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第一部 第一章 (1/2)

竞赛小说 www.jsxs.net，最快更新少年最新章节！

    一

    我忍不住坐下来，想把我初涉人世，在人生大舞台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其实不写也可以。有一点我敢肯定：此后，我永远也不会再坐下来写我的自传了，哪怕活到一百岁。只有一个过分卑鄙地自恋的人，才会不知羞耻地写他自己。我能够原谅自己的只有一点：我写作的动机与其他人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的赞赏。如果说，我忽然灵机一动，想把我从去年伊始发生的事逐字逐句地记下来，我之所以作如是想，是出于我内心的需要：所发生的一切，使我太震惊了。我只是把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尽量避免做不相干的描写。而主要是避免文字上的浮夸和华而不实。一个文学家，往往写了三十年，到头来却完全不知道，他写了这么多年究竟为了什么。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当文学家，我认为把我的内心活动公诸于众，对酸甜苦辣的种种感悟，做一番回肠荡气的描写，然后拿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出售，这是不光彩的，也是卑鄙的。然而，我又懊丧地预感到，完全不描写感受，也不谈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许，甚至是鄙俗的），似乎也不行：可见，任何文字写作，哪怕写出来仅仅给自己看，也会对人起某种诲淫诲盗的作用。这些见解也许甚至非常鄙俗，因为，你自己感到珍贵的东西，很可能，在旁人看来，一文不值。但是，这一切先不去管它。不过，这也算是开场白吧；以后，这类絮聒就不会再有了。言归正传，虽说再没有比言归正传更难的了，——也许，任何事都是开头难。

    二

    说写就写，也就是说，我想从去年的9月19日写起，也就是从我头一次恰好遇见那个人……的那一天写起，写我的记事录。

    在任何人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先来说说我遇见了谁，未免有庸俗之嫌，甚至，我想，这风格也俗不可耐：我曾经许诺，要避免文字上的华而不实，可是下笔伊始，我就落入了追求华而不实的窠臼。此外，要写得头头是道，光凭这愿望还不行。我还要说，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写作，似乎也不如用俄语写作那么难。我重读了一遍刚才写下来的东西，我发现我比所写的东西要聪明得多。至于一个聪明人说出来的话，竟比他心中想说的要愚蠢得多，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要命的整整一年中，在我与人们的语言交往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现我有这样的毛病，为此，我十分痛苦。我虽然想从9月19日写起，但是我终究还是想插叙几句，交代一下我是谁，在此以前我在哪儿，因而在9月19日那天早上（哪怕就拿这天早上说事，也行啊），我头脑里有可能在想些什么，这样，读者会清楚些，或许，以至于我本人心里，也会变得明白些。

    三

    我是一名中学刚毕业的学生，现在我已经年满二十，虚岁二十一了。我姓多尔戈鲁基，而我在法律上的父亲名叫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过去，他曾是韦尔西洛夫老爷家的家奴。因此，表面上看，我是合法所生，虽然，要较真的话，我其实是个私生子，我的出身是丝毫毋庸置疑的。这事是这样发生的：二十二年前，地主韦尔西洛夫（这人才是我的生父）二十五岁，他前来视察他在图拉省的领地。我推测，他那时候还是个浑浑噩噩，完全没有个性的人。有意思的是，这人却打我小时候起就使我印象深刻，对我的整个心灵气质具有极大影响，甚至于，也许，他还会长久地感染我，影响我的整个未来，这个人，甚至直到现在，在方方面面，对我仍旧是个解不开的谜。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事以后再说吧。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即使不说，这人的身影也将充斥我的整个书稿。

    他恰好在这时候，也就是行年二十有五的时候丧偶。他曾娶过一位出身上流社会但不十分富有的姑娘为妻，她姓法纳利奥托娃，她给他留下了一子一女。关于这位夫人的情况，由于她过早地离他而去，所以我对她知之甚少，她在我拥有的材料中几乎已经无迹可寻。再说，韦尔西洛夫私生活中的许多情况，总是回避我，不让我知道，而且他和我相处时总是那么高傲、自大、深藏不露而又漫不经心，尽管有时候他在我面前又显得似乎十分温良，使我感到惊愕。不过，为了提前作个交代，我还要提一下，他已经花光了三份产业，而且还是三份非常大的产业，总共约值四十万卢布有余，也许还要多些。现在，不用说，他已身无分文。

    当初，他到乡下来，“天知道他来干什么”，至少，后来，他自己曾对我这么说过。他那两个不点大的小孩，照例不在他身边，而是寄养在亲戚家。他终其一生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无论是婚生的，还是私生的。这座庄园的家奴非常多，其中就有花匠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为了从此一劳永逸地不再提起此事，我想在这里插句话：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对我自己的这个姓深恶痛绝的了。这当然很蠢，但是又确实发生过。每逢我要进什么学校，或者遇到就我的年龄来说我必须向他们说明情况的什么长者，总之，每个不起眼的老师、家庭教师、学监和牧师——随便什么人，在问到我姓甚名谁，听到我姓多尔戈鲁基后，总认为有必要没来由地加问一句：“多尔戈鲁基公爵？”

    每次我都必须向所有这些无所事事、无聊透顶的人解释：“不，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

    这个“就姓”二字，最后差点没把我弄得发疯。在此，作为一个怪现象，我要指出，我不记得任何例外：人人都问。显然，有些人毫无必要，再说，我不知道究竟见什么鬼了，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必要呢？但是人人都问，所有的人，无一例外。一听到我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问我的人通常就会用他那迟钝的、愚蠢而又漠然的目光，把我浑身上下打量个遍，这目光说明，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样问究竟为了什么，问完也就怏怏地走开了。我的同班同学问我的那副神态最侮辱人了。一名学生是如何盘问一名新生的呢？一个形单影只、忸怩不安的新生，头一天去上学（不管上什么学吧）总会成为大家的牺牲品：大家对他呼吆喝六，耍他逗他，像对待奴仆似的对待他。一名健康的、胖胖大大的小男孩，突然在自己的牺牲品面前站住了脚，用长久的、严厉而又傲慢的目光，紧盯着他，观察他若干时候。这名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侧目而视，如果他不是胆小鬼，就会静候下一步动静。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

    “啊，就姓多尔戈鲁基！傻瓜。”

    其实，他说得也对：你不是公爵，却叫多尔戈鲁基，再没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我背着这口愚蠢的黑锅，是无辜受辱。后来，我开始十分生气，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公爵吗？我就回答：

    “不，我是家奴的儿子，从前是农奴。”

    后来，我火冒三丈，光火到极点，每当有人问：您是公爵吗？有一回我就生硬地回答道：

    “不，我就姓多尔戈鲁基，是我过去的主人韦尔西洛夫老爷的私生子。”

    出此下策，我已经是在读中学六年级的时候了，虽然很快我就毫无疑问地确信，我这样做太蠢，但是我终究还是没能够立刻停止做这样的蠢事。我记得，有位老师（不过也只有他一人）发现我“充满了志在报复的正义感”。可是总的说来，大家对我的这一乖张举动，都会露出某种使我感到可气的沉思表情。最后，有名同学，这小子十分尖刻，而我总共才同他说过一次话，他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态，但是眼睛稍许斜睨着一边，对我说道：

    “这样的感情，当然，会替你增光添彩，毫无疑问，您也有可以自豪的理由；可是，要是我换了您，我才不会像您那样因为是私生子而兴高采烈呢……可是您却像过命名日似的喜气扬扬！”

    从那时起，我就不再夸耀我是私生子了。

    我要再说一遍，用俄语写作十分困难：我已经写了整整三页稿纸，说来说去都是说我一辈子恨透了我的这一姓氏，其实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恨的正是我不是公爵，是没有这一勋衔的多尔戈鲁基。再来解释一遍从而为自己辩护，对于我，就显得屈辱了。

    四

    总之，在这家地主的众多仆役中，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以外，还有一名婢女，当时她已经约莫十八岁了，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示意他想娶她。大家知道，在农奴制时代，家奴们的婚姻，必须在主人的恩准下才得以实现，而有时候简直就是奉他们之命的包办婚姻。当时在这片领地附近还住着一位姑姑；也就是说，她不是我的姑姑，而她本人就是位女地主；但是，不知为什么，终其一生，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姑姑，不仅我叫她姑姑，而且韦尔西洛夫家的所有人都管她叫姑姑，其实她跟韦尔西洛夫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这就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当时，她在同一省和同一县还拥有三十五名农奴。韦尔西洛夫的领地（共500名农奴），倒不是由她来管理，而是因为彼此毗邻，由她来监管，而这种监管，我听说，抵得上任何一位精明的管家。话又说回来，她精明与否同我毫不相干，我只想撇开任何阿谀奉承之词补充一点，这位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是位高尚的人，甚至是位怪人。

    正是她，不仅不劝阻抑郁寡欢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听说，他当时阴沉着脸，很不高兴）择偶婚配的意向，甚至相反，不知为什么还竭力怂恿，促成此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个十八岁的婢女，也就是我母亲），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已经好几年了。她那已故的父亲，非常尊敬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由于什么事还十分感激他。他也是一名家奴。在此以前六年，他快死了，临终之际，甚至有人说，在他咽气前一刻钟，他让人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来，指着自己的女儿，并且当着全体家仆的面，当时还有神父在场，大声地、坚定地留下遗言：“把她养大后就娶她为妻。”这话大家都听见了。但是他临终时说的话，把它当作死前的胡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他又是一名农奴，他本来就没有这样说这样做的权利。至于马卡尔·伊万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为妻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心里十分乐意呢，还是履行义务。很可能他完全无所谓。这是一个在当时就善于“露一手”的人。他既不是一个熟读经书的人，也不识字（虽然他知道整套的教堂仪规，尤其熟悉某些圣徒的传记，不过多半是听人说的），他并不是那种爱说教爱讲大道理的家奴，他不过是性格固执，有时还有点出格罢了；他说话时很自负，对事情的看法说一不二，最后的结论是，用他自己的奇怪说法，就是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活着”——当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博得了大家的尊敬，但是，也有人说，他让大家感到受不了。当他摆脱家奴的身份以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只要有人提到他，无不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圣徒，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这一点，我深知，而且确信无疑。

    至于我母亲的性格，在十八岁以前，她一直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带在身边抚养，尽管管家一直坚持要送她到莫斯科上学，而且她也让她受了某种程度的教育，也就是说，教会了她缝纫、裁衣、走路行动有点姑娘家的样子，甚至还教会了她能稍许阅读的本领。至于写字，我母亲从来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学会过。在她看来，跟马卡尔·伊万诺夫的这段婚姻，是一件早就决定了的事，因此她当时发生的一切，她都认为非常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她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样子十分平静，是在这种场合下可能有的最平静的姿态，以致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都说她当时像条鱼似的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关于我母亲当时性格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亲口告诉我的。韦尔西洛夫坐车到乡下来，正好是在这场婚礼后的半年。

    五

    我只想告诉读者，我永远无法弄清，甚至差强人意地猜测都猜不出来，他和我母亲之间的那事儿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我完全愿意相信他本人去年红着脸让我相信的那些话，尽管他讲到这一切时表情十分自然，甚至还带有某种“俏皮风趣”的表情，说什么他们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罗曼史，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我相信这是事实，“这么这”个俄文词真是妙不可言。但是我还是念念不忘地想弄明白，他们俩之间的那事儿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对所有这些卑鄙下流的事恨透了，过去恨，现在也恨。当然，就我这方面说，这根本不是出于一种单一的无耻的好奇心。我要指出，关于我母亲，一直到去年，我几乎根本不认识她。为了使韦尔西洛夫生活舒适，我从小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不过，关于这点，以后再说吧。因此，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当时她的脸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她长得根本不漂亮，那像当年韦尔西洛夫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对她着迷呢？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其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这一问题，可以呈现出这人的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方面。这就是我之所以问他的原因，而不是出于诲淫诲盗之心。这个老是板着脸、性格内向的人，当他看到必须这样做的时候，便会摆出一副可爱的老实模样，这模样，鬼知道他是从哪学来的（好像是从口袋里掏出来似的），他就是带着这副模样亲口对我说，当时他是个非常“傻的年轻的狗崽子”，说不上多愁善感，而是这样，刚读完《苦命人安东》和《波琳卡·萨克斯》，这两篇文学作品曾对当时我国成长中的一代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启蒙影响。接着他又补充道，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苦命人安东》，他当时才来到乡下的，——而且，他说这话时态度还非常严肃。这只“愚蠢的狗崽子”究竟以什么形式开始同我母亲发生那种关系的呢？我现在想象得出，假如我哪怕只有一名读者，他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地嘲笑我，嘲笑我这个非常可笑的少年，这少年至今还保持着自己愚蠢的童贞，却硬要去考虑和解决自己一窍不通的事。是的，我的确还一窍不通，虽然我承认这点根本不是出于骄傲，因为我知道，一个二十岁的傻大个儿，居然还这么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这种事，这该有多蠢啊。不过，我倒要奉告这位先生，他自己也一窍不通，我这就向他证明这点。诚然，我对女人还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将一辈子唾弃这种事，我还发过誓，作过保证。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也熟知，有的女人会以自己的美貌，或者她身上天知道的什么东西，刹那间就把你迷住；另一种女人呢，你一下子琢磨不透，必须琢磨来琢磨去的琢磨上半年，才能弄清她的心；要看清这样的女人并且爱上她，单凭看，单凭观察，单凭你甘愿付出一切，干什么都行，那还不够，此外，还得有一种天赋，一种天赋的本领。对此，我深信不疑，尽管我什么也不懂，如果情况相反，那就必须把所有的女人一下子降低到普通家畜的水平，并且照这样子把她们豢养在自己身边；恐怕，想这样做的还大有人在。

    我通过好几道手才获悉，而且可以肯定，我母亲并不是个大美人，虽然她过去的像片我没有见过（这像片保存在某处）。可见，不可能对她一见钟情。如果单纯为了“消遣作乐”，韦尔西洛夫可以另找一个女人嘛，而且这样的女人在那时就有，而且还没出嫁，是个黄花闺女，她叫安菲莎·康斯坦丁诺芙娜·萨波日科娃，是一名婢女。而一位带着《苦命人安东》下乡的人，倚仗地主的权势，来破坏一桩神圣的婚姻，即使是自己家奴的婚姻，那他即使面对他自己也是很不体面的，因为，我再说一遍，就在几个月以前，也就是说，在20年以后，他谈到这个《苦命人安东》时仍旧非常严肃。要知道，安东被夺走的只是一匹马，而现在是夺走人家的妻子！这说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情况，因此，mademoiselle萨波日科娃才棋输一着（我看，是她赢了）。去年，有一两回，我瞅准可以跟他谈谈的机会（因为并不是永远有机会可以跟他随便谈谈的），就把所有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提了出来，纠缠他，要他回答，我发现，尽管他经常出入社交界，善于应对，再说，这事又相隔二十年，他听后还是有点龇牙咧嘴，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但是我非要他回答不可。记得有一次，他被我纠缠不过，只好不得已地以一种上流人士惯会摆出的那副厌恶的神态（过去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对待过我），他似乎有点奇怪地、支支吾吾地说道：我母亲是个——毫无防人之心的女人，对这样的女人，倒不是说你会爱上她，——恰恰相反，根本不是的，——可是却会突然不知为什么地可怜她，因为她百依百顺吗？然而，究竟因为什么呢？——个中原因，永远无人知道，但是你却会长久地可怜她；可怜来可怜去，就依依不舍了……“总而言之，亲爱的，有时候你就会觉得难舍难分了。”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得不认为，那时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他当时自称的愚蠢的狗崽子。而我要的正是这个。

    不过，他当时还硬说，我母亲之所以爱上他是因为“逆来顺受”：他居然想得出这是因为农奴制！他这是胡说，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违心地胡说，既违背了贵族的荣誉，也违背了贵族的身份。

    当然，我说了一大堆，似乎是在夸我的母亲，可是我已经申明在先，我对她，对当时的她一无所知。况且，我知道得很清楚，她从小就生活在那些可怜的观念中，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后来又一辈子保持这观念不变，这种环境和这些观念的影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不幸还是发生了。恰好，我想顺便纠正一下，我浮想联翩，却忘记了必须先从事实讲起，这事实就是：他们之间的猫腻，正是从那件不幸的事开始的。（我希望，我的读者还不至于装腔作势到这样的地步，居然会一下子听不明白我想要说什么）。总而言之，他俩之间的猫腻，正是按地主家的常规开始的，尽管mademoiselle萨波日科娃得以幸免。但是说到这里，我要替自己辩护几句，并且赶快声明，我说的事决没有自相矛盾。因为，噢，主啊，当时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而且又是跟我母亲这样的女人，况且又在欲火中烧、欲罢不能的情况下，他俩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经听到一些淫乱成性的男人说过，男人与女人苟合，最常见的情况是，开始一声不响地干那事儿，当然，这太骇人听闻了，也太恶心了。再说，韦尔西洛夫即使愿意，刚上手时也不可能同我母亲有别的做法。难道同她干那事的时候，能先给她讲解《波琳卡·萨克斯》吗？此外，他们俩也根本无心钻研俄罗斯文学，相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一回说得忘情了），他俩常常躲躲闪闪地藏在犄角旮旯里，相约在楼梯上见面，如果有人走过，就红着脸像皮球似的急忙跳开，一个“暴君似的地主”，尽管拥有农奴主的一切权利，可是碰到一名地位最低下的擦洗地板的女奴，也会吓得发抖。即使用地主们惯常的方式入手，结果也是既像幽会，又不像幽会，说到归齐，根本就不可能谈情说爱。甚至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单就他们爱情的发展程度说，就是一个谜，因为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首要条件...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