的响声震得房子直晃摇；我时而打个盹儿，时而又喘口气坐起来；街上的亮光透过薄窗帘映在镜子上，照得我头昏目眩，觉得眼前仿佛有一支行刑队。

    我这个人面对一天紧张的工作，必得先喝三只橙子挤出来的汁才成。所以，清晨七点半，我匆匆冲个澡，五分钟之后就在那条无精打采的、长耳朵的索巴克威奇陪伴下走出大门。

    寒气袭人，天空晴朗无云。那条空荡荡的马路朝南伸向一座灰蓝色的小山，山上覆盖着一块块白雪，清晰可见。我的右边有一棵又高又秃的白杨树，颜色象扫帚那样的棕色，清晨的阳光把树影照得挺长，跨过那条马路，伸展到对面一所圆齿状的、奶油色房子那儿，据考克瑞尔说，我那位前任者认为那是土耳其领事馆，因为他看见有不少戴圆筒毡帽的人走进去过。我朝左拐，向北下坡，走过两条街去一家我昨天夜里注意到的饭馆；可它还没开张，我只好折回来。我刚走两步，马路上就隆隆驶过一辆满载啤酒的大卡车，后面紧跟着一辆淡蓝色小轿车，从里面伸出一条白狗的脑袋，它的后面又是一辆象前面那辆一样大的卡车。那辆寒伧的小轿车上堆满了箱笼，驾车人是普宁。我急忙大声招呼，可他没看见我；我只希望前面一条街的红灯把他滞留在那里，自己快步上坡赶过去把他截住。

    我连忙超过后面那辆卡车，又瞥见了我的老朋友，他侧面的脸色显得紧张不安，头戴一顶有耳扇的小帽，穿一件风衣；可是霎时间绿灯亮了，那条小白狗探头朝索巴克威奇汪汪吠了几声，接着全都朝前涌去——第一辆卡车，普宁，第二辆卡车。我站在原地眼看三辆车在那所摩尔人①的住宅和那棵伦巴底②白杨树之间的车道上渐渐远去。随后，小轿车大胆地超越前面那辆卡车，终于自由自在，加足马力冲上那条闪闪发亮的公路，人看得很清楚那条公路在模糊的晨霭下渐渐窄得象一条金线，远方山峦起伏，景色秀丽，根本说不上那边会出现什么奇迹。

    考克瑞尔穿着棕色晨袍，脚登凉鞋，先让那条长耳狗进屋，然后领我到厨房去吃一顿备有淡而无味的腰子和鱼的英式早餐。

    “现在嘛，”他说，“我要讲给你听另外一段普宁的故事：他在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站起来演讲，却发现自己带错了讲稿。”

    ①摩尔人：近代欧洲人对非洲西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中的伊斯兰教徒的泛称。

    ②伦巴底：意大利北部一地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