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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树德说道。
安史之乱后，唐代财税改革有两大原则：一是以财产计税，不按人头来算；二是量出为入，即预估明年要花多少钱，然后制定征税计划。
夏朝继承了这个财税制度，因为太好用了。
按财产征税，可以从富人那多收钱，增加财政收入。
当年唐德宗在长安丈量达官贵人们的屋宇，估价征税，即便惹得满朝怨怼，也坚持执行了下去，因为这样真的能多收到钱，还不是搜刮农民——间架税，就是房产税，征税对象是住在城里的官员和市民阶层。
唐德宗收了不到一年，史载得了好几年禁军军赏，可能有所夸张，但仅长安一地，搞不好就弄了几十万缗钱。
随后泾原兵变爆发，称帝的朱泚表示废除间架税，唐德宗后来也被迫妥协，取消了间架税。
从此以后，间架税便不再是一个常设税种了。
历史上后唐末年，李从珂入洛阳后，为了犒赏军士，提前征收了好几年的“间架税”。
后晋石重贵为了筹措军费，又收间架税，不过他改名为“屋税”。
后周继之，一直到两宋，都没废除。
间架税只是财产税的一种。
就农村而言，按照田地多寡征税才是大头。
这么合理的收税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明朝又变回去了，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摊丁入亩，才再一次按财产而不是人头收税。
夏朝与唐朝一样，财政收入一半左右来自榷税。
榷税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税种叫做“榷税”，它可细分为榷盐钱、榷茶钱、榷铁钱等。
榷税中最大一宗，来自榷盐钱。
前唐末年，每年可收三四百万缗，而在懿宗朝那会，则接近五百万。
夏朝刚建立那会，一年只有百余万缗榷盐钱，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大，以及对逃税行为的打击，现在已经慢慢超过唐末，达到了六七百万的庞大数目。
榷盐钱之外，第二大宗则是榷茶钱。
这个税种的历史不长。
中唐以后，因为茶叶贸易的极大增长，这种商品渐渐变得引人注意。
唐德宗时期，首次征收榷茶钱。当时数额不大，税率“十分取一”（10%），弥补的也多是一些临时性的开支，比如补充某地常平仓，给百姓平价供粮等等。
唐德宗跑路后，与间架税一样，榷茶钱停征，因为这是“暴政”的象征——茶商与地方大族、官员公卿关系密切，自然阻力较大。
但严峻的形势摆在那里。
武夫们要军赏，平叛要军费，不收钱怎么办？难道一起等死？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官员士大夫阶级不得不妥协，同意割肉征税。
德宗朝，榷茶钱每年四十余万缗。
宣宗朝，增至六十多万。
至唐末，大概八九十万的样子。
夏朝每年征收的榷茶钱，则达到了百余万，是榷税的第二大来源。
这两项之外，还有榷漆钱、榷马钱等等，很多……
不过，前文也说了，中唐以后，便是“量出为入”这种操蛋的征税方式。
量出为入，意味着税率未必固定，征税对象也不一定就是那几个。缺钱的年景，以前不收税的东西，可能就要收了。财政稍稍宽裕一些，再停征。
比如榷酒钱，就有些年份收，大部分时候免税。
说来也挺神奇的，收税只有收得停不下来的。但唐代的一些税，却真的只是应急征收，今年收完，下一次收可能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收个一两年，然后又停了，让人难以理解。
说量出为入，就量出为入，还他妈挺遵守财政纪律，开支控制得不错。
“罢了，明日回京，朕和他们细说。”邵树德想了一会后，道：“与波斯人也打不了几年了，而今四境太平，该厘清财政了。量出为入，朕不太喜欢，要改一改。”
邵树德记不清他几次想改革财税制度了，但总是有用钱的地方，逼得他不太敢改。到了现在，他算是想明白了，好时机是不存在的，永远都有用钱的时候，钱永远都不够用。
再等下去——没几年好等了。
三月十五日，回到京中的他召集政事堂、理蕃院及两衙枢密院官员问对，令其制定一个新的财政框架出来。
不仅仅包括税种、税率，还有各道承担的比例。
姑且算是大夏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财税改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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