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第一部 第八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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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二天早上，我尽量起得早一些。通常，我们在八点左右起床，就是说我、母亲和妹妹；韦尔西洛夫总爱赖在床上，到九点半才起。每天准时，在八点半，母亲会给我端咖啡来。但是这一回，我没有等咖啡，就于八点整从家里溜了出去。还在昨天晚上，我就拟定了整个这一天的行动计划。尽管我满腔热情地决心立即实施这一计划，但是在这计划中，我还是感到，在最重要的几点上，有许许多多不够坚定和不够明确之处；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几乎一整夜都似睡非睡，仿佛梦呓似的，乱梦颠倒，做了许多梦，几乎一次也没有好好睡着过。尽管如此，我起床时还是比任何时候都精神抖擞，头脑清醒。我特别不愿意碰到母亲。我见了她就不能不谈到昨天的某个话题，我怕我由此获得的某个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感受，会使我偏离我预定的目标。

    早上很冷，到处都笼罩着潮湿的乳白色浓雾。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忙忙碌碌的彼得堡清晨，尽管它的形状非常糟，十分恶劣，但是我却始终喜欢它，除此以外，还有所有那些正在为自己的事情奔波，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而且总是愁容满面、若有所思的人，在这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却对我始终都具有某种特别的吸引人的魅力。我尤其喜欢一边急匆匆地赶路，或者自己有什么事问人家，或者人家有什么事问我：而且对问题的回答总是简短明了、详尽无遗，常常是边走边说，并不停留，而且态度几乎总是友好的，这是一天中最愿意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刻。彼得堡人，在中午时分或者傍晚时分，就逐渐变得不那么好说话了，稍有不如意处，就开口骂人或者尽情嘲笑；可是在一天的清晨，还在上班以前，在最清醒和最严肃的时刻，情形就完全不同。我发现了这点。

    我又向彼得堡老城区走去。因为在十一时许我一定要回到芳坦卡河旁的瓦辛家（最常见的是，多半在十二点才能碰到他在家），所以我才马不停蹄地急急忙忙赶路，尽管我饥肠辘辘，很想在什么地方喝杯咖啡。再说，我又非赶在叶菲姆·兹韦列夫在家的时候抓住他不可；我这已经是再一次找他了，说真的，我还差点迟到了；他刚喝完自己的咖啡，正准备出门。

    “你一再来找我干吗呀？”他冲我说道，并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这就给你说明。”

    任何地方的清晨，包括彼得堡在内，都对人的本性具有一种清醒作用。某种火一般热烈的夜间的幻想，往往随着晨曦初露和寒气逼人一起，甚至会完全烟消云散，而我每逢早晨有时候就会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某些夜间的、刚刚消失的梦想，而有时候还会不由得感到歉疚和羞愧地想起自己的某些行动。但是，我还是想顺便指出，彼得堡的早晨，看去似乎是地球上最乏味的早晨，——但我却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充满幻想的早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者，不如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但是我仍坚持这一看法。在这样的彼得堡早晨，发霉、潮湿、多雾的早晨，《黑桃皇后》中普希金笔下的某个格尔曼的奇异幻想，一定会更加坚定（格尔曼是一个巨大的形象，是个非同寻常的、完全彼得堡的典型——彼得堡时期的典型！）在这一片浓雾中，我曾上百次地油然产生一种纠缠不清的奇思异想：“怎么样，当这迷雾一旦消散，升上天空，这整个发霉的、滑腻腻的城市会不会也跟它一起消失不见呢，会不会跟这迷雾一起烟消云散呢，然后就剩下那一片沼泽，即过去那沼泽遍布的芬兰湾，而作为点缀，在这一片沼泽上，也许还会剩下那跨在喷着热气、奔驰而来的骏马上的青铜骑士？”总之，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感受，因为这一切都是幻想，说到底，是一种幻景，因此全属想入非非；再说，我还经常向自己提出一个完全无意义的问题（过去如此，现在也一仍其旧）：“你瞧这些人东奔西跑，忙忙碌碌，你又凭什么知道，也许，这一切不过是某人做的一个梦呢，这里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人，这里也没有一个行为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旦这人突然醒来，在这人梦想中出现的这一切，——一切就会突然消失。”但是，我浮想联翩，似乎扯远了。

    我要预先说明：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打算和幻想，其荒诞程度，足以使人一眼看去就正确无误地认定，这肯定是发疯。这天早上，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幻想，跑去找兹韦列夫的，——我之所以去找兹韦列夫，因为这回在彼得堡要办这件事，除了他我无人可找。然而，要是可以挑选的话，那我可以向其提出这一建议的人中，叶菲姆应当排在最后一个。当我在他对面坐下以后，连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梦呓和狂热的化身，而坐在我对面的却是一个中庸之道和平庸的化身。但是在我这一面有思想和真情实感，而在那一面却只有一个务实的结论：而事情却从来不是这么做的。简言之，我向他简单明了地说明，由于此事非同寻常，而且事关名誉，我想派一个决斗证人去知会对方，可是在彼得堡，除了他，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而他是我的老同学，因此，他甚至都没有权利拒绝我的请求，而我希望与之决斗的人是近卫军中尉索科尔斯基公爵，原因是一年多以前，他在埃姆斯给了我父亲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在此，我要指出，叶菲姆对我的所有家庭情况，我与韦尔西洛夫的关系，都知道得十分详细，连我自己所了解的韦尔西洛夫的经历，他也几乎全知道；我在不同时期曾经陆陆续续地告诉过他，不用说，除了某些秘密之外。他坐在那里，照老习惯，无精打采地听着，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麻雀，默不作声，一本正经，脸有点浮肿，披着一头蓬乱的白发。他嘴边一直挂着一丝僵硬的嘲弄的微笑。这微笑之所以更加令人讨厌，还因为它完全不是故意的，而是情不自禁的；看得出来，他自以为是，而且在这一刻他还当真以为他无论在聪明才智，还是在性格方面，都远远地在我之上，比我高明得多。我还怀疑，他之所以瞧不起我，还因为昨天在杰尔加乔夫家的那一幕；这也在情理之中：叶菲姆是庸众，叶菲姆是市井匹夫，而这样的人崇拜的永远只有成功。

    “而韦尔西洛夫不知道这事吗？”他问。

    “当然不知道。”

    “那你有什么资格干预他的事呢？这是第一。其次，您想以此说明什么呢？”

    我知道他会反对，因此我立刻向他解释，这事根本不像他认为的那样愚蠢。首先，可以向那个无赖公爵证明，在我们这一阶层中，还有人懂得什么是名誉；其次，可以使韦尔西洛夫感到羞耻，汲取教训；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即使韦尔西洛夫做得对，根据人的某种信念，可以不要求公爵接受决斗，而决定忍受一记耳光之辱，那，至少，也可以让他看到，还有一个人能够强烈地感到他所受的侮辱，并且感同身受，准备为了他的利益，甚至以自己的性命与他人相搏……尽管他即将与他永远分手，各奔东西……

    “等等，你别嚷嚷，姑姑不喜欢。请问，韦尔西洛夫不就是同这个索科尔斯基公爵因遗产纠纷而在打官司吗？既然这样，这倒是一桩打赢官司的全新的、别出心裁的做法——在决斗中把对手打死。”

    我向他entouteslettres说明，他简直蠢透了，是个无赖，如果他那嘲弄的笑容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厉害的话，这只能证明他的自以为是和俗不可耐，他根本想不到，我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这对打官司是否有利的想法，只有他那奇思怪想的脑袋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接着我又对他说，官司已经打赢了，何况这官司不是同索科尔斯基公爵打的，而是同他们的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族打的，因此，如果只打死一个公爵，那还有其他人在，但是，毫无疑问，向他提出决斗，必须推迟到上诉期限之后（虽然公爵及其家族并不准备提出上诉），而且这样做的唯一目的，也只是为了礼貌。必须等到过了这期限，才能提出决斗；而我之所以现在来找他，而决斗并非马上要举行，因为，我必须事先得到保证，因为没有决斗证人，而我又谁也不认识，如果叶菲姆一旦拒绝，那赶在这时间以前我还来得及再找。我说，我之所以来找他，就是为了这一点。

    “嗯，你来说一声就好啦，何必白白地跑上十俄里地呢。”

    他站起来，拿起了礼帽。

    “那，你肯去吗？”

    “不，我不去，那还用说。”

    “为什么？”

    “因为单凭这一点我就不能去，我如果同意那时候我一定去，那在上诉的整个这段时间里，你还不每天都往我这儿跑。而最主要的是这一切都是胡闹，就这么回事。我又何必为了你这点屁事而断送我的前程呢？万一公爵突然问我：‘谁派您来的？’——‘多尔戈鲁基。’——‘韦尔西洛夫跟多尔戈鲁基有什么关系？’难道我还要把你的家谱一五一十都告诉他不成吗？他非哈哈大笑不可！”

    “那你就给他一嘴巴！”

    “好啦，这全是无稽之谈。”

    “你害怕了？你这么一个大高个儿，你在学校里不是力气最大吗。”

    “我是害怕，当然害怕。再说，公爵也不会同意决斗，只有身份相同的人才会决斗。”

    “就教养来说，我也算个绅士了，我有资格，我同他平起平坐，相反，他才不够资格呢。”

    “不，你还小。”

    “我怎么小啦？”

    “小就是小；咱俩都还小，他是大人。”

    “你真蠢！依法，一年前，我都可以结婚了。”

    “那就结你的婚去吧，然而，你毕竟还嫌嫩：你还在长个儿！”

    我当然明白，他这是想嘲笑我，拿我打哈哈，毫无疑问，这整个愚蠢的插曲，我本来是可以不讲的，甚至，让它湮没无闻更好。虽然这事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就其琐碎和不值得一提来说，这毕竟令人厌恶。

    但是，为了更厉害地惩罚我自己，我决定把这事完完全全摊开来，要说就说到底。我看到叶菲姆要拿我打哈哈，我就恶狠狠地伸出右手，或者不如说，右手握拳，狠狠地捶了一下他的肩膀。于是他就一把抓住我的双肩，把我的脸转过去，用力一推，使我脸朝下，搞了个嘴啃泥——他用事实来向我证明，在我们学校，他的确是最孔武有力的。

    二

    读者当然会认为，我从叶菲姆家出来后，心情一定坏极了，然而，此言差矣。我非常明白，这不过是一件中学生间的玩笑打闹而已，而事情的严肃性依旧存在，丝毫未变。我开怀痛饮，喝足了咖啡，已经是在瓦西里岛上了，我故意没去位于彼得堡老城区的那家我昨天去过的小饭馆；这家小饭馆以及里面的夜莺，现在对于我变得加倍地可恨。这也是一个奇怪的特点：我能够像恨一些人那样地恨某些地方与物品。然而在彼得堡，我也有一些幸福的乐土，就是说，在彼得堡有这样一些地方，由于某种原因，我曾经在那里感到过十分幸福，十分快乐，——因而我很珍惜这些地方，而且故意尽可能长地不到那些地方去，以便以后，一旦我形单影只，完全孤独，十分不幸的时候，就能够到那里去一掬伤心之泪，伤感与怀旧。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叶菲姆及其正确想法，作了完全公正的评论。是的，他这人比我实际，但未必比我现实。那种鼠目寸光、仅限于自己鼻子尖的现实主义，其实比最疯狂的幻想更危险，因为它是盲目的。但是，在还叶菲姆以公道的同时（这时候，他大概在想，我正走在街上，在骂他哩），我仍旧坚持自己的信念，丝毫没有退让，正如我至今都不肯退让一样。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刚给人泼了一桶冷水，他不仅立刻退避三舍，放弃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还放弃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他自己还开始嘲笑总共一小时前他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噢，他们这样做是多么地轻而易举啊！即使就事情的本质而论，叶菲姆比我正确，而我是天底下最笨的人，只会装腔作势，自以为高明，但是，毕竟在事情的最深处有这么一个点，而站在这个点上，我还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我还是对的，而主要是他们始终都不明白这道理。

    我几乎在十二点整才赶到谢苗诺夫桥旁，芳坦卡河畔的瓦辛家，可是我没有碰到他，他不在家。他上班的地点在瓦西里岛，回家的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几乎总是在十一时许。此外，因为又恰逢什么节日，因此我想我肯定能遇到他，因为没有碰到他，所以我就打算等他回来，尽管这还是我头一回到他家登门拜访。

    我是这么想的：关于遗产的那封信，这事是一个良心问题，而我之所以选中瓦辛当仲裁，是想以此来表明我对他的深深的敬意，当然，这肯定会使他感到高兴。当然，我也确实因为这封信而思虑重重，我也确实深信必须有第三者来裁决。但是我怀疑，即使我到时候能够摆脱困境，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外来的帮助。主要是我自己也知道这点；具体地说：就是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韦尔西洛夫，那时候他想怎么办，就让他怎么办好了：这就是解决办法。在这类事情上，把自己置于最高仲裁者和决定者的地位，甚至是完全不对的。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而且不置一词，因而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样我就使自己的地位高踞于韦尔西洛夫之上，从而占得上风，因为这事多少与我有关，我如果放弃我将因遗产而可能得到的所有好处（因为，我作为韦尔西洛夫之子，在这笔钱中，当然，总应该有点什么归我所有，即使不是现在，那也是将来），那我就将永远保留最高的道德观来看待韦尔西洛夫未来的行为。再说，谁也不能指责我，说我毁了公爵一家，因为区区一个文件，并没有决定性的法律意义。我坐在空无一人的瓦辛的房间里，对这一切已经好好想过了，而且也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甚至我还突然想到，我之来找瓦辛，是渴望他给我出个主意，教我怎么办，——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从这件事中看到，我这人是多么高尚和多么无私，可见，我是想报复他，借此洗刷我昨天在他面前表现出的屈辱。

    意识到这一切之后，我却感到十分懊恼；然而我并没有走开，而是留了下来，虽然我心里明白，我的懊恼，每过五分钟，只会更糟糕。

    首先，我变得非常不喜欢瓦辛的这个房间。“让我看看你的房间，我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不错，可以这样说。瓦辛住在一间带家具的房间里，是从二房东手里转租来的，这些二房东显然很穷，以此为生。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房客。我很熟悉这些窄小的、稍微摆了几样家具的房间，房间虽小，却觊觎具有一种舒适的外表；这里肯定有一张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放有软垫的长沙发，一动就有散架的危险，此外，还必定有一个洗手盆，一张用屏风隔开的铁床。瓦辛显然是个十分可靠的好房客；每个女房东常常都有这么一个最好的房客，为此，他常常受到特别的优待：他屋里常常经过精心的打扫和收拾，长沙发上方还挂着一幅石印画，桌子下面还铺着一方破旧的小地毯。有些人就喜欢这种带有霉味的整洁，主要是喜欢女房东的尊敬和巴结，——这种人本身就很可疑。我深信，这个好房客的封号，一定使瓦辛感到很得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张堆满书籍的桌子的样子，却渐渐地使我感到很恼火。书籍、文件、墨水瓶——一切都摆得整整齐齐，但这种整齐却令人十分厌恶，这是一种整齐的理想，符合德国女房东及其女佣的世界观。书相当多，不是指报章杂志，而是指真正的书，——他显然在读这些书，大概还坐下来读，或者还带着一种十分严肃和俨乎其然的样子，动手写作。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更喜欢书籍杂乱无章，随便乱放，至少无须把读书和写作看得神乎其神，弄得煞有介事的样子。大概，这个瓦辛对待来访者一定十分有礼，大概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向来访者说：“我可以陪你坐上个把小时，以后，等你一走，我再做我的事。”大概，跟他也可以进行十分有兴趣的谈话，听到一些新鲜事，但是——“咱们俩现在可以谈谈了，我的话可能使你很感兴趣，可是等你一走，我要做的就是最有兴趣的事”……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走，而是坐着等他回来。我根本无需向他请教什么，对此，我已确信无疑。

    我已经坐等他一个多小时了，我坐在窗户旁的一把藤椅上（放在窗户旁的藤椅共有两把）。使我恼火的还有一件事，时间白白地浪费了，可是在傍晚前，我还必须去找房子。由于无聊，我本来想拿一本书看看，但是想拿又没拿：一想到我居然想给自己寻找消遣，就更感到恶心。异常的寂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忽然，在门后的一个很近的地方，也就是在沙发挡着的那扇门后面，我开始不由得和渐渐地听清楚了一个声音越来越大的私语声。有两个声音在说话，显然是女人的声音，这是听得清的，但是却完全没法听清她们究竟在说什么；但是，我由于无聊，不知怎么开始了侧耳倾听。很清楚，她们在十分激动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并不是在谈裁剪衣服之类的事；而是在商量什么事，她们在争论，一个声音在说服对方，在恳求，而另一个声音则不肯听从，在反对，想必，是另外的什么房客。我很快就听腻烦了，耳朵也听习惯了，因此，我似乎在继续听，其实是在无意识地似听非听，有时候还完全忘了我在听，突然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似乎有某个人两脚着地，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或者忽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开始跺脚。接着便发出一声呻吟，忽然又发出了一声喊叫，甚至不是喊叫，而是尖叫，像野兽一样怒号，它已经不在乎别人会不会听见了。我向门口扑去，拉开了门，与我一下子同时打开的还有走廊尽头的另一扇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女房东家的门，门后有两只好奇的脑袋伸出来，向外张望，然而喊叫声又立刻停止了，这时，紧挨着我的房门的另一扇门，两个女邻居家的房门，又忽然打开了，我觉得似乎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猛地冲了出来，跑下了楼梯，另一个女人，上了点岁数的女人，本来想拦住她，不让她走，可是没拉得住，只好望着她的背影，发出一声哀叹：

    “奥莉娅，奥莉娅，你去哪呀？唉！”

    但是，她看清我们两家拉开房门后，就迅速拉上自家的房门，只留下一条小缝，并从里面倾听着楼梯上有何动静，直到跑下楼去的奥莉娅的脚步声完全听不见为止。我又回到我的窗户旁。一切又归岑寂。这事很无聊，也许还很可笑，于是我也就不再去想它了。

    大约过了一刻钟，在走廊里，在紧挨瓦辛家的门口，响起了一个男人随便而又响亮的说话声。有人抓住了门把手，稍许推开了点门，让我恰好可以看清走廊里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显然，他也看见了我，甚至已经把我仔细打量过，但是还没有走进房间来，而是手握门把手，通过整条走廊，在继续同女房东交谈。女房东则尖着嗓子，发出快乐的笑声，跟他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答着，从她说话的声音听得出来，这位来访者她早就认识，而且受到她的尊敬和敬重，他既是一位有身份的客人，又是一位快活的先生。这位快活的先生大声嚷嚷，妙语连珠，其实说来说去也只是说，瓦辛不在家，他不管怎么着总也碰不着他，这也是他命该如此，他这一回又只能同上一回一样，少安毋躁，等他回来啦，等等。总之，这一切，在女房东听来，毫无疑问，是妙语之最，风趣的顶峰。最后，这位客人终于猛地推开门，走了进来，使房门敞开着。

    这是一位衣着考究的先生，他的穿着显然出自上好的裁缝之手，正如俗话所说，有一副“老爷的派头”，然而他身上最少的恰好是这种老爷的气派，尽管他非常想有，可是想有而不可得。他倒不是行为放肆，而是有点天生的厚颜无耻，不管怎么说，这总比对着镜子练就的厚颜无耻终究还让人好受些。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略显灰白，黑眉毛，大胡子和大眼睛，非但没有衬托出他的个性，反而赋予他以某种与他人相似的共性。这样的人总是嬉皮笑脸，说说笑笑，但是不知为什么您跟他在一起总也快活不起来。因他可以从嬉皮笑脸很快地转为一本正经，从一本正经很快地转为浮躁轻薄或者挤眉弄眼，但是这一切总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似的，似乎毫无缘由……话又说回来，也大可不必提前来描写这主儿。对这位先生，我后来就了解得更多，更清楚了，因此，比起他刚推门进屋时，现在，我不由得认为此人我已经比较熟悉了。不过，即使现在，我也很难说出什么准确和明确的东西来，因为这种人的主要特点就是变化无常、难以捉摸，说不清，道不明。

    还没等他坐下来，我就突然依稀想到，这人大概是瓦辛的继父，某位姓斯捷别尔科夫的先生，对这位先生我虽然有所耳闻，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而已，没有听准，也说不出我究竟听见了什么：我只记得，反正不是什么好话。我只知道，瓦辛在他的管束下一直过着孤儿般的生活，但是他已经早就摆脱了他的影响，他俩的无论目标还是利益都不相同，现在他俩在所有方面已经完全分开了。我还记得，这个斯捷别尔科夫似乎略有资产，甚至是个什么投机商，喜欢东窜西跳；总之，我原可以对他的底细知道得更多些，但是我忘了。他用目光打量了我一下，然而并没有向我鞠躬问好，他把自己的高筒礼帽放到沙发前的桌子上，威严地把桌子踢开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坐下，而是伸开手脚直接躺到沙发上，而这张沙发我都不敢坐，因为一坐下去它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垂下两条腿，把他那双漆皮靴的右脚尖高高翘起，开始摆弄着欣赏。当然，他立刻向我转过头来，又用他那大而稍许有点呆滞的眼睛打量了我一番。

    “又没有碰到他！”他向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没有吱声。

    “这人没准谱！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从老城区来吗？”

    “就是说，您是从老城区来的？”我反问。

    “不，我这是在问您。”

    “我……我是从老城区来，不过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呣。”他眨了眨眼，使了个眼色，但是不肯惠予解释。

    “就是说，我并不住在老城区，但是，我现在刚去过那里，是从那里到这里来的。”

    他继续默默地微笑着，似乎此笑别具深意，但是，我非常不喜欢这笑容。这样的挤眉弄眼显得很蠢。

    “去过杰尔加乔夫先生那儿啦？”他终于说道。

    “什么叫去过杰尔加乔夫那儿啦？”我睁开了眼。

    他以一种得胜的姿态望着我。

    “我又不认识他。”

    “呣。”

    “随您便。”我回答。他使我越来越觉得讨厌了。

    “呣，不错，您哪。不，您哪，劳驾；您在这一家铺子里买东西，而在旁边另一家铺子里，另一位顾客则在买另一样东西，您想，他买的是什么东西呢？是钱，您哪，是向一个名之曰高利贷者买的，您哪……因为钱也是东西，而高利贷者也是商人……您在听我说话吗？”

    “大概在听吧。”

    “又有第三名顾客从一旁走过，他指着一家铺子说：‘这家可靠’，他又指着另一家铺子说：‘这家不可靠’。对这名顾客我又能说什么，做出什么结论来呢？”

    “我怎么知道。”

    “不价儿，您哪，请听我说。我是举个例；人活着，应以好人为榜样。我走在涅瓦大街上，我发现，在对面大街上，在人行道上，走着一位先生，我想弄清这位先生的性格。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直到紧临拐向海洋街的转角处，也就是开着一家英国商店的那个拐角，我们又看到了第三个行人，他刚被马踩死。现在请注意：又走过去了第四位先生，他想弄清我们所有三个人的性格，包括那名被马踩死的先生在内，就我们的办事能力和可靠程度而言……彼此有何不同……您在注意听吗？”

    “对不起，听得很费劲。”

    “好，您哪；我早料到会这样。我再换个题目。我在德国的一处矿泉疗养地，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到过那儿，至于究竟是什么地方——那就无所谓了。我常在温泉边散步，看到了一些英国人。您也知道，要跟一个英国人相识是很难的；但是过了两个月，疗养期结束，我们却一起去了山区，结成一伙，手持尖头拐棍，去爬山，至于爬什么山，这也无关紧要。在拐弯的地方，也就是在歇脚处，在修道士们酿造沙尔特廖斯酒的地方，——请注意这点，——我遇到了一名本地人，他正独自站着，在不声不响地看我们。我想判断一下他的家底是否殷实：您以为如何，我能不能请教一下那群同行的英国人呢？而我之所以要请教他们，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矿泉疗养地没能找到同他们攀谈的机会。”

    “我哪知道。对不起，我很难跟上您的思路。”

    “很难吗？”

    “对，您让我越听越累。”

    “呣，”他又眨了眨眼，用手打了个手势，大概是想表示某种他感到非常得意和得胜的意思；接着他又非常神气和非常平静地从兜里掏出一份显然是刚刚买来的报纸，打开后便开始阅读报纸的最后一版，看来，他已不想再来打扰我，能够让我安静地待一会儿了。大概有五分钟，他根本就没有抬头看我。

    “布列斯特—格拉耶沃铁路的股票居然没有大跌，啊？要知道，它一直看涨，现在还在涨！我知道有许多支股票一眨眼就大跌而特跌。”

    他满心得意地看了看我。

    “我暂时对交易所的事还不大懂。”我回答。

    “您持否定态度？”

    “对什么？”

    “对金钱呀，您哪。”

    “我并不否定金钱，但是……但是，我觉得，首先应当是思想，然后才是金钱。”

    “就是说，劳驾，您哪……有这么个人，可以说吧，自己有一笔资本……”

    “必须首先有崇高的思想，然后才是金钱，光有钱而没有崇高的思想，这社会肯定会完蛋。”

    我也不知道我干吗激动。他有点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仿佛给弄糊涂了，可是忽然他的整个脸又绽放出非常愉快而又非常狡黠的笑容。

    “韦尔西洛夫呢，啊？他宰了人家一刀，宰了一刀！昨天宣判了，啊？”

    我忽然看到，而且出乎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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