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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述多次提到的，东万律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客家人，从前西婆罗洲的其它华人公司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观察这个族群，把目光转向中国，看看这个客家人的发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史与苦难史。
在幅员广大的中国版图上，可以看到粤东是一片河道交错的绵延山地，滨海部分有一段宛延曲折的海岸线。这就是婆罗洲华人的原乡所在地。
在久远的历史上，粤东与广东省其它地方一样，住著尚未开化的土著居民，他们屈从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压迫一一种也许最终会使所有东亚民族濒于毁灭的力量：永不停息的北方汉人移民潮推进粤东北界，也许不用暴力，却难以抗拒，其结果是汉人吸收、排挤最终可能会取代了原住民。
但在广东、广西的某些边远山区，还有一小部分称为“苗子”的部落一直在抵抗这种被吞噬的命运，而且至今尤存。本文所关注的地区，就掌握在称为“本地人”的族群手中，至今他们仍占广东人口的多数。
大约在中世纪，本地人加给苗子的命运不幸落到了自己头上。来自福建的新移民潮冲著广东东北边界蜂拥而至，渐次而稳步地进入粤东沿海地带。经过一段时间的掠夺，与其说通过吸收，不如说通过排挤原住民，得到了一些富庶的地区。这些入侵者控制了除大埔县以外的整个潮州府，[1]与西部惠州府所属的陆丰、海丰和归善，[2]以及更远的东莞地区的大部分。同时，广东的整个海岸线几乎都有或多或少的移民与本地人杂处。这就是所谓福佬人的故乡。多亏了这些勤劳刻苦的人民，我们海外属国的许多地区才变得繁荣富饶。他们的名称Hoklo道出了福建省（其南部居民自称Hokkien）是他们最早的发源地。
另一次比福佬更强烈的移民潮，几乎同时向本地人地区涌进，这就是所谓的客家人。有关他们的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语言与中国北方民族的语系十分相近。
唯一不属于福佬的大埔，却屈服于客家人的压力，客家话成为当地主导语言。此外，现在的嘉应洲及所属四县，也以客家方言为唯一的通行语言。最后，同样的命运也落到惠州府不属于福佬控制的其余七县，尽管程度相对轻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该州的某些地区，不仅本地人，而且福佬也都在极力抵抗入侵者。
看来不安分的客家移民决不会停息他们的渗透。他们还是以原先的方式，分成无数小组深入广东省的其它地区。惠州西部的广州府是世界名城广州的所在地，客家人已入主它的两个山县：从化与花县，其余的龙门、增城、番禺、新安、香山与新宁[3]六县则由客家人、本地人与福佬三分天下。剩下还有六县客家人尚属少数，本地人在此及广东其余地区仍占有优势，并保留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通常居住在土壤肥沃的地区，而客家小族群则挤进贫瘠的山地。在外来移民不太多的地方，通常必须向原住民租用土地。但在移民与本地人数量相当并建有较大村落的地方，往往是械斗的舞台，主要是因为相互争夺土地所有权。
这样一个若干世纪以来不断从中国北方逐渐经由江西移向广东，并且还在继续渗透的族群，实在堪称“客家人” !这个名字很可能是那些家园被他们侵占的人起的，客家人自己也沿用，但更经常自称“客人”。值得我们荷兰人注意的是，这种不屈的移民精神决不为广袤的大海所阻隔，他们先到达海南岛，然后向更遥远的婆罗洲进发。
在那里，荷兰人有机会长期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了解他们的本质与特徵，甚至相当欣赏其中的大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缓慢而执著不息的移民过程使客家人民经历了不屈而激烈的生存斗争，这个苦难的历程在他们的个性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始终一个接一个或一群接一群地散居在陌生而敌意的民族中。在占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他们当然只能得到贫脊的土地。唯有辛勤的工作，才能维持一种贫乏的生活。年复一年，辛劳的客家人流血流汗仅能换来粗茶淡饭而已，奢华富贵与他们绝缘。在处于受压迫的少数派的地方，他们只能勉强适应环境，完全屈于强者；而在另一些人口日增、生存空间也需相应扩大的地区，自然与原住民产生冲突，造成村落对村落，家族对家族之间的频繁械斗。总之，大多数的客家人始终生活在不息的斗争环境中。直到今天，在广东的许多地方仍可见到这种现象。
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艰苦磨练，客家人具备了世界最佳殖民者的素质是不足为奇的。每个在我们殖民地接触并仔细观察过他们的人，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努力与勤奋，尤其在农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涌入婆罗洲西部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他们在炎热的赤道，日复一日起早摸黑在金矿里从事一种连当地人也难以忍受的苦工，一种其它任何民族在同等条件下都难以支撑的工作，其艰苦程度只有亲眼目睹过的人才能想像。今天，正是这些健壮的客家男儿将三发、坤甸，南吧哇的原始森林、荒山漠野开辟成良田、蔗林和果园，无疑，这是得益于客家祖先长期以来开发荒原的经验。在中国，他们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被原住民赶到荒原。还是由于人数占多数的客家人的辛劳，使邦加（Bangka），勿里洞（Bilitong）锡矿的开发成为现实。他们的汗水增添了我们的财富，成就了我们作为殖民大国的地位。最后，客家人还是日里（Deli）种植园的命脉，其丰硕成果每年为我们荷兰的国库增加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
不难理解，一个在自己祖国不断与艰苦的生活环境作斗争的民族，妇女也在生存竞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妇女无所事事的奇俗，诸如深居闺房，裹脚等，都是客家妇女所不为的。长期以来，客家妇女一直是一种劳力，尤其在农业方面，她们与客家男人一样能干。所以，难怪客家妇女在劳动上一点也不输给男子。引人注目的是，她们的婆罗洲姐妹们：即客家男人与当地戴雅克妇女通婚所生的后代（由于移民的困境以及迁徙者的极端贫困，这里从未见到来自中国的妇女的踪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品质。她们这种品质大概不会是戴雅克族遗传下来的，因为婆罗洲客家妇女所从事的那种繁重劳动，既非戴雅克妇女的日常工作，也不是荷印群岛女性通常所作的。可以说，她们这种劳动能力源自中国血统，并通过客家男人（他们对本族妇女的勤奋刻苦已习以为常）对她们所进行的劳动教育中发展而来的。
那些去过婆罗洲华人区的浅薄的外国人，看到客家妇女日常在田间辛勤劳动+长途运货到集市出售，难免动了怜香惜玉之心而鄙视她们的男人。遗憾的是，这种由西婆罗洲华人妇女的温柔美丽而引发的欧式殷勤往往不经久，因为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客家男人的辛劳并不亚于本族妇女，这里绝对不存在滥用女性劳动力的问题。何况对这些妇女来说，劳动是她们的第二天性，对此她们并无怨言。
这个族群的经历，可以解释他们面对艰苦工作的坚韧不拔精神，也能说明其它一些引人注目的品质，首先是他们善于适应各种环境并能与各种不同的民族打交道。
有关客家人上述品质的第一方面，无需赘述。能够明显表明他们的适应能力的证据是：他们没有背弃自己的民族，没有背离祖宗的礼法；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千变万化的环境中，他们并不是单枪匹马闯天下的冒险家，而是有组织的移民者，不断得到来自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补充。Veth教授援引一位在婆罗洲观察过华人的作者的话说：“古人善于移民，但在我们这个时代，谈到殖民不应怱略华人。看看他们，甚至在那些困境重重的地方，如西婆罗洲一处于该岛所有沿海地带马来人与散居内地土著的压迫下，还是通过勤奋努力有规律地定居下来，建设了相当大的村落，开垦了大批土地，并且克服了后来我们接管时设置的种种障碍。在丝毫得不到祖国政府的保护、没有任何资本的条件下，仅仅凭著机智与事业心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并把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中国的亲人。他们与土著妇女通婚，却能让后代完全接受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村庄大小，他们首先注意到建立学校。要在华人中寻找文盲，只能白费心机。况且，他们并没有校监，也没有政府资助!多么令人惊异的民族，他们身上有著许多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地方”。[4]
至于客家人的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无疑以他们在婆罗洲西部的活动表现得最明显。事实上，他们初到当地时完全没有什么障碍。相反，那些酋长、贵族们都很欢迎他们的到来，甚至极力邀请他们到自己的领地。之所以会这样，并非把他们当成我们荷兰人那样的拥有战舰、士兵与大炮的强大的保护者，而是把他们看成一种可使国家富庶的有利因素。傥非他们善于与酋长及其人民相处，岂能得到移居当地的鼓励。甚至像戴雅克人这样的猎人头者，他们也能友好相处，否则小组掘金者怎敢散居内陆地带？更可以说明问题的是，他们通过与土著妇女结婚而建立的家庭纽带关系。在初期，这类异国婚姻屡见不鲜。等到生齿日繁，公司力量增强到足以抵抗马来人与戴雅克人时，他们认为不必再委屈求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胜者为王”的姿态。这种事情在殖民成为制度的地方足司空见惯的，华人自然也不例外。
在1854年的所谓华人战争完全破坏了公司自治制度之后，再次确证了客家人能够与土著居民和睦相处。每个对婆罗洲西部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那个地区，中华民族之子与布吉斯人和马来人像兄弟般地在同一个村子里居住，极少听到华人与这些混居在一起的民族有什么不和的关系。他们也散居在几乎所有的戴雅克部落区域，甚至毫不畏惧地在野蛮的伯唐梗人和普南人[5]活动区当行商，那是欧洲人没有武装保护决不敢涉足的地方。君子“素夷狄，行乎夷狄”，孔子的名言[6]也是客家人在海外行商作贾始终奉行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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